刘元春：要防高通胀

2009年07月02日 05:19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0人参与0条评论

刘元春

目前中国宏观经济到底是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还是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这已经成为宏观经济争论的核心。这也是未来货币政策决策的核心。

笔者认为，目前低价格水平状态将在一定时期持续，但由于内部持续高速度货币冲击、外部输入型价格上涨以及内在通货膨胀形成机制的特殊性等原因，中国将在6个月左右面临通货紧缩快速逆转的风险，从而使中国宏观经济在结构性价格快速上涨冲击下放慢复苏的脚步。

我们要警惕的，可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价格水平增速的逆转，而是可能发生的价格水平大起大落的情况。不是防一般的物价上涨，而是要防“高通货膨胀”

首先，综合货币、信贷、利率等看，当前货币政策已经达到十分宽松的环境。尤其是从货币供应量与物价指数CPI的增速缺口，从M2与GDP的增速缺口来看，两个缺口分别大幅攀升27个百分点和19个百分点，达到近20年的历史高点。

而我们的实证研究发现，长期来看，货币供给和通货膨胀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在经济危机期间，货币冲击的传导渠道会由于金融机构和厂商财务状况恶化而阻塞，货币的价格效应可能延迟产生，但这并不意味着通货膨胀与货币扩张不敏感。

其次，虽然世界在中期处于通货紧缩的状态，但是，石油价格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会对不同国家产生不对称的冲击。由于价格形成机制的特殊性，中国可能成为世界通货紧缩逆转的急先锋。由此，中国也可能过度承担世界经济复苏的成本。

目前大量学者认为，中国通货紧缩不仅是当前最为严峻的问题，而且也是未来相当一段时期面临的问题，通货膨胀不会存在，即使存在也是目前所期望达到的目标。这种观点的核心理由就是，目前全世界都处于通货紧缩的下行通道，世界流动性不会在世界潜在产出缺口扩大时带来通货膨胀。

这种世界主义的观点最大的问题就是，忽略了中国通货膨胀形成的特殊机制。石油价格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飙升对于不同国家通货膨胀的冲击存在巨大的差异。中国经济的二元性以及中国重化工化增长模式决定了它对这些国际商品价格波动的敏感性，输入型通货膨胀在目前阶段应当成为宏观决策关注的核心之一。

可以说，目前国际大宗商品和石油已经度过价格深度下滑期，而进入价格复苏的通道。由于目前这些商品的投机性和保值性，因此，这些商品与一般金融产品一样具有强烈的价格超调特征。因此，未来这些商品价格上升的幅度和速度将进一步加速。

国际大宗商品CRB综合指数表明：2006年1月的306点一直攀升到2008年3月的486点，上升了180点；到2008年12月下降到298点，下降了188点，2009年1月之后出现恢复，到6月上涨到372点，涨幅达到24.8%。农产品价格2009年3~6月上涨了20%，而石油价格从2009年初的34美元/桶上升到6月的72美元/桶，上升了112%。这些价格冲击对于一般发达国家和中国的冲击是完全不一样的。

以中国来说，中国食品价格占CPI的权重达到34%，高出发达国家20点左右。因此，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的飙升对中国价格的影响要高出两倍多。从2006~2008年的测算中，中国输入型价格上涨因素中食品价格上涨占的比重高达40%。另外，中国正处于重化工化阶段，石油价格对中国的影响也会比任何一个后工业社会国家要大。

此外，中国经济下滑产生的基本逻辑与发达国家完全不一样，因此，大规模扩张性货币政策带来的宏观经济反应是不一样的。美国的危机发源于金融领域，随后扩张到实体领域，而中国经济的下滑来源于外部环境和内部实体经济的周期性力量。因此，美国扩张性货币政策在金融救助中并没有带来M2和贷款的大幅度上升，而中国为刺激实体经济而采取的扩张性却直接反映在M2和贷款的急剧攀升之上。因此，在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作用下，中国通货膨胀的压力与美国存在本质性的区别，中国将先于世界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出现通货膨胀的压力。

对于中国来说，中国通货膨胀所固有的机制也决定了中国通货紧缩逆转的突然性、非预期性和快速性。中国货币政策在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简单的价格水平的轻微逆转，而是价格水平大落大起的逆转。(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