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战兵临城下银行家称中国当用好拖字诀应对升值压力(4)

2010年11月09日 16:19
来源：环球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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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运用好“防”字诀。

当前，我国面临着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最严峻的国际形势。尽管我们在面对美国的货币战时危中有机，但客观环境要求我们务必谨慎对待，按最坏打算，做好防守工作。

1，保持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防止出现大的动荡。

首先，要将通胀率控制在可承受的水平。2008年我国曾出现了CPI 8%的增幅，而2009 和2010两年又投放了18万亿左右的银行贷款，通胀的势能很大。由于我们的生产加工能力较强，容易给有些同志一种错觉，好像物价涨不起来。其实2008年时我们的生产加工能力也是过剩的，但物价却涨得非常迅猛。通货膨胀本质上确是种货币现象，货币量积累到一定势能时，就会呈现结构性的循环攀升。因此，近一两年必须要高度关注粮食等食品类价格、石油用品类价格、市政服务类价格，在外界环境不明朗时，切忌侥幸搞价格闯关，当前并不是价格全面改革的最佳时机。

其次，要高度关注就业状况。与美国贸易战一旦打响，一部分出口加工产业势必面临滞销和停工压力。尽管近些年来我们对美国的出口结构发生较大变化，纺织品类的占比已不足20%，相对而言抗风险能力有所提高，但由于新一代的加工产业工人已经不可能退回到农村，还原成农民，而会直接形成社会问题，因此，在制订财政预算时，要提前作出考虑，可在对出口加工企业的退税和补贴方面提前做出些安排。

三是要高度关注股市的变化。随着国际游资的集聚，香港和国内股指已经开始逐步攀升。这种攀升有着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一旦美元重拾升值轨迹，美元汇率和利率都将提升，而人民币升值也就不再成为主题，届时国际游资自然获利撤离，如果再借助股指期货等做空机制放大盈利倍数，则股市的跌幅将会较为剧烈，自然对整个社会带来较大冲击。因此，对股市的综合管理应该未雨绸缪，以免酿成大的事件。

2，继续扩大内需占比，强化相关制度性建设。

2009年以来，我国内需对GDP的贡献明显攀升，有效地承接了外需减少带来的压力。但由于投资拉动的效应正在逐步减弱，国内消费能否迅速提升并承担起主要引擎的作用，意义重大。这方面有两个要点需要格外重视：

一是财政政策要继续在带动农村消费市场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围绕家电下乡、农村新型医疗合作保险、廉租房建设等领域应进一步强力推进，缓解农村消费的后顾之忧。

二是建设城镇消费金融体系。围绕汽车按揭、信用卡、教育贷款、旅游贷款、个体工商户经营性贷款、微型企业贷款等领域，持续引导和推动，并为参与其中的金融机构创造较好的政策和经营环境，将城镇居民消费潜能有效释放。

3，主动调整国际金融资产结构，减少可预见的损失。

未来两年，美元将处于低利率和贬值周期，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必将形成一定的相对损失，对于我们25000亿的外汇储备来说，应提前做好应对。此问题处理不好，最终也会演化为社会问题。有三个选择可以考虑：

一是可逐步增持欧元资产。一方面，欧元相对美元处于升值周期；另一方面，欧洲央行对通胀率的重视程度远超过美国，会提前加息以应对货币超发带来的通胀压力。因此，欧元资产从利率到币值都会获得相对高的收益。相应的日元也处于升值通道，但其利率始终难摆脱趋近于0的魔咒，相对是次优选择。

二是石油储备的购置和石油期货的投资。全球石油基本都以美元计价，尤其是期货交易所的石油商品更是如此。美元下跌，意味着美元计价的石油价格的上涨，因此，石油及其交易商品可看作是美元下跌的一种对冲工具。我国原油储备的建立应加大力度，将一部分美元外汇储备提早转换成石油储备，有利无害。即使将来美元重新升值，由于全球货币供给量又上了一个台阶，因此石油价格也不会回跌过多(上一轮石油价格从20余美元涨到120美元左右，即使回跌，也是稳定在80美元左右)。而对于期货交易所交易的石油商品，则可依据专业判断，在两年左右的美元贬值周期内进行相应的操作，对冲一部分美元资产的相对损失。

