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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股份管理层详解缘何赴港上市 迁册香港释放先行信号


来源:《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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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集团董事长常振明对《财经》记者说,上市融资仅是次要的目的,其核心是想为中国国企改革出一条新路。”中信集团董事长常振明如此阐述中信集团的改革  中信集团整体上市正如它过去35年所走的路一样,继续创造许多中国企业发展的“第一”。

中信变轨

中信基本敲定500亿融资,即将完成上市关键一步,再度创造多项央企成长新纪录,其独特历程浓缩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市场经济探索和公司成长道路

35年从小到大,中信集团创造了很多纪录。如今在深化国企改革的关键时刻,这个资产规模超过4万亿元、年度利润700多亿元的大象级央企,正着手实施股权结构多元化、员工持股计划和公司治理变革。总额达500亿元的融资基本敲定,第二批战投名单即将公布。若一切顺利,集团控股的中信股份将注资取代中信泰富,在香港联交所上市,中信股份亦将从北京迁册香港,由内资变成港资。

这无疑是多方面的巨变,其背后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市场经济探索和公司成长发展。正如熟悉中信历史的见证者所言,中信成长与壮大,浓缩了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所走过的许多典型道路。

中信是诞生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特殊公司,从一开始就集聚了那个年代最精华的两群人:从浩劫幸存下来、懂得市场和公司的老“资本家”们,和尚处于青壮年、新中国缔造者们的后代,他们手中握有探路搞活经济的尚方宝剑,集合知识、资源多重力量,在计划经济的体制坚冰中开拓前行,以独有的国企“特区”形式,践行“三个引进”(引进技术、引进资金、引进管理),为改革开放探路,并不断壮大自己。

自去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国企深化改革的指导思路,正在酝酿落实,中信无疑是那个条件成熟、众望所归的率先破题者。《财经》杂志梳理中信集团历史,专访多位参与创始或主导发展的中信负责人,探究其35年的发展历程,还原中信发展改革的逻辑。

概括而言,冲破体制束缚以及强化自身传承,是其得以发展壮大至今的核心因素。而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系规章制度的完善,中信打破制度束缚的能力也越来越弱,国有企业制度的弊端丝毫不减。要突破这一怪圈,中信必须通过变轨求发展,这就是实现上市并迁册香港,置身香港的法律和制度环境,倒逼自己蜕变,谋求持续发展。

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和上一轮改革红利释放完毕,中国国有企业规模扩张的盛宴已经结束,许多国企利润增长遇到瓶颈,效率提升艰难,改革水到深处,步履弥坚。作为央企改革先行个案,中信以罕见勇气和智慧触及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公司治理变阵,无论实践效果如何,都将成为新一轮国企改革难得的探路者和立体的新样本。

——编者

上篇

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其法律法规在公司治理、市场监管方面优势明显,国际化人才储备充足,以此为标准改造和升级公司治理水平,中信有机会成为一个真正国际化的企业集团

中信上市突围

□本刊记者王晓璐实习记者陆玲/文

进入2014年6月,筹划经年的整体上市蓝图,距离实现越来越近,这不仅是中信集团的一次跨越,亦在昭示中国国有企业深层次改革的悄然破题。

据中信集团6月份披露的信息,集团将把涵盖从足球俱乐部到银行等领域的绝大多数资产,注入其在香港上市的子公司中信泰富。随着股权和治理结构的变化落实,中信将转变为一家国有控股的、但总部位于香港的大型综合类企业集团。

据《财经》记者了解,在首轮战投名单敲定之后,第二批战投名单即将公布,至此本轮中信500亿融资基本尘埃落定,中信上市即将完成关键一步。

中信走到这一步花了数年时间,几经反复,从2008年起,中信集团就开始谋划整体上市,2010年启动股份制改造,但随后因政府换届等外部因素,中信集团整体上市进程被暂时搁置。

十八大后,中信加速推进整体上市,并最终于2014年新春选择了在香港上市的“红筹模式”,可谓“一波三折”。

从政策信号上看,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方向。从央企巨头中国石油化工集团(下称中石化)引入千亿民间资本的计划,到地方国企的整合兼并以及激励机制的改革,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的大幕已然拉开。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周放生说,中国前30年改革为国企解决了经营方式的市场化改革,而国企体制机制的市场化改革刚刚破题,混合所有制的提出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观察人士亦提醒,此轮国企改革并不必然在短期内全面推开,而将以个案方式,让一些条件成熟的国企率先突破。中信在中国企业发展历程中的特殊地位,使其有能力成为破题者。

上市融资仅是中信发展战略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这次上市改变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与治理行为,实现员工持股计划,并争取获得以市场化方式选聘高管的权力,突破长期以来困扰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央企的管理体制和治理模式,让中国的国企更加适应公平竞争的环境,融入全球市场,获得更好更快的发展。

中信集团董事长常振明对《财经》记者说,上市融资仅是次要的目的,其核心是想为中国国企改革出一条新路。

方案选择

中信股份成为一家香港公司,将置于香港的法制环境、监管要求和舆论监督之下,中信的改变势在必行

虽然始于2008年,但当时中信集团谋求上市仍属“纸上谈兵”。到2010年,得到国务院原则上同意,改革思路的形成源自四年前公司高管们的一次“头脑风暴”。

据亲历者之一、中信证券副董事长殷可回忆,当时危机意识促使中信集团再次寻求发展方向,结合中信集团的发展历史,高管层达成必须结合海外市场、通过上市倒逼改革的思路。

关于怎么上市,当初有两个思路,一个是海外市场IPO,一个是现在已经公布的方案。

因为中信集团旗下核心资产已经在香港和A股市场上市,整体在A股上市不合法规,于是香港成为中信集团上市的首选地。

如果在香港市场发行H股,中信集团将直接获得发展资金,但改革的味道或淡了许多。十余年来,中信眼看多家内地国企H股上市后,在公司治理、人事任免方面的改革成效甚微,与中信利用上市倒逼改革的初衷相悖。

现行的方案是,中信泰富以现金和发行新股的方式收购中信股份100%已发行股份,新股发行价格定为每股港币13.48元。交易完成后,中信泰富将更名为中信股份。中信股份成为一家香港公司,将置于香港的法制环境、监管要求和舆论监督之下,中信的改变势在必行。

