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宪忠:“父母官”的正当含义在哪里?
在中国的官场上,会经常地接触到“父母官”现象,也会屡见不鲜地听到对某位高官“爱民如子”的倍加褒扬,形容政府官员像父母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无微不至地体恤民情和关心百姓。中国历史上的郑板桥(1693—1765)曾是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和“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在主政山东潍县期间,也因从政廉明和体恤百姓而深得潍县各界人士的爱戴,但也得罪了一些达官要人。据说他在辞官回乡而离开潍县的时候,有很多人都在依依不舍地为他送行,当时曾有人请教他如何对待百姓?他的回答是:对百姓要爱民如子,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就可以了。由此可见,即使像郑板桥这样开明贤达的饱学之士,也是在爱民如子的意义上来理解或界定“父母官”现当下的中国人,如果遇到了家乡的政府官员,也是习惯于感恩戴德地将他们称之为“父母官”
作者在想,在社会和政府的治理结构中,为什么会将官民关系形容为血缘化的父母与其子女的关系?很可能的原因在于:
一是中国具有漫长而典型的封建社会史,封建社会的典型特征是中央政府高度集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就是天子,国民大众不是主人,而是受皇帝指使的一群下人,皇帝治国安邦就像牧羊人一样驱赶着自己的羊群。所有官吏都像封建家长制下的父母一样,对其儿女化的百姓具有绝对的支配权,儿女必须绝对地顺从父母的意愿做事情,而绝对不能有任何的违抗或偏离。否则的话,就会受到家法或族规的某种暴力惩罚。
二是在中国文化意识的历史长河中,被官方奉为意识形态的主流文化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显著特色是孝亲文化和忠顺精神,强调的是君君臣臣和父父子子,以及君为臣纲和父为子纲,君臣关系总是与父子关系相联系。其核心价值理念是忠诚与服从,百姓对其辖区的政府官员要像对待其父母一样。就像是儿女必须孝顺父母一样,百姓也必须顺从政府官员的任何调遣和安排。否则的话,就会被认为是不忠不孝。
三是中国没有市场经济的历史,并实行了长期的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的显著特征是自由选择和公平竞争,与之相适应,政府官员则是产生于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竞选过程,政府所拥有的全部公共权力都来自于国民大众的合意授权,其合法性毋庸置疑。与此相反,计划经济的典型特点是国有化(包括劳动力和思想言论),一切权力和权利都收归国有,实行中央集权下的不服从者不得食,不听话的孩子没奶吃,政府官员对待国民大众,就像封建家长严酷地管教其子女一样。
无论是封建主义还是计划经济,其高度集权全都有赖于纵向垂直的政治高压和思想洗脑,国民大众时刻都会面临着诸多政治运动及其暴力威胁,其执政背后的核心理念都是以官为本。其不容置疑的强盗逻辑就是:元首等于政府,政府等于国家,而国家则又等于祖国,特别强调对元首的无限忠诚和盲目崇拜,并将此视为公民爱国主义的最高表现。把忠于祖国代换为效忠于国家,并进一步置换为服从政府和忠于领袖,将祖国母亲偷换为领袖父亲,最高领导人因此而成为“父母官”的总代表。
由于国民大众无法见到虽然“无比仁慈”但却异常神秘的伟大领袖,不可能得到伟大父亲式英明领袖的耳提面命,那么,由其领袖直接任命而非大众合意选举的一系列钦差大臣和各级官吏,就会很自然地成为类似于亲生父母的诸多具体化身。正是由于这种集权化和垂直性的“化蛹成蝶”过程,国民大众才得以见到了那些满天飞的“父母官”。既然官民关系如同父子关系,那么,大众对其政府官员就只有忠诚和服从,而绝不能对其命令和指示存有异议或否定。由于这些原因,人们就普遍认为最好的官员就是“爱民如子”的官员就并进一步将官民关系异化为不可抗拒的父子关系,将非常严肃的政治关系异化为不可改变的血缘关系,将权责分明的法权关系异化为不可违背的伦理关系。
如果政府官员的命令、指示或决策出现了错误,就像“反右运动”、“大跃进”、“三年困难”、“四清”或决十年文革”一样,甚至引起了灾难性的社会后果,国民大众这些“孩子”们也不要有任何怀疑或抗拒。因为父母的动机是好的,要可怜天下父母心,天下历来只有不孝的儿女,而绝没有不仁慈的父母。即使父母打骂甚至虐待孩子,也是为了孩子好,父母的行为全都是为了纠正儿女的不良习惯或毛病。不是说子不教父之过吗,不是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不愁吗!如此而论,父母官就永远都没有错,错的只是您们这些作为百姓的不孝的儿女们,都是因为您们这些儿女们不听话、不请示、不汇报、不服从、不忠诚、不孝敬、不恭顺!不管出现了什么问题,全都是儿女的错。否则的话,就会被视为不忠不顺的忤逆不道。父亲总是伟大,母亲总是仁慈,儿女们总是背负着一个沉重的道德“十字架”,并在一个纯粹伦理主义的陷阱里苦苦挣扎。在此语境下,依此而论,即使百姓向政府官员送礼,就不再是行贿,而是一种“孝敬父母”的感恩行为;同样的道理,即使政府官员向百姓勒索钱财,也就不再是索贿,而是一收取养老金”的合法所得。“父母官就的真实含义由此被异化、被扭曲、被混淆、被倒置。
