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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受苦人”如何讲述……“苦”的故事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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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受苦人的讲述》是作者通过对陕北“骥村”农民长达十五年的人类学田野作业与口述史研究,结合其他史志资料的记载,重新讲述了土地改革、农业集体化、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包产到户等“大历史”下的普通村民的生活演变史,并由此考察和解释农民与国家权力和民间社会的复杂互动关系,进而“由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理解共产主义文明的过程和逻辑”。但是,贯穿在这些内容之中的核心概念是“讲述”,作者强调的不是“受苦人”的故事,而是“受苦人”的“讲述”本身。这是一种口述史研究的核心史观:不是要“粘合历史的碎片”、“填补历史的空白”或

读郭于华教授的《受苦人的讲述:骥村历史舆一种文明的逻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首先思考的是“受苦人”这个概念。作者在“导论”指出,在骥村及其所在的整个地区,农民称自己为“受苦人”,意即在农村以种地谋生。因此它与那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受苦人”不同,但是它与经济地位并非没有关系,后来的阶级分类的意义“几近呼之欲出”; 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概念中凝聚了农民的身体感受和精神体验,成为了他们的自我认同与历史表征(第34-35页)。因此,在这里已经看到必然延伸出来的两个维度:意识形态的阶级话语及在其引领下的“苦难-革命”史和普通农民的真实苦难史。

由此想起了老电影《苦菜花》(1965年)的歌词:“苦菜花儿开满地儿黄……受苦人何时得解放 / 苦菜花儿开香又香 / 朵朵鲜花迎太阳 / 受苦人拿起枪闹革命 / 永远跟着共产党。”从“苦”到“迎太阳”、“ 永远跟着共产党”,这是中国革命话语中的农民历史命运。更为熟悉的歌声是《白毛女》序曲,从“受苦的人啊,地作床来天当被盖”, 到“永辈子的受苦人,今天要翻身”,正是从身体感受到革命话语的缩影。更有参照意义的是,有学者研究认为,在《国际歌》歌词首句中的“les damnés”这个原本具有浓重的基督教色彩的神学术语(指受诅咒的灵魂,引指尘世间的不幸者),在1962年颁布的汉译标准本中最后被译作“受苦的人”,是为了适应中国革命的历史情境;而在这之前,“受苦人”这一乡土性的集体自我范畴已被逐步地挪用、改造成为中国革命叙事的主体性概念,成为一个本土性革命话语范畴(李放春《从les damnés到“受苦人”:〈国际歌〉首句汉译的历史演变》,《开放时代》 2008年第4期)。显然,“受苦人”的话语史折射出中国革命话语的某种本质特征:思想输入与本土改造的结合。在今天,“受苦人”这个概念仍然存在,因为“受苦”的事实还普遍存在,只不过这个概念基本上已经失去了意识形态的功能。但是,在潜意识中,“受苦人”仍然具有某种程度的主体性叙事的可能性。别的不说,我在几年前从事的“新宣传画”创作活动的理论阐述中实际上也是运用了这个概念,作为底层群体的指称,虽然主要目的是激起苦难美学对“盛世美学”的抗争。这是否可以说明当“阶级”的概念与话语已经普遍被诸如“社会群体”这样的中性概念取代的时候,我们仍然需要某种具有伦理批判意识的社会分层概念?根据布迪厄等人的“社会痛苦”研究,今天的社会学家应该介入“受苦人”的生存现实,帮助他们表述痛苦、获得解放。

这部《受苦人的讲述》是作者通过对陕北“骥村”农民长达十五年的人类学田野作业与口述史研究,结合其他史志资料的记载,重新讲述了土地改革、农业集体化、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包产到户等“大历史”下的普通村民的生活演变史,并由此考察和解释农民与国家权力和民间社会的复杂互动关系,进而“由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理解共产主义文明的过程和逻辑”。但是,贯穿在这些内容之中的核心概念是“讲述”,作者强调的不是“受苦人”的故事,而是“受苦人”的“讲述”本身。这是一种口述史研究的核心史观:不是要“粘合历史的碎片”、“填补历史的空白”或“治疗充满病患的历史”,不是为官方史、精英史拾遗补缺,而是以不同的立场倾听无声的底层发出的声音,记录和书写从未被书写过的生存与反抗的历史;但并不是要为他们制造一种历史,或者代替他们书写历史,而是力图拓展“讲述”的空间,让普通农民能够自主地讲述他们的经历、感受和历史评判,“致力于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构建历史”(参见第13页)。这样的话,研究过程的主体就是讲述与倾听,关键的问题是让“讲述者”出场和懂得正确地“倾听”,记录与书写只是技术上的完成手段。当然,在观念与实现这种观念的技术手段之间,并非截然分开的两个过程,而是相互纠缠在一起的统一过程。