选择中信泰富作为中信股份的上市平台,是反复对比的结果。经过2008年澳元衍生品事件,中信泰富元气大伤,虽然它还是恒生指数的成分股,但关注度已大不如前。此次中信股份上千亿元资产注入中信泰富的成本不高,比较容易达成集团上市目的。而其他如中信银行、中信证券等旗下上市公司,均属集团优质资产,借壳上市并不明智。

常振明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介绍,中信泰富投资的澳大利亚铁矿后续投资巨大,中信泰富“小马拉大车”不堪重负。采用现在的方案,以集团的力量接手澳矿,既实现了整体上市,又减轻了泰富的压力。

投资故事

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国有企业继续深化改革的方向,“混合所有制”、“市场化选聘”、“长效激励机制建立”等等新提法都成为中信集团整体上市的投资故事

中信集团业务涵盖金融、实业等多个领域,与中国经济高度契合,而目前中国经济正处在低谷中,这类企业的投资故事并不好讲。不过,投资界也明白,投资中信股份就是投资中国经济,买中信股份更像买一个中国指数。

“关键是讲好故事。综合性的企业本身就不太受欢迎,现在都是1+1=1.5,很少见1+1=2.5的,而且中信的大部分核心资产已经在内地或香港上市。对投资者来说,没什么特别有吸引力的东西。”香港资深投行家温天纳说。

中信集团由邓小平倡导和批准,由实业家荣毅仁于1979年创办。多年来,中信集团一直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2010年,中信集团启动股份制改革,于2011年改造完成,中信集团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

改造完成后,中信集团持有中信股份99.9%股份,中信股份承接了中信集团90%的资产,包括银行、证券、信托、保险等金融资产和地产、资源能源、工程承包等非金融资产。

截至2013年底,中信股份(不包括中信泰富)净资产约为人民币2250亿元。其中金融资产比例占比达80%,非金融资产比例为20%。

在香港,与中信股份可类比的企业包括李嘉诚的和记黄埔和由包玉刚创立的九龙仓。以2013年底的数据计算,与中信泰富合并后的中信股份营业收入将达到4100亿港元,高于和记黄埔。合并后新公司的净利润将达到480亿港元,超过和记黄埔和九龙仓的营业利润之和。

中信集团总经理王炯对《财经》记者说,中信股份在多个领域已经为市场的领军企业。这些领域包括装备制造、汽车铝合金轮毂、工程承包,以及银行、证券、信托等业务。

对于现状,中信集团希望做出改变。常振明说,现在我们的金融与实业板块的营收和利润贡献并不匹配,我们希望未来中信成为一家“金融与实业并举”的综合性企业集团。

王炯进一步介绍,中信集团未来将进入健康医疗、信息技术等新领域,比如在健康医疗领域,中信将加大投资,而在信息技术领域中信更多地做一些整合工作。进入这些新领域,中信希望多采用兼并收购以及与行业领军企业合作的方式。

鉴于国际市场对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担忧,以及中信股份作为一家综合类企业的特点,中信股份的上市并未采用“广发英雄帖”式的路演、认购,而是由旗下中信证券主导,邀请一些比较了解中国改革和中信集团,或者已与中信集团建立合作关系的大型投资机构参与认购,这也成为中信股份上市的一大特点。

据悉,在路演时,多数投资者并不需要中信的高管团队对中信各项业务及发展规划进行详细介绍,反而更关心中国经济的走向,包括债务问题、产能过剩等。

中信股份的高管们也倾向于以中信为样本,向外界传递中国改革的信号。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国有企业继续深化改革的方向,“混合所有制”、“市场化选聘”、“长效激励机制建立”等等新提法,都成为中信集团整体上市的投资故事。

常振明说,在与境外投资者交流时,他们对于中国经济的了解,对中国改革的认识出乎意料,那些真正给中信下单的投资人,不单看好中国长期的增长前景,更看好中信作为国有企业,在深入改革后释放出的红利。

估值压力

投资者的主要疑虑是中信集团注入的资产定价过高,这样一家规模的综合性公司配售价格却没有折扣

由于中信股份的资产中,大部分的核心资产已经在内地或香港上市,中信股份借壳中信泰富涉及资产的重复上市,而现有资产价格会影响到中信股份的最终定价,这需要中信集团与潜在投资者进行充分沟通,并进行必要的资产安排。

中信股份(不包括中信泰富)持有两地包括中信银行(601998.SH/00998.HK)、中信证券(600030.SH/06030.HK)、中信重工(601608.SH)、中信资源(01205.HK)、中信大锰(01091.HK)、中信国际电讯(01883.HK)等十余家上市公司。

其中只有中信证券和中信国际电讯的市净率(PB)超过1倍,显然,中信股份想以1倍PB定价存在一定的压力。不过,按前述中信股份持有的股票市值(不包括中信泰富)计算,已经达到1900亿元人民币

中信泰富收购中信股份的公告发布后,国际投行纷纷发表研究报告,虽然它们对中信股份改制上市的前景看好,但对中信泰富与中信股份的协议股价存在分歧。

瑞银表示,考虑到交易完成后对资产净值需要有较大折让,故给予中信泰富“沽售”评级,目标价为每股港币6.1元。

高盛则持较中性观点,在不计算此次交易情况下,维持中信泰富每股港币12元的观点,但它表示中信股份上市符合国企改革的大趋势。

特别是4月底双汇国际在29家投资银行保驾上市失败后,市场对于中信的交易有所看淡,这些都影响了投资者的投资意愿。

一位接近中信集团的人士说,投资者的主要疑虑是中信集团注入的资产定价过高,这样一家规模的综合性公司配售价格却没有折扣。

5月14日,中信泰富公布了第一批投资者名单,增加了正在观望的潜在投资者的信心。

首批投资者中既有全国社保基金、中国外管局、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等国内的大型投资者,也有东京海上日动保险、卡塔尔投资局、淡马锡、AIA等国际投资者。

在此之后,中信重点邀请了美国、香港、大陆民营企业等一批有各方面代表性的投资者进行第二轮股份认购,随着这些机构陆续认购中信股份,中信股份的股权将更加多元化。

治理挑战

当行政力量已经深入到公司治理的各个层面,企业如何保持正常的商业运作,这正是当下国有企业的真实写照,亦是中信集团此次改革必须攻克的难题

中信股份改制并不容易。首轮外资认购股份并不如预想的活跃,因为他们并不完全看好中信的未来,投资者提出的疑虑实际上是中信股份面临的挑战,多少反映出中信当下的困境。

经过35年的发展,中信的体量已经变得十分巨大,大象还能否继续起舞成为中信首先要回答的问题。

西方企业发展的历史表明,除了垄断型企业,巨型企业往往难以长期保持快速增长。比如日化巨头宝洁公司,索尼、松下等日本科技企业,就连中信公司曾经对标的通用电气公司,也纷纷从卓越走向平庸,有的甚至走在破产的边缘。

不可否认,中信比其他规模相当的国有企业更加市场化,这源自荣毅仁在创办这家企业时就给它注入了“按经济规律办事”的基因,中信集团成为市场化和国有化结合的典范。

国有企业发展至今,积弊甚深,其效率低下、股权单一、治理僵化、战略模糊等问题日益严重,中信如何能够摆脱这些国企惯有的积习而“独善其身”?

