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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壳”生死战:各上市公司为保壳花样百出


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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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关虽过,但这对众多头顶*ST帽子的上市公司来说,“保壳生死战”的硝烟仍未散去。”    对此,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表示,上市公司数量是地方政府考核政绩的重要指标。


    

年关虽过,但这对众多头顶*ST帽子的上市公司来说,“保壳生死战”的硝烟仍未散去。与往年不同的是,在经历了整整一年IPO暂停之后,2014年年初的“壳”资源显得更为珍贵

“保,也许能摘帽;不保就得面临退市,你说怎么办?”在一家*ST公司证券部门从业数年的张振如此反问。

年关虽过,但这对众多头顶*ST帽子的上市公司来说,“保壳生死战”的硝烟仍未散去。与往年不同的是,在经历了整整一年IPO暂停之后,2014年年初的“壳”资源显得更为珍贵。这也让部分*ST公司们像“待字闺中”的少女一般,首先得保证自己能待在“ST”的闺房内,才有机会等待“借壳郎君”的迎娶,转身成为A股市场上的富太太。

为了保住这身*ST外壳,上市公司可谓各显神通,从卖地卖股的“断臂求生”到依赖补贴的“饮鸩止渴”,无所不用其极。“保壳运动大行其道背后,隐现的是退市制度的操作无力,如何让退市常态化成了股市市场化改革的难题。”华鑫证券投资总监仇彦英对记者表示。

为保壳花样百出

“说退市又不是一天两天了,最后还不是大家都活了下来?”对于退市制度,张振显得并不在意,他所在的*ST公司曾数次处在退市边缘,但都依靠年终时的“救火行动”转危为安。

在ST板块上,有过这种经历的*ST公司不在少数。张振告诉记者,对他们来说,摘帽与暂停上市只有一墙之隔,若能实现本年度净利润最终盈利,公司就可以向交易所提出摘帽申请,反之若公司亏损,则将被暂停上市,甚至有被退市的风险。为了避免“退市闸刀”加诸自身,上市公司开始各出奇招。

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9月底,*ST上市公司之中亏损的共有36家。其中只有4家公司预计扭亏,其他32家都存在亏损风险,处于保壳边缘。然而记者查询这些公司近期公告发现,多数公司都在年前开始“走运”了起来,或陆续拿到政府财政补贴,或紧急套利扭亏为盈。

“其实只要仔细看,不难发现所谓扭亏为盈的业绩,多为断臂求生之举,依靠变卖资产来度过年终的燃眉之急。”仇彦英告诉记者。

以*ST祥龙为例,自2012年与武汉高科国有控股集团进行资产置换未果之后,公司就从ST跌为了*ST。公司2013年半年报时,亏损已达9473万,净资产仅剩-5.76亿。在此危急存亡之秋,公司收到了武汉东湖管委会收回位于左岭街的八宗国有土地所有权的通知,而该笔土地补偿款加上职工安置费高达12.71亿元,不但可轻易扭亏,净资产也可由负转正。*ST祥龙董秘杨思兵告诉记者,在解决了巨额负债之后,公司还剩下一宗地块和一家自来水厂,目前尚无重组方来公司谈借壳事宜。

除了土地资源,股权赠予也是*ST用以保壳的资本之一。为了填补净资产深坑,*ST国药又于2012年10月中旬获得了新九联集团无偿赠予的上海奥柏内燃机配件有限公司75%的股权,对应净资产刚好3000万元左右。对于获赠股权是否是为保壳做出的权宜之计,其董秘办人员并未给出明确回应,只表示一切以公告为准。

对此,仇彦英显得很无奈,退市话题已经谈了二十几年,但每次执行力度都比较疲软,让待退市的公司有了闪转腾挪的余地,更让投资者养成了爆炒垃圾股的习惯,为待退市公司留下了喘息的空间。

地方政府设法“护犊”

在面临退市阴影之时,不光是企业自身设法求生,企业所在地的政府往往也起到了“护犊”的作用。

在众多*ST企业还在为保壳挣扎时,有些企业则只需如嗷嗷待哺的初生婴儿般翘首等待,就会有乳汁送到嘴里来。2013年11月中旬,南宁市政府的一纸2.9亿元财政补贴决定,让*ST南化成为了年度资本市场补贴金额最大的企业之一。据*ST南化三季报显示,2013年前三季度公司亏损1.96亿元,而在这笔补贴到位之后,*ST南化表示该经营性财政补贴将被计入公司2013年度损益,预计2013年度净利润、期末净资产为正值。有证券人士调侃道:“别人辛苦盈利一年,也没有这一口吃的分量重。”