如果我们留意的话,在有些非常欠发达的落后国家,国民大众和一些主流媒体也经常将其国家领导人称为“伟大的父亲”或“慈祥的父亲”,很多时候也使用“伟大的母亲”或“亲爱的妈妈”来将政治概念血缘化、伦理化或人格化。但这些国家却并没有为国民大众带来自由、富裕和繁荣,而是将他们拖入了一个长期贫困的发展陷阱,除了贫困之外,国民大众什么都没有。如何理解这种状态下或“父亲或“母亲的称谓,是源自领袖人物自负无耻的暴力强制,还是源自大众百姓愚昧无知的盲目崇拜,或是源自御用文人屈膝献媚的政治讨好,抑或是诸种变量劣性均衡的多因一果,作者在此暂不评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越是冷酷无情和草菅百姓的暴君,就越是特别需要这样看似仁慈的伟大光环。所有的独裁者都是非常自负无耻的暴君,对国民大众都没有丝毫的敬畏之心,这是一个历史铁律。
在政治现代化和政府现代化的呼声此起彼伏的现代社会中,我们需要弄清楚“父母官”的正当含义是什么?到底谁应该是“父母官”谁应该是“儿女”,或者说,在政父母官”的政治语境下,对于辖区内的百姓而言,政府官员到底是“爱民如子”意义上的“父母官”(官员如同父母、百姓如同子女),还是“衣食父母”意义上的“父母官”(百姓如同父母、官员如同子女)?
政府是一种社会管理机构,政府官员是一种社会管理人员,政府官员与大众百姓之间的真实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国民大众是社会管理的委托人,而政府官员则是社会管理的代理人,国民大众将社会管理的职能委托给政府官员来做,政府就因此而理应成为“为人民服务”的公共代理机构,政府官员也因此而成为国民大众的服务员。这就是“人民公仆”的真实由来,也是政府机构合法性存在的惟一理由,更是国民大众向政府缴纳各种赋税的惟一原因。政府支出的各种公共管理费用,全部都来自于国民大众上交的税收,政府官员的就业机会由人民大众的服务委托所提供,政府官员的薪水也来自国民大众所承担的各种赋税,毫无疑问的是,政府官员只能依靠国民大众来养活,就像孩子依靠父母来养育一样。
基于这一真实关系,我们可以认定,国民大众是政府官员的“衣食父母”,不仅政府官员群体来自国民大众,而且其各种生活费用也都由国民大众所供给,政府官员只能是国民大众所养育的“儿女”,而绝不是高高地凌驾于他们之上的家长式“父母”,如果非得要使用“父母”的称呼来形容或界定官民关系的话,政府官员也只应处于“敬民如父”和“爱民如母”的从政位置,更应该对国民大众时时刻刻保持者“敬畏之心”和“敬重之意”。现代化的社会管理法则和政府治理理念,必须将国民大众置于至高无上的发展位置,由此方能真正实现从官本主义向民本主义的治理转型,从而才有可能完成发展的革命。
当代社会正处于一个理念竞争和制度比较的全球化时代,看似隐性无形的文化理念,实际上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选择和发展质态,具有至高无上的发展价值和指导意义。各种后果不同的发展现象背后,实际上是我们的发展理念在起作用。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没有成为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就是由于各种愚昧落后的文化发展理念在起作用,实质上是其落后的制度安排所长期积淀下来的一种历史文化现象。相对于其他发展现象而言,文化理念通常具有超强的落后粘性或刚性,也就是制度经济学所讲的路径依赖性或历史惯性。改变因愚昧无知而封闭扭曲的文化理念,矫正因高高在上而盛气凌人的从政心态,消除因特权横行而刁难百姓的官场恶习,对任何国家而言,都是最为困难的事情,但同时也是最为重要的事情。
唐代著名政治家魏征曾经说过:君为舟也,民为水也,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人民对政府即可以用手投票,也完全可以用脚投票。当那些自以为是、自负妄为和自命不凡的“父母官”们违背民意的时候,国民大众自然就会用脚投票。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面向现代化,就是因为他摒弃并超越了“爱民如子”这一愚昧无知的传统陋习。邓小平曾自豪而庄严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只有中国所有的政府官员都摒弃掉“爱民如子”的“父母官”理念,将国民大众视为终生依靠的“衣食父母”,中国才有可能重构起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机构,政府官员才有可能真正成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阶层,中国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其自身的现代化崛起。发展理念现代化、政府机构现代化、政治安排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对中国乃至全世界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会具有实质意义、核心价值和引擎效果。【作者:俞宪忠(1956.12-),管理学博士,济南大学经济学院特岗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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