中国政府对经济巨大的影响力成就了国有企业的地位,但也禁锢了国企的经营。

一个典型案例是,国有商业银行在经历了国家注资、改制上市的改革后,释放出巨大的红利。但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四万亿刺激计划的推出,银行业成为国家实施刺激工具,饕餮盛宴之后,它们不得不吞下不良资产上升的苦果。

当行政力量已经深入到公司治理的各个层面,企业如何保持正常的商业运作,这正是当下国有企业的真实写照,亦是中信集团此次改革必须攻克的难题。

常振明坦言,在与境内外投资者交流的过程中,中信股份管理层被问得最多的问题是,中信作为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能否透明并有新意;中信股份管理层是否更加市场化。

境外一家大型投资机构正是因为对国有企业公司治理透明度的疑虑,将原计划10亿美元的认购额下调到1亿美元。

迁册香港

熟悉国企运作的人士都很清楚,国企的决策链条过长,行政干预色彩浓厚往往成为企业发展的桎梏,对此中信深有体会,并力图改变

面对挑战,中信作出了迁册香港的决定。

“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作出了独特而又巨大的贡献,以至于苏联人在总结自己国家改革失败的经验时提出,苏联改革受挫的重要原因是“苏联没有香港”。

早在中信成立初期,荣毅仁就战略性地建立了中信香港公司,此后中信泰富在香港经济中的深度参与让中信集团受益匪浅。

中信泰富“澳元门”事件充分暴露出了在公司治理、高端人才储备上存在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而这些问题亦是内地国企的通病。如何利用香港的优势助推中信集团的改革与发展在中信管理层中逐渐形成共识。

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其法律法规在公司治理、市场监管方面优势明显,国际化人才储备充足,以此为标准改造和升级公司治理水平,中信亦将有机会成为一个真正国际化的企业集团。

熟悉国企运作的人士都很清楚,国企的决策链条过长,行政干预色彩浓厚往往成为企业发展的桎梏,对此中信人深有体会。

值得注意的是,中信迁册香港还将取得另一项改革成果——外资身份、内资待遇。中信将在行业准入、人才引进等多方面具有其他内外资企业不具备的便利条件。

对香港而言,中信迁册好处不言而喻。如果中信成为一家香港本地公司,显然会雇佣更多的当地人,提高本地就业。

当下香港经济亦面临诸多挑战,比如家族企业管理团队的青黄不接,资本外流愈发明显,香港核心价值的逐渐流失,中信介入因此恰逢其时,可以衔接香港产业与资本转换。

在香港经济面临困境之时,中信股份的迁册或许是未来更多国企赴港的一个先行信号,越来越多的中资背景企业参与到香港经济建设中,对香港的长期繁荣将有积极影响。

改革突围

“如果体制机制上的突破仍有待时日,那么就从改变公司行为开始做起。”中信集团董事长常振明如此阐述中信集团的改革

中信集团整体上市正如它过去35年所走的路一样,继续创造许多中国企业发展的“第一”。

“中信35年的发展历程表明,中信集团的创建和发展是改革开放政策指导下创新发展的实践,是国有企业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的实践,也是国有企业坚持科学发展的实践。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的最大红利,也是中信集团发展的最大红利。在新一轮改革进程中,中信要通过改革为自己路,为国有企业改革探路”,中信集团董事长常振明如此阐述中信集团的改革。

通过本次上市,中信集团减持了中信股份25%的股份,筹资约500亿元人民币,这部分资金将以中信集团特殊分红的方式上缴给财政部。

这是中国巨型国有企业第一次,通过“卖老股”的方式实现国有资产的全民所有。

虽然减持后,国有股仍然一股独大,但中信股份的股权结构已经相当多元化。按照公司章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家海外资本或民营资本的股东,能够向中信股份的董事会派驻董事,不过,上市还是为国有股进一步减持提供了平台,也为民营资本或海外资本在将来获得董事席位埋下了伏笔。

据《财经》记者了解,混合所有制改革已经成为中信集团改制的一个重点方向,未来国有股比例将会进一步下降。

对于公司治理结构的优化,中信管理层并不太担心。中信股份上市后有意建立一个咨询委员会,邀请包括股东中专业资深人士,为中信的发展提供专业意见。“如果体制机制上的突破仍有待时日,那么就从改变公司行为开始做起。”常振明说。

以淡马锡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为例,虽然两家公司都由新加坡政府控制,但淡马锡在全世界被普遍认为是一家商业机构,关键在于它完全的商业化运作,高管人员并非政府指派,而是通过市场化选聘的方式进行任用,GIC则不同,因此仍被视为国有企业。

一定程度上,GIC与中国国有企业如出一辙。近年来,中国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屡屡因国有背景广受诟病,在全球自由贸易遇阻、公平贸易呼声愈高的背景下,改变国有企业行为就显得愈发迫切。

中信正在尝试做出改变。《财经》记者对比发现,对于每年中信泰富的董事长致辞,常振明非常用心,对公司的境遇和面临的挑战并不讳言,甚至将成长经历、兴趣爱好等个人元素融入文章,便于股东更加了解公司和他个人。而同样由他签发的中信集团的董事长致辞则风格迥异,更像是例行公事的公文。小处见真章,市场力量大,常振明希望中信股份通过行为的转变,成为一家真正的商业集团。

中信股份股权结构多元化的另一努力,就是尝试全员持股计划。据常振明介绍,中信股份希望让包括公司员工和子公司高管等在内的众多员工参与此项计划,以一定比例的薪酬按市场价收购公司股份。目前该项计划仍需国务院相关部门同意。

据悉,有关方面也乐于推动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此举不仅能够解决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母子公司协同问题,亦能帮助公司留住人才,实际上是建立一个长效的激励机制。