关于“倾听”与书写,应星在为该书撰写的专业书评中提出的关于 “我们如何为底层留声”的问题很值得思考。首先,从口述史的“内涵”出发,他认为应该将人类学方法贯穿到口述访谈的整个过程中,不仅记录声音,而且捕捉姿势,体味沉默,敏察断点;因此“在口述史方法论上,与其倡导郭著中所提出的‘从观察到倾听的转变’,不如倡导‘从单看单听到带着眼睛的倾听的转变’”。我认为,要实现这种“转变”,还应该从口述访谈扩展到图像记录、器物研究等全方位方法,让真正无法发声的“物”也参与到“讲述”之中。这是更全面也更微观的“讲述”,可以更真切地重现受苦人的“生活史”。其次是关于“口述史的残缺性”,应星认为作者虽然认识到要展现日常生活的空白和冲突、坚持捍卫口述中的遗忘和破碎,“但是在具体的口述史写作中,郭著还是或多或少给人一种平整光滑的嫌疑。……如何实现底层声音与世界历史之声这两种异质声音的对接,这都还是跨度甚大又缺乏范例的难题”(《叩开“受苦人”的历史之门——读郭于华〈受苦人的讲述:骥村历史与一种文明的逻辑〉》,《社会》2014, Vol. 34)。那么,该书中大量引述的原始口述资料是否或多或少地存在“平整光滑”的问题,只有与录音材料逐条核对才能做出判断。光从目前书中大量的引述文字来看,如果没有放在括号里的对方言的解释和对语义的补充,恐怕读者对很多地方都会产生理解上的困难。因此,我认为真正的问题不在是否应该“打磨”,而在于如何实现从口述到文字之间的“等价”转换。

另外,正如应星在书评中所说的,由于口述史固有的残缺性,因此还必须结合富有“社会学想象力”的新的中共党史研究、结合对思想与权力技术源流的梳理才能发现“那些仅靠底层口述史研究难以洞悉的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的特征”。我认为这种结合当然是必需的、不可缺少的,但在这里应该继续深究的是,来自底层的声音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通过自主的“讲述”而建构出一套与“世界历史”相对应的历史呢?因此,如何深刻地理解作者提出的“书写从未被书写过的生存与反抗的历史”,仍然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对于颇有争议的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的提法,作者在导论中作了多方面的阐释。我很认同把中国革命史的发展作为“共产主义文明”在中国的逻辑实践来理解的重要性,同时也觉得这是社会学学术传统中的资本主义文明研究的自然延伸。但是,我仍然不无疑虑的,是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一个处于“文明”而不是“野蛮”的历史阶段的社会,可以因其曾标榜的共产主义理想就定性为“共产主义文明”吗?这是否容易引起关于社会历史性质的混淆看法呢?作者更明确的说法是,“我们将共产主义文明理解为在共产主义理念和思想指导下的革命与发展的实践”(第13页),应该说这是比较准确的表述,但是这种历史叙事(“在……指导下的”)与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的真相是否吻合呢?如果换成“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的展开逻辑,是否更为贴切一点?

《受苦人的讲述》开创性地在意识形态、国家权力与底层普通人的生活逻辑、心态之间以及宏观的革命历史叙事与微观的个人历史叙事之间建构起真实联系,这种努力的确已经取得了令人赞赏的学术成果。但是我们同样不应忽视了作者充沛的道德激情与敏锐而深刻的现实感,正如她在书中所写的,“面对重重苦难,我们亦需唤醒自己已经麻痹的神经,去感受亲历者们曾经的痛苦,并从他们的苦难讲述中获得力量”(第234页)。

[责任编辑:robot]

标签:党史 共产主义 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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