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组织在海南盗窃转基因水稻 自称暗访调查

图为绿色和平窃取的种子。

图为被破坏的基地现场。

■本报记者彭科峰见习记者王珊严建兵供图

5月5日，农业部向全国各转基因研发单位下发《农业部办公厅关于严防转基因试验材料流失的通知》，要求“严防转基因材料遗失和被人恶意扩散，避免我国科研核心机密和种质资源材料被窃取，给国家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事件起始于一则近日博客的博文。

华中农业大学教授严建兵在这篇名为《绿色和平人士赖芸在海南夜盗科研单位的水稻材料》的博文中讲述，4月初，3名来自绿色和平组织的人员非法进入华中农业大学海南陵水水稻基地试验田，试图盗窃种子且被当场抓获。

绿色和平的工作人员为何夜探水稻基地？《中国科学报》记者调查发现，涉嫌“盗窃”种子的人的确来自绿色和平组织，但对方辩称，此举旨在取证调查该基地转基因水稻的情况，并非有意盗窃水稻种子或试验材料。但多名专家认为，不管绿色和平组织的初衷怎样，未经许可闯入对方科研场所获取对方科研资料本身就是不正当行为。

教授博客曝种子遭窃

作为国际知名的非政府组织(NGO)，绿色和平的行为一向不乏争议，例如对于转基因食品的强烈质疑。

这一次，因为被指控偷窃科研种子，绿色和平再度成为舆论的热点。

4月下旬，经过博客实名认证的严建兵发表的一篇名为《绿色和平人士赖芸在海南夜盗科研单位的水稻材料》的博文称：4月11日晚9点多，绿色和平组织赖芸等一行3人潜入华中农业大学海南陵水水稻基地，偷窃水稻材料，被基地师生当场抓获。

据严建兵描述，事发当天下午5点钟，该基地附近来了一男一女两个陌生人，向工作人员打听武汉大学基地的情况。当时，科研人员并没有太在意，还热情地帮他们指路。

不过，基地主管张庆路老师说，之后他从基地外出的时候却觉得有些可疑。“我看到一辆车停在院墙外面，往里面一看，之前问路的那个女的就坐在里面。”张庆路说，他觉得有些奇怪，下意识间记下了车牌号。

而到了晚上9点40分左右，基地看门的赖师傅发现，有人在试验田偷窃材料。这时，科研人员冲出基地，抓到的正是下午的一男一女。“两个人从我们的田埂上来，远处还有一个人在把风。女的把偷到的材料藏在衣服里面，非常明显。”张庆路说。

基地工作人员发现了三包B5纸张大小的自封袋，里面装有种子和叶片。

严建兵说，一开始，这3名不明身份人员拒绝透露其所属单位。但在工作人员一再逼问下，对方才表示：“我们是绿色和平组织的，怎么地吧！”

经过查看其中一名男子的身份证明，基地工作人员发现，该男子名叫赖芸，系绿色和平中国资深项目主任。

“绿色和平组织作为国际知名的NGO，竟然做出这种没有底线的事情。不管出于何种目的，这种公然违反国家法律的行为都应该受到严厉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严建兵发出了这样的呼吁。

4月28日，《中国科学报》记者查看严建兵的博客发现，这篇博文的点击率已近万次，评论数达700多条。多名网友均在跟帖中对绿色和平的行为表示谴责。

网友“超级4号胡萝卜”评论称，“这就是所谓的环保恐怖组织吧”。网友“@土摩托”则呼吁，“将伪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赶出中国”。但也有网友认为，“到底是商业间谍还是真绿色和平的脑残，尚待仔细分辨”。

绿色和平承认曾入基地

严建兵发布博文后，当事人赖芸与其所属的绿色和平组织先后在微博上进行了回应。

其中，绿色和平组织声称，该组织的确存在派人前往水稻基地采取行动的情况，但前提是水稻育种基地本身存在问题。微博中，该组织将获取水稻稻叶和稻穗的行为称作“暗访调查”。

值得注意的是，严建兵在博文中指出，绿色和平组织一行人“从我们田埂上上来”，而绿色和平组织则称“并没有进入围墙”。最后在网友几度质疑下，他们才承认，其人员确实在育种基地内“取样”，并表示这是“调查需要”。