考虑到相关政策和资源的复杂性,中信的改革不会一帆风顺,中信改制上市之于国企改革亦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在探索改革的实践中,既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对此,中信管理层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中信仍然希望借助政策东风二次启航,再次树立中国国企改革的新样板。

 

探路三十五年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中信集团获得的政府支持及高层关注超乎寻常,但其35年发展并非一帆风顺,频频遭遇行政干预和计划思维打压。它既是多次体制创新旗手,又是改革实践开路先锋,它也屡遭误解,甚至被视为旁门左道

1978年秋,广州南湖宾馆。叶剑英、谷牧、荣毅仁三人相聚,两位中共领导人提出,让荣毅仁出来办实业。此时的荣毅仁,已经有了操办一家信托投资公司的想法。

正是在1978年,中国对外开放国策确定,但中国急于融入世界的热情,面临财政窘迫以及体制弊端的双重困境,国家急于寻找破题之策和破解人才。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信集团前身,下称中信公司)破茧而出。

中信公司是在邓小平、叶剑英等高层领导的倡导和支持下,由荣毅仁于1979年10月创办。

与中信成立初期国家拨入现金2.4亿元相比,中信集团截至2013年底的总资产达到4.3万亿元。2009年以来,中信集团连续五年入选美国《财富》杂志“世界500强”。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中信集团获得的政府支持及高层关注超乎寻常,但中信集团35年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频频遭遇行政干预和传统计划思维的打压;它既是体制创新的旗手,又是改革实践的开路先锋,同时它也屡遭误解,甚至被视为旁门左道。

中信缘起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邓小平、叶剑英和王震在一次谈话中一致赞成,请出荣毅仁这样富有企业经营实际管理经验的原工商界人士出来工作,为对外开放事业发挥作用

回溯中信的历史,首先回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原点——1978年。

改革开放伊始,国家百业待兴,“大干快上”、“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几乎成为当时中国各个领域各个阶层共同的目标和口号,中央也制定了第三次大规模引进成套设备的方针。

1978年,国务院有关部门签署了22个成套设备项目的进口协定,共需外汇130亿美元。而1977年末,中国的外汇储备仅为9.52亿美元,到了1978年末,仅为1.67亿美元。外汇支付存在明显缺口。

此前,新中国曾两次大规模引进技术设备,一次是依靠苏联的借贷,用资源物资作为偿还的保障,一次是采用延期、分期付款和补偿贸易的手段。由于长期受到“左”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理念深入人心,负债经营在中国被视为禁区,第二次引进时,中国仍然不敢借贷,这极大地限制了引进规模。

同样的问题,使得第三次大规模引进设备的执行急速刹车。经济发展遭遇的寒流不仅仅来自国家财政的窘迫,更来自体制的缺陷和弊端。

而上述两块短板的改造,在当时严密和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内部是无法破题的。中国需要用一股体制边缘的力量,撬动体制变革。

根据中国前国家副主席王震的回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邓小平、叶剑英和他在一次谈话中一致赞成,请出荣毅仁这样富有企业经营实际管理经验的原工商界人士出来工作,为对外开放事业发挥作用。

此后,邓小平在著名的“火锅宴”中向荣毅仁提出要求:要自己主持单位,多搞对外开放和经济工作;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商业角度来考虑签订合同;全权负责,包括用人权;完全排除行政干扰;有权接受合理任务,拒绝不合理要求。

这无疑是邓小平代表中央给荣毅仁的一柄尚方宝剑。之后100天,经过反复思考和再三斟酌,荣毅仁将成立“中国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的想法写信告知中共高层,很快获得批准,只是名字调整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关于中信的地位,当时国务院的说法是“国务院直属机构,比照中国银行”。地位的体现有多种形式,其中最重要的是看公司印章的级别,中国银行使用的是最高级的“国徽印章”。

中信公司筹备组的人意识到,如果中信也能使用这种印章,对将来的发展很有帮助。

因此,筹备组成员之一的叶选基,抓紧去中国银行北京办事处,盖了三个中国银行的大印,请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批准中信参照制作。据悉,谷牧当时一想,既然国务院定了中信公司地位比照中国银行,遂大笔一挥同意了叶选基的请求。

叶选基向《财经》记者回忆说,两个月后,他在中南海遇到谷牧,谷牧埋怨叶选基把他害惨了,别人都埋怨他“怎么能给中信国徽章”。而在中信,总算据此形成既成事实,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这个特殊的带国徽的公章,都是中信身份特殊的最好说明之一。

打开局面

刚刚开放的中国遭遇到最令人啼笑皆非的窘境,客人来了没地方住,没地方办公谈生意。这一窘境后来催生出中信公司的第一桶金

“什么是市场经济的经营方式,怎么做,其实谁都没有经验。”常振明对《财经》记者说。

成立之初,中信公司并没有立即获得财政拨款,初始运营的资金由荣毅仁个人提供,因此,公司常常在资金运用上捉襟见肘,这也逼着中信公司必须“自谋出路”。

据一位参与公司筹建和初创的人士回忆,虽然公司名叫信托投资公司,但具体做什么业务大家都不清楚,公司刚成立,多以接待来华考察的外国人员,为国内外企业“牵线搭桥”。

刚刚开放的中国遭遇到最令人啼笑皆非的窘境,客人来了没地方住,没地方办公谈生意。这一窘境后来催生出中信公司的第一桶金。

1979年中信公司成立时,前瞻性地设立了房地产部,明确把房地产作为商品经营。

当时,中国城镇国有土地实行的是单一行政划拨制度,土地使用权不能在土地使用者之间流转,从事房地产经营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典型做法。

荣毅仁看到了改革开放后外商大量涌入所产生的居住和办公需求,决定突破制度束缚,按照“自己筹资、自己经营、自己建造”的方针,投资建设了北京国际大厦。这是中国第一座高档涉外商务办公楼。

据当时参与建设的原中信公司房地产部副总经理叶选基回忆,中信当时还取得一个突破,就是在国际大厦建成后,按照市场定价的方式,出租给了98家外国公司,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租金等于成本加一定利润的惯例。

由于采用市场定价,高额的租金让中信很快收回了投资,并尝到了按照市场原则办事的甜头。

如果说房地产业务率先起步让中信获得安身立命之本,随后中信公司发债融资则建立了中国企业与国际资本市场桥梁,为中国筹集到了宝贵的资金。

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家22项重点工程之一的江苏仪征化纤项目一期工程因资金不足濒临停工,中信公司提出海外发债的解决方案。