对此,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表示,上市公司数量是地方政府考核政绩的重要指标。此外,保壳就是保融资权;保壳就是保GDP、保税收。从这个角度看,就不难理解地方政府不惜采用财政补贴、退税的手法出重金为上市公司进行“报表重组”背后的真实动机。

而除了直接补贴之外,在借壳重生的舞台上地方政府也扮演着重要角色。由于2013年IPO始终处于暂停状态,使得借壳上市现象呈井喷之势。但据张振透露,实际上借壳上市的火爆还有另一个不为人知的原因,就是壳资源的互相利用。

张振告诉记者,从目前成行的众多借壳案例中,可以发现大量借壳企业自身都存在一定瑕疵,如果想直接通过IPO审查并非易事,而这种情况并不会随着IPO开闸而有所改善。因此,借壳企业情愿支付“借壳费”后通过借壳实现上市,过程仅需一年时间左右,这与IPO动辄两三年的漫长等待相比,显然容易得多。同时还能绕开发审委的严格审核及700余家IPO排队大军,何乐而不为呢?而对被借壳的公司及其大股东来说,在得到一笔不菲报酬的同时,还能让公司业绩变得光鲜,避免公司退市的风险。而在整个借壳上市过程中,地方政府就成了不可或缺的润滑剂,往往会承担牵线搭桥,甚至提供各种支持的中间人。

在董登新看来,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地方政府辖区内上市公司数量的多寡不仅是面子问题,还会被纳入其政绩考核范畴。因此,当本地上市公司面临退市风险时,地方政府通常会给予“保壳”行为各种支持。

不过,这种支持也并非是完全无私的,在董登新了解的情况看来,在借壳重组中,地方政府经常会向借壳方提出不准迁址的条件,以保障地方利益。

退市制度需双管齐下

以借壳重组避免退市的行为真的能让多方受益而毫无弊端吗?在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看来,对于监管部门来说,大量借壳需求的产生,看似盘活了壳公司,解决了壳公司大量退市的问题,更避免了来自地方政府、投资者等方面因股票退市而带来的种种矛盾和压力。但实际上其对证券市场长远利益以及运行机制的不利影响远已经超过少数人的收益。

据Wind数据显示,从2012年8月至今,沪深两市退市公司仅有9家,除一家公司因私有化退市外,其他公司退市的原因分别为:连续3年亏损、吸收合并以及转板上市。再往前看,在过去23年来,沪深两市一共有89家公司退市。而在过去17年里,美国纽交所与纳斯达克的退市公司超过1万家,是什么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反差?

仇彦英认为,首先是很多人对主动退市并不理解,认为退市的上市公司就一定是失败的。但除此以外,很多企业已经找到了规避退市的方法,如资产重组,有的公司重组一次不行就长期停牌。对于这种做法,在制度上却没有相应的规定。

记者查询相关法规发现,早在2001年发布的《亏损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施办法》中就已经正式推出了退市制度,证券法和沪深两市交易制度对上市公司退市也均有明确规定,但多年来,退市仍然是中国股市的难题,其结症何在?

董登新告诉记者,退市标准比较单一是现行退市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在众多退市标准中,目前只有“连续3年亏损”成为强制退市的有效标准,其他标准要么不够明确,主观判断的成分居多,要么无法反映市场的变化,量化指标脱离现实情况,导致退市缺乏可操作性。

而“行政化”色彩过于浓烈也是退市制度难以推进的原因。许多ST公司的实际控股人就是地方政府。来自各方的压力和干预,以及利用各种资源设法保住上市地位,甚至通过资本运作向ST公司注入其他未上市公司的资产,都是“行政化保壳”的体现。

刘俊海认为:“完善的退市制度应包括强制退市和自主退市两部分,要想遏制市场投机与规避退市的势头,首先需要提高退市制度的法律完备性与可操作性,加大强制退市制度的执行力度,同时推动存在退市可能与需要的公司在法律、规则框架内主动退市。”

[责任编辑:houwang]

标签:st 退市标准 iF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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