三是进一步发挥中投和外向型企业的作用，以实体经济和战略资源投资作为金融投资的必要补充。可考虑以某种制度安排，将一部分外汇储备进一步向中投公司和有能力走出去的大企业分散，参与境外优质企业和战略性资源的投资，缓解我国外汇储备的金融投资已成为全球最大庄家的尴尬。

中国如何在国际间引领舆论焦点

当今世界，一旦被美国锁定为“头号对手”，就势必要面对多国的联合施压，道义上处于下风。无论人民币汇率问题还是地缘政治问题，盖莫如外。摆脱之道是开辟新的舆论战场，以更高的视野和观点引领国际舆论焦点，从而跳出对方所设定的论点和语境范围，摆脱重重包围。上一次G20会议上，中国政府所抛出的“超主权货币”的观点，使得我国处于有利的论战地位，即是最好的例证。

在11月于韩国召开的G20会议上，人民币升值的问题将面临新的考验。由于世界主要国家货币都已经对美元升值，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就不仅仅是中美问题，很容易演化成中国和多国的问题，很容易成为多国论战的焦点。但是，此次会议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就是20国领导人不知为何要聚到一起，会议没有主题，全球在稳定金融秩序、防范系统性风险方面已经失去方向和目标，非常需要一种成体系的建议来凝聚各国的智慧，找到突破点。有鉴于此，我国领导人应提出几条高屋建瓴的倡议，引领国际舆论导向，既对全球货币体系的重构指明方向，造福人类，又有效淡化人民币议题的影响。

如前所述，本轮金融危机是最典型的因为货币超发、虚拟经济自我创造、自我创新所导致的连锁金融反应。而全球范围内货币供给过剩的主要原因，是70年代以来形成的国际货币体系，即所谓“牙买加协议”体系，

稳定国际货币金融秩序、防范系统性风险，有赖于全球范围内控制货币发行量；而全球货币创造机制的控制，又有赖于对“牙买加协议”进行修正，在现有基础上，逐步重构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我国应针对此焦点问题，提出以下四点倡议：

一，以制度形式确立多元国际储备货币，建立多元本位制。

可按照在国际贸易往来的占比，确立三到四个货币为国际储备货币，按重要程度排序应该是美元、欧元、人民币(必要时可包括日元)。世界各国按照实际的进出口交易方占比来确立储备货币的币种结构，以此减少美元在储备货币中的占比，从而减少美元超发对全球的影响。

二，核心储备货币之间采用固定汇率制。

美元、欧元、人民币(以及日元)之间采用相对固定的汇率机制，一定期限内、在一定幅度内汇率相对固定，必要时可阶段性地予以调整。外围货币与核心储备货币之间可自主选择汇率制度，或固定或浮动皆可。核心储备货币国占全球贸易往来的绝大部分份额，与当前美国只占全球贸易往来的20%的情形大不相同。核心储备货币之间汇率相对固定，会使得全球的汇率基本处于稳定状态。

三，确立各主权国家共同参照的货币发行原则。

当前大部分发达国家货币发行的原则是盯住通货膨胀率，以就业率或国际收支状况来修正。我国是同时参照四个指标，即通胀率(CPI)、经济增长率(GDP)、就业率或国际收支状况来其他发展中国家还包括其他重点关注的指标。但总体上，能够归纳出全球相通的和规律性的指标和指标运用的基本原则。制定共同的货币发行原则有点类似于制定碳减排规则，各国愿望一致，但又各有国情，只有求同存异、逐步引导，才能最终找到共同认可的参照区间。在这方面，我国可以发起“北京议定书”，先提出一个标准，邀请各国家来讨论，逐步取得全球的共识。

四，“量化宽松”政策应坚决退出。

此条倡议并非国际货币新体系的内容，但由于“量化宽松”政策直接导致货币的毫无控制、放弃最基本的金融常识的超发，这就使得国际货币新体系的建立毫无疑义。不可否认，在金融危机来临时，“量化宽松”政策尽管有争议，毕竟还有些稳定市场信心、缓解流动性压力等积极意义，但当危机企稳以后仍继续实施，并且是针对全球本位币——美元继续实施，就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尤其美国已无需将其作为应对危机的手段，而只是作为推低利率和汇率的工具，就更是不能容忍。如果全球纷纷效仿，必然导致国际金融秩序混乱，下一轮金融危机提前爆发。因此，此条倡议是推行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建设的必要前提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