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宪忠：“父母官”的正当含义在哪里？

2012年10月08日 15:57
来源：凤凰网财经 作者：俞宪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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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官场上，会经常地接触到“父母官”现象，也会屡见不鲜地听到对某位高官“爱民如子”的倍加褒扬，形容政府官员像父母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无微不至地体恤民情和关心百姓。中国历史上的郑板桥(1693—1765)曾是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和“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在主政山东潍县期间，也因从政廉明和体恤百姓而深得潍县各界人士的爱戴，但也得罪了一些达官要人。据说他在辞官回乡而离开潍县的时候，有很多人都在依依不舍地为他送行，当时曾有人请教他如何对待百姓？他的回答是：对百姓要爱民如子，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就可以了。由此可见，即使像郑板桥这样开明贤达的饱学之士，也是在爱民如子的意义上来理解或界定“父母官”现当下的中国人，如果遇到了家乡的政府官员，也是习惯于感恩戴德地将他们称之为“父母官”

作者在想，在社会和政府的治理结构中，为什么会将官民关系形容为血缘化的父母与其子女的关系？很可能的原因在于：

一是中国具有漫长而典型的封建社会史，封建社会的典型特征是中央政府高度集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就是天子，国民大众不是主人，而是受皇帝指使的一群下人，皇帝治国安邦就像牧羊人一样驱赶着自己的羊群。所有官吏都像封建家长制下的父母一样，对其儿女化的百姓具有绝对的支配权，儿女必须绝对地顺从父母的意愿做事情，而绝对不能有任何的违抗或偏离。否则的话，就会受到家法或族规的某种暴力惩罚。

二是在中国文化意识的历史长河中，被官方奉为意识形态的主流文化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显著特色是孝亲文化和忠顺精神，强调的是君君臣臣和父父子子，以及君为臣纲和父为子纲，君臣关系总是与父子关系相联系。其核心价值理念是忠诚与服从，百姓对其辖区的政府官员要像对待其父母一样。就像是儿女必须孝顺父母一样，百姓也必须顺从政府官员的任何调遣和安排。否则的话，就会被认为是不忠不孝。

三是中国没有市场经济的历史，并实行了长期的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的显著特征是自由选择和公平竞争，与之相适应，政府官员则是产生于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竞选过程，政府所拥有的全部公共权力都来自于国民大众的合意授权，其合法性毋庸置疑。与此相反，计划经济的典型特点是国有化(包括劳动力和思想言论)，一切权力和权利都收归国有，实行中央集权下的不服从者不得食，不听话的孩子没奶吃，政府官员对待国民大众，就像封建家长严酷地管教其子女一样。

无论是封建主义还是计划经济，其高度集权全都有赖于纵向垂直的政治高压和思想洗脑，国民大众时刻都会面临着诸多政治运动及其暴力威胁，其执政背后的核心理念都是以官为本。其不容置疑的强盗逻辑就是：元首等于政府，政府等于国家，而国家则又等于祖国，特别强调对元首的无限忠诚和盲目崇拜，并将此视为公民爱国主义的最高表现。把忠于祖国代换为效忠于国家，并进一步置换为服从政府和忠于领袖，将祖国母亲偷换为领袖父亲，最高领导人因此而成为“父母官”的总代表。

由于国民大众无法见到虽然“无比仁慈”但却异常神秘的伟大领袖，不可能得到伟大父亲式英明领袖的耳提面命，那么，由其领袖直接任命而非大众合意选举的一系列钦差大臣和各级官吏，就会很自然地成为类似于亲生父母的诸多具体化身。正是由于这种集权化和垂直性的“化蛹成蝶”过程，国民大众才得以见到了那些满天飞的“父母官”。既然官民关系如同父子关系，那么，大众对其政府官员就只有忠诚和服从，而绝不能对其命令和指示存有异议或否定。由于这些原因，人们就普遍认为最好的官员就是“爱民如子”的官员就并进一步将官民关系异化为不可抗拒的父子关系，将非常严肃的政治关系异化为不可改变的血缘关系，将权责分明的法权关系异化为不可违背的伦理关系。

如果政府官员的命令、指示或决策出现了错误，就像“反右运动”、“大跃进”、“三年困难”、“四清”或决十年文革”一样，甚至引起了灾难性的社会后果，国民大众这些“孩子”们也不要有任何怀疑或抗拒。因为父母的动机是好的，要可怜天下父母心，天下历来只有不孝的儿女，而绝没有不仁慈的父母。即使父母打骂甚至虐待孩子，也是为了孩子好，父母的行为全都是为了纠正儿女的不良习惯或毛病。不是说子不教父之过吗，不是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不愁吗！如此而论，父母官就永远都没有错，错的只是您们这些作为百姓的不孝的儿女们，都是因为您们这些儿女们不听话、不请示、不汇报、不服从、不忠诚、不孝敬、不恭顺！不管出现了什么问题，全都是儿女的错。否则的话，就会被视为不忠不顺的忤逆不道。父亲总是伟大，母亲总是仁慈，儿女们总是背负着一个沉重的道德“十字架”，并在一个纯粹伦理主义的陷阱里苦苦挣扎。在此语境下，依此而论，即使百姓向政府官员送礼，就不再是行贿，而是一种“孝敬父母”的感恩行为；同样的道理，即使政府官员向百姓勒索钱财，也就不再是索贿，而是一收取养老金”的合法所得。“父母官就的真实含义由此被异化、被扭曲、被混淆、被倒置。