1982年1月,中信公司在日本成功发行了100亿日元私募债券,救活了仪征化纤项目。

这让中信公司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在境外融资的发行体。这一投融资模式被称为“仪征模式”。

当时,中国几乎没有能称得上公司的企业,法律制度亦不健全,为打消海外投资人的疑虑,企业进行债券融资都需政府背书,进行债券融资。

改革开放初期,中信不仅利用自身优势帮助国内大型项目融资,而且率先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在上世纪80年代,中外合作租赁公司累计为中国引进外资达20亿美元。

同时,中信为促进中外政府、企业的相互了解,组建中国第一家专业咨询公司、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并在1984年与英国郎曼公司合作出版了《中国投资指南》。这是中国第一部比较完整地向境外介绍中国对外开放有关政策法规的书籍。

这些创举不仅建立了中外经济合作的桥梁,更为国内相关行业的创建起到了重要示范作用。

走出国门

“你们为什么不到海外投资?中国的发展一定要从海外大量进口原材料”

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1400亿美元,首度超过吸收的外国投资。这是一个历史性转折。

30年前的1984年,中信公司率先启动了国有企业的“走出去”,而中信的出海来自高层的一个建议。

1984年,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向荣毅仁建议:“你们为什么不到海外投资?中国的发展一定要从海外大量进口原材料。”荣毅仁随即安排中信公司进行研究,并在当年2月提出申请。

中信的这一行为在当时并不为多数人理解。中信股份副总经理张极井回忆,“当时的主流观点: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应该是资本流入,而不是流出,到海外投资根本是南辕北辙。”

1984年10月,中信在美国投资了第一家海外企业美国西林公司,主营林业和木材加工。

1986年,中信投资1.1亿澳元收购了澳大利益波特兰铝厂10%的股权;同年12月,中信与加拿大鲍尔公司联合收购了塞尔加纸浆厂。

1988年6月,中信投资1350万美元收购了美国凤凰钢厂。

虽然这些项目留存下来的很少,但在当时,它们为中信提供了不错的收益,并且让中信积累了参与国际市场的丰富经验。

据直接负责收购塞尔加纸浆厂项目的原中信银行副行长王莉向《财经》记者介绍,当时荣毅仁对塞尔加项目谈判提了两个条件,第一,中信不会出资,收购资金全部以项目融资的方式进行;第二,中信不会为这笔交易提供任何担保。

即便在国内,这样的条件也是非常苛刻的。王莉拿了一本由美林提供的投行业务介绍书就上了飞机,在飞机上囫囵吞枣地了解了一下什么是项目融资,到达加拿大后,立即与鲍尔公司人员谈判。

令对方吃惊的是,当时中国的企业居然这么了解项目融资这一较为复杂的融资工具,后来没怎么坚持遂同意了中信的两个条件。

在对项目融资概念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凭借着一股敢为天下先的“闯”劲,王莉硬是谈成了项目。

王莉说,中信的海外业务是在“没钱没团队”的背景下一步步发展起来,靠的还是创新和敢干的精神。

中信在走向世界时,并未忘记当时已成为亚洲金融中心的香港。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通过谈判,确定了1997年和1999年收回香港和澳门,这也为中信集团在港澳开展业务奠定了基础。

多年以后,中信股份自己也转变成一家总部位于香港的公司,这在当时是难以想象的。

从1986年开始,香港部分金融机构出现问题,中信集团收购了香港嘉华银行,并更名为中信嘉华银行。之后,中信在香港逐步将业务延伸到航空、贸易、基础设施、卫星通信和基础电讯等领域。1990年中信香港集团收购了上市公司泰富发展,将其更名为中信泰富,并将大量优质资产注入中信泰富,使其成为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红筹公司和香港重要的大型上市公司。

中信转身

尽管躲过了亚洲金融危机,但中信的领导层意识到公司迫切需要找到新的发展方向,当初荣毅仁具有前瞻性的开展银行业务,为中信进军金融业埋了伏笔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再一次坚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中国的大门更加开放,而中信公司作为窗口的意义也在逐渐减弱。

1993年之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渐次展开,一个产权关系明确、法律完备、企业经营行为规范化、相互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形成。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方向得以明确,中信公司必须对业务进行全面清理整顿。

当内外部经济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时,中信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王军开始接手公司任董事长。

据王军向《财经》记者回忆,根据当时中信的负债结构,单汇兑损失一项就需要当时的中信公司用十多年的利润去弥补,而中信国内业务乏善可陈,在他刚刚执掌公司之后,中信依靠海外业务的收入勉力支撑。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终于彻底打破了中信行进了18年的运营轨道。1997年金融危机之前,中信70%-80%的收益来自海外,危机的到来使得中信外汇收益锐减,而此时中信又再次面临外债的偿债高峰。

中信如何跨过1997年横亘在它面前的债务鸿沟?多年之后,王军说这得从一笔颇具争议的百亿港元资产转让说起。

1996年下半年,中信公司香港子公司中信泰富迅速跨过35港元/股的价格,而中信集团当时向国务院副总理朱基汇报过“考虑卖一些资产”,来补充资本金,有意向荣智健及中信泰富的管理层转让部分股权。

最终,中信在没有上报的情况下以33港元/股的价格转让了中信泰富18%的股权,中信集团获得108亿港元。之后中信泰富股价曾一度上涨到58港元/股,王军被扣上贱卖国有资产的罪名,业界议论纷纷。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基受中央委托找王军谈话。王军如实地解释了整个事件过程,承认没有及时向国务院汇报,愿意承担相关责任,但同时表示,中信在泰富的初始投入就2.5亿港元,现在出售18%的股权收回108亿港元,不仅保持了在泰富的控股地位,而且实现了国有资产大幅增值。

王军说,如果没有当时出售中信泰富股权获得的108亿港元,中信很难度过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并且保持外债从不违约的历史。这件事也成为王军自己认为在中信集团做的“最有成就的一件事”。

尽管躲过了亚洲金融危机,但中信的领导层意识到公司迫切需要找到新的发展方向,而当初荣毅仁具有前瞻性的开展银行业务为中信进军金融业埋下了伏笔。

1987年,经过多次申请,国务院批准中信公司组建中信实业银行(中信银行前身,下称中信银行);1988年,中信公司进行机构改革,在原业务部的基础上成立了中信兴业公司,作为旗下经营信托投资业务的金融机构,也就是中信信托的前身;1995年,中信公司整合旗下子公司证券业务,组建中信证券。