《中国科学报》记者于近日和绿色和平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王婧取得了联系。王婧向《中国科学报》记者坦承，当天进入基地的3名工作人员的确属于绿色和平组织，并且赖芸也确在其中。

王婧表示，作为一个环境保护组织，绿色和平一直在关注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尤其关注转基因作物一旦被释放到环境中所带来的风险问题。

据介绍，绿色和平从2005年就开始关注转基因水稻的非法流通问题。而今年3月发生在海南的转基因玉米非法种植事件更加引起其注意。“这些种植事件大部分跟科研试验田的非法流出有关系，海南有很多研究转基因水稻的机构，所以我们想证实并监督是不是有转基因水稻非法流出并导致污染的情况。”

在这种想法的支持下，绿色和平开始了实地调研。

王婧介绍，其实，绿色和平的工作人员走访了海南的数个基地，均未发现有转基因水稻流出的现象，且由于这些基地管理比较严格，工作人员也没有找到进入基地的机会。

偷盗行为被发现后，涉事双方开始交涉。起初，赖芸等人并没有表明身份。“对方一直在质疑赖芸的身份，并要求工作人员拿出身份证明来。”王婧表示，在交涉过程中，华中农大“一直很强势”，并且有一些“非常不客气、带有攻击性”的说辞。

“双方可能有一些言语上的冲突，但我们的工作人员一直非常克制。”王婧强调，经过和现场同事包括赖芸本人核实，他们并没有说过“我是绿色和平的，怎么地吧”等类似的话。她认为，对方(华中农大)把这些信息放到网上是对绿色和平的一种诬蔑，并觉得“没必要再去深究”。

是否种植转基因成争论焦点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王婧一再表示，绿色和平的行为是为了调查转基因水稻的非法流通状况，“我们的意图非常明显，关注转基因的非法种植以及它在环境中释放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据介绍，绿色和平行动前了解到，华中农大的南繁基地确实是一个转基因水稻的育种基地，而作物就种植在围墙里面。

“但是我们在基地外围并没有发现明显的标识。”王婧说，转基因作物的围墙，跟外围的田块中间大概只有一个不到10米的玉米田间隔，而这个间距远小于《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规定的100米。

王婧声称，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3名工作人员怀疑华中农大试验田的管理不足以防止基因的飘移和污染，因此就在外围田块采集了少许样品。不存在工作人员故意去破坏稻田并拿很多种子的情况。

在与记者的交流中，王婧一再强调，在他们调研的南繁基地中，华中农大的育种基地“非常暴露，管理也非常分散”。

对于王婧的说法，严建兵并不认同。他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强调，在南繁，转基因农作物的试验有着很严格的规定，华中农大的确有做转基因的试验田，但都是经过很严格审批后才去做的。

“目前发现有两块被破坏的试验田是在围墙外面的田块，都不是转基因水稻。但他是否深入到我们的基地里面，或者说在其他地方进行偷盗，目前我们还不知道，还需要进一步的鉴定。”严建兵说。

对于绿色和平指责华中农大南繁基地在转基因植物管理方面不严格的说法，严建兵也表示反对。

据他介绍，转基因植物的种植安全评价体系分为多个等级。第一个等级是100米的距离，而其间距的前提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环境，没有任何的防护措施。“比如说种植转基因水稻，建议在100米之外才能种别的水稻。”

第二安全等级则要求设置一定的保护措施，例如修筑围墙、障碍物等。“科研试验不可能在室外做，要在围墙内部做，华中农大的基地围墙有2.7米高。”

严建兵介绍，水稻本身不到一米，而且是自花授粉植物，花粉传播距离非常有限。建2.7米高的围墙，主要目的就是要阻碍花粉传播以及人畜接触，这相当于一个人为的屏障。因此，在半封闭、有围墙间隔的环境中，试验无需考虑100米的间距。“这种隔离方法被广泛采用，也是管理部门认可的。”

“基地科研人员睡前都会有人出来巡视一下。事实上，能够把绿色和平的人抓个正着，正是说明了基地的安管措施是严格的。”严建兵说，“华中农业大学与转基因有关的管理非常严格，有一套完整的体系，并多次受到上级部门的表彰！”

违法与泄密之争

严建兵坚持认为，绿色和平的行为是在窃取国家科研机密，破坏了科研试验，可能延缓试验进程；而如果窃取的种子是转基因的，则违反了转基因安全管理条例，完全可能导致转基因的非正常流失。他向记者表示，华中农大南繁育种基地确实承担着转基因的实验材料，但都是合法的试验行为。