如果我们留意的话，在有些非常欠发达的落后国家，国民大众和一些主流媒体也经常将其国家领导人称为“伟大的父亲”或“慈祥的父亲”，很多时候也使用“伟大的母亲”或“亲爱的妈妈”来将政治概念血缘化、伦理化或人格化。但这些国家却并没有为国民大众带来自由、富裕和繁荣，而是将他们拖入了一个长期贫困的发展陷阱，除了贫困之外，国民大众什么都没有。如何理解这种状态下或“父亲或“母亲的称谓，是源自领袖人物自负无耻的暴力强制，还是源自大众百姓愚昧无知的盲目崇拜，或是源自御用文人屈膝献媚的政治讨好，抑或是诸种变量劣性均衡的多因一果，作者在此暂不评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越是冷酷无情和草菅百姓的暴君，就越是特别需要这样看似仁慈的伟大光环。所有的独裁者都是非常自负无耻的暴君，对国民大众都没有丝毫的敬畏之心，这是一个历史铁律。

在政治现代化和政府现代化的呼声此起彼伏的现代社会中，我们需要弄清楚“父母官”的正当含义是什么？到底谁应该是“父母官”谁应该是“儿女”，或者说，在政父母官”的政治语境下，对于辖区内的百姓而言，政府官员到底是“爱民如子”意义上的“父母官”(官员如同父母、百姓如同子女)，还是“衣食父母”意义上的“父母官”(百姓如同父母、官员如同子女)？

政府是一种社会管理机构，政府官员是一种社会管理人员，政府官员与大众百姓之间的真实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国民大众是社会管理的委托人，而政府官员则是社会管理的代理人，国民大众将社会管理的职能委托给政府官员来做，政府就因此而理应成为“为人民服务”的公共代理机构，政府官员也因此而成为国民大众的服务员。这就是“人民公仆”的真实由来，也是政府机构合法性存在的惟一理由，更是国民大众向政府缴纳各种赋税的惟一原因。政府支出的各种公共管理费用，全部都来自于国民大众上交的税收，政府官员的就业机会由人民大众的服务委托所提供，政府官员的薪水也来自国民大众所承担的各种赋税，毫无疑问的是，政府官员只能依靠国民大众来养活，就像孩子依靠父母来养育一样。

基于这一真实关系，我们可以认定，国民大众是政府官员的“衣食父母”，不仅政府官员群体来自国民大众，而且其各种生活费用也都由国民大众所供给，政府官员只能是国民大众所养育的“儿女”，而绝不是高高地凌驾于他们之上的家长式“父母”，如果非得要使用“父母”的称呼来形容或界定官民关系的话，政府官员也只应处于“敬民如父”和“爱民如母”的从政位置，更应该对国民大众时时刻刻保持者“敬畏之心”和“敬重之意”。现代化的社会管理法则和政府治理理念，必须将国民大众置于至高无上的发展位置，由此方能真正实现从官本主义向民本主义的治理转型，从而才有可能完成发展的革命。

当代社会正处于一个理念竞争和制度比较的全球化时代，看似隐性无形的文化理念，实际上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选择和发展质态，具有至高无上的发展价值和指导意义。各种后果不同的发展现象背后，实际上是我们的发展理念在起作用。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没有成为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就是由于各种愚昧落后的文化发展理念在起作用，实质上是其落后的制度安排所长期积淀下来的一种历史文化现象。相对于其他发展现象而言，文化理念通常具有超强的落后粘性或刚性，也就是制度经济学所讲的路径依赖性或历史惯性。改变因愚昧无知而封闭扭曲的文化理念，矫正因高高在上而盛气凌人的从政心态，消除因特权横行而刁难百姓的官场恶习，对任何国家而言，都是最为困难的事情，但同时也是最为重要的事情。

唐代著名政治家魏征曾经说过：君为舟也，民为水也，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人民对政府即可以用手投票，也完全可以用脚投票。当那些自以为是、自负妄为和自命不凡的“父母官”们违背民意的时候，国民大众自然就会用脚投票。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面向现代化，就是因为他摒弃并超越了“爱民如子”这一愚昧无知的传统陋习。邓小平曾自豪而庄严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只有中国所有的政府官员都摒弃掉“爱民如子”的“父母官”理念，将国民大众视为终生依靠的“衣食父母”，中国才有可能重构起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机构，政府官员才有可能真正成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阶层，中国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其自身的现代化崛起。发展理念现代化、政府机构现代化、政治安排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对中国乃至全世界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会具有实质意义、核心价值和引擎效果。【作者：俞宪忠(1956.12-)，管理学博士，济南大学经济学院特岗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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