自1994年以来,中信公司明确将资金的企业战略向金融业倾斜,其成效已经初步显现。

从1996年到1998年三年间,中信公司从金融板块中获得的利润占整个中信利润的80%。金融产业已经成长为中信集团的支柱。

金融涅

在中信集团整体上市的关口,中信金融板块依旧贡献了80%的资产以及80%的利润

赶在中国金融业大变革的前夕,中信公司于2002年改制为中信集团公司,为日后中信集团金融板块的腾飞做好了准备。虽然中信集团几乎拿到了全部的金融牌照,但是,真正能为集团贡献价值的部分在当时仅限于银行和证券。

中信银行的总资产占整个集团总资产的80%以上,2002年,中信银行成为王军最大的心病,270亿元不良资产,每天都在困扰着他,要求对中信银行收编改造呼声巨大。

多年之后,王军说,当时如果中信银行垮了,那就不会再有整个中信了。

但王军看到了以市场手段改造中信银行的机会,因此,不管在国务院召开的会议或者在银监会召开的会议上,王军都据理力争,为中信集团要来了两项政策,一是允许中信集团发行金融债,二是给中信实业银行四年时间进行业务重组。

有了这两项政策,中信集团“自谋出路”游刃有余。中信集团通过发债为中信银行增资171亿元,加上中信银行利润留存,到2005年末,中信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达到8.18%,从而达到了监管要求。

2007年中信银行在香港和上海同步上市,中信集团已经基本收回了对中信银行的全部投资,并保持了中信银行近70%的股权。

与银行相比,中信证券更成为凸显中信开拓精神的金融支柱。

早在中信银行上市之前,中信证券就在2003年成为A股第一家上市证券公司,不但解决了资本金过低的问题,而且在整个行业出现危机的时候,抓住时机陆续收购万通、金通证券,重组华夏证券,迅速奠定了在中国证券行业的龙头地位。

中信人基因里的国际视野再次发挥了作用,2013年,中信证券完成里昂证券全部股权的收购,成为首家在全球主要市场范围内拥有广泛网络的中国证券公司,这为中信证券国际化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2004年起,王军实施了再造信托的工程。短短三年,中信信托跃升至行业龙头。

如今,在中信集团整体上市的关口,中信金融板块依旧贡献了80%的资产以及80%的利润。中信集团金融产业的涅为其日后发展提供了别人难以企及的平台。

重新出发

几经论证,中信最终确定“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和“金融实业并举”的发展方向。同时中信集团亦承担探索国企改革新方向、推进整体改制上市的任务

中信创业发展35年,曾在市场汪洋中摸索近20年。用常振明的话说,中信集团在2006年之后才开始有了比较稳定和可持续的盈利,发展势头不错。

特别是发端于2006年的次贷危机,逐渐转变为一场全球的金融风暴时,面对可能到来的风险,中信集团并非没有做好充分准备。2007年中信集团获得超过800亿元的融资,至少到2008年9月时,时任中信集团董事长孔丹依然能够神态轻松地访问华尔街。

就在中信上下欢欢喜喜地准备庆祝集团成立30周年之时,风暴突然逼近。

2008年10月20日,中信泰富在港交所停牌,下午5时,中信泰富发布盈利预警,半小时后,中信泰富董事局主席荣智健公布了坏消息:澳元衍生品交易损失确认亏损8.07亿港元,且生效的衍生品合约最大亏损额达147亿港元。

接下来的时间,中信泰富几乎以每天1.1亿港元的规模继续扩大损失,交易损失的急剧扩大甚至有吞噬母公司中信集团的风险。最终,中信集团向其紧急提供15亿美元资金,中信泰富则以每股8港元股价向集团定向增发。增发完成后,中信集团对中信泰富持股比例由29.4%增至57.6%,重新成为中信泰富的控股股东。

尽管最终中信集团化险为夷,甚至斩获颇丰,但中信泰富风险管理的失控,给中信领导层一个极大的警醒。

多元化既是中信的优势,也对中信风险管控提出了挑战,如果再发生像中信泰富这样的事件,中信集团救得过来吗?中信的方向在哪里?

几经论证,中信最终确定“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和“金融实业并举”的发展方向。同时,中信集团亦承担探索国有企业改革的新方向,推进整体改制上市的任务。

 

中信缩影中国改革开放

多年以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谈到前苏联改革时曾说过一句话:“苏联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就是他们找不到一位像荣毅仁这样的企业家。”

这句话或许有些夸张,但也道出了历史的事实:上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开始改革的时候,旧时代的企业家已经被消灭干净,一群颟顸的计划官僚在市场面前不知所措;中国却有荣毅仁等一批富有经验的旧时代的企业家幸存下来,他们在70年代末被重新请“出山”,很快就在计划经济的夹缝里打出一片天地,中国改革开放走通了自己的道路,与前苏联的不同命运自此决定。

中信公司,就是“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创办的一家企业。它与中国改革开放同时诞生,也与改革开放命运共沉浮。诚如现任中信集团董事长常振明所说:“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什么样的路,中信就走过了什么路。”

“文革”结束之初,中国经济乃至整个社会濒临崩溃,改革开放成为社会最大共识。人们都知道计划经济的道路走不通了,但是对习惯于政治运动的执政党来说,大家并不清楚新的道路该怎么走。

一个颇具突破性的想法在当时被决策高层所看重,改革开放需要搞活经济,因而必须鼓励工商,兴办实业。从1978年秋到1979年春,在叶剑英、谷牧、邓小平、王震等中共元老的建议和直接推动下,中央决定请荣毅仁这样富有企业经营实际管理经验的原工商界人士出来工作。

1979年1月,邓小平宴请荣毅仁、胡子昂等民族资本家吃火锅,“五老火锅宴”作为温馨的历史画面被后人反复提起。但是只有当历史的镜头逐渐推远之后,这一幕的历史象征意义才凸显出来。

后来的历史广为流传:63岁的荣毅仁重新出山。1979年7月8日,全国人大通过改革开放后的第一部法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同一天,新华社发布消息:“中国国务院批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这种安排并非简单的巧合。邓小平说,这“明确表示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执行这个(改革开放)方针”。