对于绿色和平的偷盗行为，严建兵感到非常气愤。“绿色和平并不是执法机构，如果他们怀疑基地的转基因作物可能泄露或者安全管理措施没有做好，可以向执法部门举报，而不是进行盗窃。”

一直以来，我国的水稻繁育和种质资源水平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华中农大亦是我国在水稻研究领域做得最好的单位之一。

“进行试验的种质资源是携带有科研信息的。”严建兵说，基地的种子包含所有遗传信息，而这些信息都是要保密的，有着非常大的科技含量和科研机密。“如果没有学校或者当事人的允许，任何人是不可能带走一片叶子或一粒种子的。就像你去公司，不可能带走别人的图纸一样。”

据记者查询，类似的种子失窃事件在国际上并非没有先例。

据美联社报道，国内某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人员曾因涉嫌从美国两家种子公司窃取专利玉米种子而被起诉，最后以串谋盗窃商业秘密罪被全球通缉。

“偷盗种子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而不是一般的偷窃行为那么简单。”严建兵说。

而对于严建兵的再三强调，王婧则有不同的看法。

“绿色和平的一个核心理念是非暴力直接行动。”王婧说，在一些污染面前，只说话不足以带来改变，应该直接宣战。“在这次采样事件中，如果他们认为我们逾越了法律的界限，他们可以用法律来说话，但是不应该进行一些恶意的揣测。”

据了解，近年来，绿色和平一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食品中转基因成分的调查，涉及大米、婴儿食品、大豆等，并屡次检出含有转基因成分的食品。但这些调查多以市场在售商品抽样送检的方式进行。2009年5月，绿色和平曾对外宣称，通过商品送检结合作物实地调查的方式，在海南发现非法种植的转基因木瓜，引起广泛关注。

抛开转基因种子的争议，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研究员喻海良认为，绿色和平此次行为尚未达到“侵犯(华中农业大学)科研成果”的级别，然而，毁坏、剽窃科研样品同样属于“违法行为”。“‘调查取证’属于特殊职业的行为范畴，如警察、记者，我不确定绿色和平组织成员是否可以算作特殊职业人员。”喻海良对绿色和平调查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

本土种质资源保护意识待加强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尽管专家对绿色和平的行为是否得当仍存在争议，但他们均强调，该事件反映了我国对本土物种资料保护的滞后。

作为“中国优良种子的摇篮”，南繁利用海南岛南部典型的热带气候条件，承载着各省份育种以及农业科研的重任。50多年来，全国选育的农作物新品种70%都经过南繁选育。

然而，据一名参与南繁育种的科研人员透露，与南繁的重要地位相比，当地的管理仍相对散乱滞后，偷盗种质资源的事情时有发生。据媒体报道，甚至有专业的偷盗团伙假借考察之名“顺手牵羊”，让育种公司和科研机构防不胜防。

“中国人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相对比较薄弱，这次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严建兵说，去报警的时候，当地公安部门很不理解，他们第一反应是“偷点种子算什么，能值多少钱？”“种子的重点在于其携带的‘科研核心机密’，理应受到保护。”严建兵说。

而事实上，因为保护意识薄弱，中国正成为其他国家攫取遗传资源的新目标，生物遗传资源流失的确切数量难以统计。

以大豆为例，早在1898年，美国就来我国调查和采集野生大豆品种资源，用以培育优质高产品种。如今，美国作物基因库中保存的大豆资源已达20000多份，很多原产我国的大豆资源成了美国的专利产品。

严建兵很无奈地告诉记者，国内往往存在一种自卑心态，总觉得技不如人，提到知识产权一般都会想到是“自己侵犯人家的知识产权”，而往往意识不到我们的知识产权也会被别人侵害。

5月5日，农业部下发通知，要求各科研单位严防转基因材料遗失和被人恶意扩散，“避免我国科研核心机密和种质资源材料被窃取，给国家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该通知还要求，进一步加强基地管理，加强对不明身份的人员和车辆的监督检查。

对于农业部的这份文件，喻海良表示支持，他认为，当前国内科研机密的保护亟待加强，“这种保护并不针对转基因农作物，而是泛指所有涉及知识产权的科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