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作用从“基础”到“决定”

2013年11月13日 02:30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作者：迟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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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各级党委要切实履行对改革的领导责任。 ]

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最近几年有一种倾向，把中国30多年经济增长的奇迹归政府主导，把政府主导作为中国模式的要件，甚至等同于中国模式，我想这样一个分析很值得讨论。事实上，正是市场化改革才形成了35年高速增长的体制基础，才形成了中国经济活力和效力。所以从现实的情况来看，把政府主导等同于中国模式，我担心有可能误导改革、耽误改革。

改变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的核心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政府不能替代市场，任何其他工具都不能取代市场机制在增长体系里的基础地位。当前经济领域存在许多矛盾的问题，比如土地问题、资源环境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应该说与经济增长方式中的政府主导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最近几年政府的干预在某些方面有所扩大，我认为扩大是一定的需求，但超出了某些合理的程度。我的观点是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就是要在经济生活领域坚持市场主导基础上发挥政府的作用，而不是在政府主导的基础上去发挥市场的作用。

下一步政府改革重在调整优化权力结构，为职能转变提供组织保障。我把行政权力结构调整概括为六个字：“放权、分权、限权”。

首先以增强市场和社会活力为目标实现政府放权。解决政府与市场关系，关键是政府向市场放权，大幅度削减行政审批权，在更大程度和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解决政府与社会关系，关键也在于政府向社会放权，在激发社会活力的基础上创新社会管理，从而使传统的行政管控逐步转向社会的公共治理。

其次，以权力有效制约和协调为目标实现政府分权。按照十八大报告“要确使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要求，建立行政范围内的分权体制，以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这涉及社会权力结构的调整优化。前几年，我国的大部制改革往前走了一步，但在权力结构优化调整方面尚未取得重大突破。我建议尽快形成具体方案，成熟一个推一个。这样，有利于改变权力过于集中，有利于防止权力异化和滥用，有利于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突破。

同时，以权力运行公开透明为目标实现政府限权。实现权力运行的公开化、规范化、法定化，有效约束政府自身利益。由此，实现以权力约束权力和以社会监督权力的结合。

应该把打破竞争性地方政府模式作为改革突破口。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突出表现为竞争性地方政府模式，即以经济总量为导向、以地方财政收入增长和干部考核为约束激励机制、以政府主导和地方政府间竞争为突出特点。不改变竞争性地方政府，经济转型难以取得重大突破。

管清友(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

公报亮点之一在于，在谈到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时候，市场的作用从过去提出的“基础性”升级成为“决定性”，这再一次体现了高层调整结构的决心。

回顾中国的经济改革历史，可以说是不断探索市场和政府关系的历史。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十二大提出，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正确划分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各自的范围和界限；十四大明确提出，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八大明确提出，从促进社会公平的角度，确保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发展，进一步深化对十六大提出的两个“毫不动摇”的认识。

最近，我们对这一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向市场放权，向社会放权；向市场放权，要突出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此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市场“决定性”地位的界定更加突出了市场的地位。同时，公报还强调要加强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发挥政府的作用。

从三中全会公报看，中央在改革方面下了很大决心，作了全面性的部署，下一步改革的步伐力度将很大，未来对改革可比较乐观。本届三中全会从过去邓小平时期的“胆子要大，步子要快”过渡到“步子要稳”。改革是为了发展，我们未来将采取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子过河相结合方式。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这次在顶层设计方面也有较大动作，即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设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意味着经济方面的大政方针决策权收归中央，我们对这一点总体是肯定的。

此外，对改革不可期待过高，如果期待过高，反而对发展不利。具体改革措施要等《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布后才能确定。社会各界应该对改革期待有耐心，如农地入市，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推进都需要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