这并非溢美之词。直到1980年5月,深圳等四个城市才被正式确定为“经济特区”。因此,中信公司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扇窗口。在这家被确定为“国务院直属的国营企业”的公司里,既有昔日上海滩的民族资本家,也有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还有一些共产党元老的子弟。这种驳杂的色彩赋予了中信公司独特的气质,也让它蒙上了些许神秘的色彩。

敏感的西方商人很快就发现了与众不同的中信公司。美国一家公司的总经理说:“中信公司是一股清新的空气。那里的人在你提出一个项目之后,总是能够提出恰当的问题。你谈投资收益时,他们懂得是什么意思。”

虽然已经从商场离开近30年,但是荣毅仁仍然具有强大号召力,世界各地的商人纷至沓来,其中就有著名的美国商人哈默。荣毅仁对哈默说:“你是资本家,见过列宁;我也曾是资本家,干社会主义。我们两个都是资本家,可以谈得拢。”这番话耐人寻味,假如没有荣毅仁的独特身份,中信公司恐怕很难在短时间里赢得国际商界的认可。

1982年,中信公司在日本发行企业债券,成为中国第一家在海外发行债券的企业。募集来的资金投入江苏省仪征化纤厂,让这家由于缺资金濒于倒闭的企业起死回生。仅仅六年,中信就赚回一个新的大型化纤联合企业。荣毅仁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说:“资本回来了!”

是的,资本回来了!那些没有经历过历史沧桑的人很难体会到这句话有多么大的分量。当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之时,荣毅仁率先将全部荣氏企业拿出来和国家合营,成为一名“红色资本家”。而后近30年间,资本在中国被消灭了,可是人们没有迎来所憧憬的“天堂”,却坠入了贫困和饥荒,直到长达十年的“文革”浩劫结束,人们才知道,“通向地狱之路常常是用鲜花和理想铺成的!”

《荷马史诗》里有一句话:“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自从资本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再次出现,中国就出现了一股全新的变革力量,一点点地改变了中国。

中国的改变是艰难的。在一个短缺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最短缺的其实是资金。中信用借债、租赁等全新的方式为国家建设筹集资金,可是几乎每做一件事都遭到各种各样的抵制和磨难。有时国务院已经批准的事情,也被左推右挡,难以落实。不过,在外力的推动下,尤其是许多国外企业的创新想法,让当时许多看起来不可能的事都变成了可能。

中信公司不断地创新,旧制度最害怕的恰恰就是这种被经济学家熊彼特称为“创造性破坏”的“创新”。荣毅仁说:“其实我们也说不上创新,不过是把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拿过来加以消化改造,变成了中国式的东西罢了。”即使这样,中信公司也被视为计划经济体制的异类,因为它每前进一步几乎都在挑战既有制度。

“请理解我在夹缝中走路的艰难!”作为一名极有修养和风度的政治家,荣毅仁在一次“上书”中这样呼吁,足见其遭遇之艰难,内心之痛切。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也站出来说话:“长安街不让走,煤渣胡同总得让中信走吧!”

从承包制到股份制,又回到承包制,当其他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的围墙里苦苦地寻找出路的时候,作为经济改革试点的中信公司却在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周旋中不断成长。

第一家开展租赁业务、第一家发行海外债券、第一家对海外直接投资、第一家在海外收购商业银行、第一家拥有商业银行业务……创立35年来,在体制的围堵中,中信左冲右突,一点点地打破原有的经济格局,不断建立新的市场规则。它通过吸收和运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开辟出一条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现实道路,有成功,亦有教训。

中信面临的最大考验,在上世纪80年代末降临。

在一片打倒“官倒”声中,五家特大型公司成为众矢之的,中信公司也在其中。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其余三家公司黯然关闭,只有荣毅仁领衔的中信公司和王光英掌门的光大公司幸存下来。

所幸,在其后数年特殊的政治环境里,中信作为改革开放“窗口”的独特价值再次凸显。荣毅仁以一位国际知名企业家的身份活跃在国际舞台,为打破当时被封锁的国际环境而竭尽全力。虽然中信在风云变幻的政治气候里遭遇了诸多困难,但它终于“挺”了过来。在1992年新一轮改革中,中信获得了诸多经营自主权,终于从“煤渣胡同”驶上了“长安街”。

1993年3月,荣毅仁当选国家副主席。在共产党执政的新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从未有过一位曾经的资本家荣任如此高位。海外媒体评论说:“这显然是在向世界表明,中国将继续改革开放。”

在荣毅仁告别中信的时候,这家最初只有十几人的企业,已经发展到拥有3万多人、旗下33家公司,总资产超过800亿元,卓然成为一家大型跨国公司。

“公司成立后,由于与一些部门的垄断和特权产生了矛盾,与旧的经济体制格格不入,工作非常困难。”从1979年起一直辅佐荣毅仁的王军,当时回顾过去的14年非常感慨,“公司内部也有过两种意见。一种是要把公司办成像国家机关一样的部门,另一种是要把公司办成一家企业。荣毅仁同志说服大家坚定不移地走自负盈亏办企业的道路,循着市场经济规律走。”

此时中国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但是一直“循着市场经济规律走”的中信却没有如鱼得水的喜悦,因为它突然发现自己开始陷入困境:由于占有垄断利润的行业紧闭大门,此前中信从海外借贷的大量资金主要投入地方国企,无数地方国企在市场面前濒于倒闭。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自1989年开始持续数年的经济衰退,无意之间却为中国取消价格“双轨制”提供了条件。因为在冷清的宏观经济形势下,指令性计划减少,价格随之放开。没有进行根本性体制改革的国有企业,被强行推入市场的汪洋,许多企业由此走向衰败。

国家财政不肯再投入一分钱,资产负债率高达90%的中信开始大量清理旗下的公司,解决资本金不足的难题。于是身为中信董事长的王军在没有请示中央的情况下,卖掉了香港中信泰富18%的股份,购买者则是荣毅仁的儿子荣智健。迄今这仍是一件公案,当年更是激起了轩然大波,一些人向中央告状称这是“国有资产最大的一次流失”。中央政治局也专门在会上讨论王军的问题。时任副总理朱基受命和王军谈话,个性倔强的王军坚持自己没有错。

和荣毅仁时代一样,王军时代的中信同样有鲜明的个人色彩。不同的是,“荣老板”处于计划经济时代,所做的是突破旧体制;上世纪90年代中国快速进入了喧嚣的市场经济的大海,“王老板”则在新体制建立过程中寻找中信的新路。

那是民营企业“野蛮生长”的大好时代,却是国有企业“救亡图存”的艰难岁月。中信过去以实业为主,那时不得不调整战略,重点转向金融。金融体系是现代经济最重要的架构之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重建金融体系。因此,在1993年开始的新一轮改革中,金融改革是重要内容之一。在金融改革中,中信再次成为一个先锋。

作为国务院直属的部级国有企业,中信本身显然具有其他企业难以企及的优势:1997年,中信已经拿到了银行、证券、基金、保险、信托、期货等全部金融业牌照,中国没有哪家公司拥有如此门类齐全的金融业务许可。现在看这些都是求之不得的稀缺资源,但是在当年这些牌照的价值没有充分显现。

在中国,改革先锋从来也不意味着前路坦荡。因此,中信的转型之路非常艰难。没有人能够否认中信所付出的艰辛,当然也无人能够否认这家企业拥有的独特资源优势,它可以为一个项目或投资而直接向国务院申请“路条”。

一位高管回忆当年的处境时说:“中信怎么发展,中央也不知道。但是中央有一个共识,中信是中国刚刚开放的窗口,是邓小平亲自提出建立的,我们不能让中信倒了。中央说我要帮你,但是怎么帮你,你得自己说。”

后来在中信银行、信托遇到资本严重不足和摘牌危机时,中信凭借自身地位的特殊性要到了政策,却没有让国家拿资金,自己挺了过来。

随着证券、信托、保险等业务的快速成长,中信迅速崛起。2001年中国加入WTO,倒逼国有银行改革。在国有银行相继进行股份制改造之时,占中信集团总资产八成的中信银行也顺利上市,中信整体财务状况彻底改观。中信跻身“世界500强”,一切渐入佳境。

“中信,是个谜啊!”

2006年7月,在王军卸任中信董事长的晚宴上,接任者孔丹慨叹。

孔丹长期在光大公司工作,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他还比较了光大和中信的不同:“这两家当时都是按部级建制建立的。不过中信的印章上有国徽,尺寸是正部级的。光大想要国徽没要到,只给了个五角星,但印章尺寸与中信一样。”

当年孔丹所感慨的当然不是印章上的国徽,而是那么多与中信同时代的企业,甚至比中信根正苗红、财大气粗的公司相继折戟沉沙,为什么只有中信顽强地活了下来,且成长为一家触角伸向世界各地的国际性企业集团?

王军曾经在内部半开玩笑地说,中信的成功是因为没人管我们。这句话很实在,但蕴含了很多深意。中信有特殊地位,管理层有特殊人脉关系,因此中信往往能在政策网中开辟出“特区”;没人管的成功,也凸显按照市场规律办事要冲破多大的阻力。

正当中信一帆风顺之时,中信突然面临自成立30年来的最严重的危机。2008年10月,中信泰富出现巨亏,引起了香港资本市场的巨大震动。当时中信集团只持有中信泰富股权的29.4%,如果置之不理,中信泰富定将陷入破产境地,中信集团也定会受到极大的影响。于是国务院指示:中信要对中信泰富负起责任。

中信泰富巨亏事件是世界金融危机的一部分。中信出手相救,中信泰富避免了雷曼兄弟的破产命运。更没有人能够想到的是,六年后中信股份到香港上市,就是借助中信泰富这个壳资源。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2008年爆发的这场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不但没有拖垮中国的国有企业,却给了它们巨大的发展机会。在《财富》杂志发布的“世界500强”名单上,中信从2008年排名第415位,跃升到2013年第172位,营业收入从229亿美元飙升到554亿美元。

从今天来看,中信之谜也是国企之谜。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一直在艰难地寻找出路。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国有资本从非关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退出,此后在“国退民进”的经济结构大调整中,国有企业收缩了战线。可是2003年以后,尤其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随着中国政府推出的“四万亿”的财政政策和十几万亿元的货币扩张政策,国有企业大肆扩张。

国企在竞争中处于主导地位,在资源配置中也具有优势,国企与民企竞争缺乏公平性,不少经济学家慨叹“国进民退”,批评这与改革初衷背离。

中信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是一家纯粹的垄断性国企。在央企里,排在中信前面的几乎都是行业垄断者或行业寡头,中信是少有的一家业务大量涉足竞争性领域的综合性企业集团。2009年、2010年,中信地产频频在北京、广州等城市创造“地王”项目,为世人瞩目,也遭到舆论批评。

中信有理由感到委屈:当初自己没有得到国家持续的资金支持和补贴,一直都在“循着市场经济规律走”,但是它仍然不时地被卷入争论之中。正如经济学家陈清泰所说,“实际上企业按所有制和隶属关系被分成了‘三六九等’。央企具有最高的社会地位和话语权,地方国企处于次之地位;外资企业有较强实力和话语权,受到国家和地方的青睐;民营企业则处于最为不利的地位”,“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把‘所有制’提到如此的高度,以致割裂市场。”

“近两年国有经济改革形势逆转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日渐显露,”经济学家吴敬琏说,“这使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不重启国有经济改革是绝对没有出路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再次提出了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当许多人们还在争论“混合所有制”到底是不是改革的出路时,中信已经启动了改革,积极筹备借壳中信泰富在香港整体上市。

今年7月份它将成为香港的一家上市公司,率先实现国有资产资本化。如果一切顺利,这将意味着超大型国有企业的整体改制,政府不再过多控制;企业依法成为独立市场主体,在竞争中做强做大。这对政府和企业都是又一次解放。

可以预见,新的一轮国企整体上市浪潮即将到来。在走过了35年的风雨历程之后,中信再次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探路。假如中信通过股权社会化的方式,让民众公平分享国有资产的收益,这不但有利于政府将更多的资源配置到公共服务领域,也是经济发展的目的、社会进步的表现。

在北京新源里中信总部大堂里,有一尊荣毅仁的青铜雕像。他每天安详地坐在那里,静静地注视着他亲手缔造的公司。从一个仅有数千万元的小公司,到一个拥有2万亿元资产的商业帝国,35年间惊涛拍岸,起伏跌宕,中信的故事浓缩的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故事。

荣毅仁亲自设计的公司标识,是两扇左右敞开的大门,它寓意这家公司走出国门,或许也隐含着中国融入世界的期望。走向世界的道路并不平坦,但是大门一旦打开,就不会再被关闭。因为新的力量已经积累起来,改革被推入了一个不可逆的进程。

相关专题:中信集团借壳中信泰富整体上市

[责任编辑:yuf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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