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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上海:从马家浜到马桥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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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时期,上海地区先民聚落进一步增加,主要遗址有青浦区的寺前村、金山坟、淀山湖底、果园村、千步村,松江区的机山、广富林、汤村庙、姚家圈,金山区的亭林、招贤浜,闵行区的马桥,奉贤区的柘林、江海等18处遗址。由于地貌的转变,有些遗址的分布已经逐步扩展到以往不适于人类居住的古潟湖地区。此外,随着海水的东退,上海良渚先民还把村落迁移至古代的海岸线上。马桥遗址、柘林遗址和江海遗址都坐落在古海岸线上。

  1985年青浦区金山坟遗址出土崧泽文化凿形足陶甗

  1985年青浦区金山坟遗址出土崧泽文化凿形足陶甗

  1994年闵行区马桥遗址出土马桥文化云雷纹鸭形陶壶

  1994年闵行区马桥遗址出土马桥文化云雷纹鸭形陶壶

  1966年青浦区寺前村遗址出土双层镂孔花瓣足陶壶

  1966年青浦区寺前村遗址出土双层镂孔花瓣足陶壶

(上接6版)

人”。为了满足生活的需求,刚刚踏入上海土地的“上海第一人”们开始利用简单的生产工具伐树开荒,种植水稻,驯养家畜。早在1961年,第一次发掘崧泽遗址时,考古学者就在马家浜文化地层中发现过炭化稻谷。

以崧泽遗址发现而命名的崧泽文化,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中,是联结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的重要环节。这一时期,长江三角洲地貌发生了重要变化。当时,随着长期的稳定堆积,在海岸线上由大量泥沙和介壳残骸堆积起贝壳砂堤。由于地势高爽,这些砂堤又被称为“冈身”。冈身形成后,将西部平原与海隔绝,使原来的一些低洼地区演变为淡水沼泽沉积环境,从而为人类提供了更多可供选择的居住点。目前上海地区发现有崧泽文化遗存的遗址有青浦区的福泉山遗址、崧泽遗址、金山坟遗址、寺前村遗址、汤庙村遗址,松江区的姚家圈遗址和广富林遗址等,先民的定居点明显增多。

良渚文化时期,上海地区先民聚落进一步增加,主要遗址有青浦区的寺前村、金山坟、淀山湖底、果园村、千步村,松江区的机山、广富林、汤村庙、姚家圈,金山区的亭林、招贤浜,闵行区的马桥,奉贤区的柘林、江海等18处遗址。由于地貌的转变,有些遗址的分布已经逐步扩展到以往不适于人类居住的古潟湖地区。此外,随着海水的东退,上海良渚先民还把村落迁移至古代的海岸线上。马桥遗址、柘林遗址和江海遗址都坐落在古海岸线上。

遗址的增加和新的居住村落的出现,都是为了满足人口不断增长和扩大农业生产的需要。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收获,强化劳动也是重要的手段。强化劳动主要方式就是技术革新。良渚文化的技术革新主要体现在生产工具的制作上。首先,生产工具的种类增加了,一些新的器型得到广泛应用,如石犁、石镰、耘田器、斜柄石刀等。其次,工具的制作更加精致和科学。以福泉山良渚墓葬出土的石锛和石凿为例,制作工艺考究,整体打磨抛光精致,器物的转角线条笔直,这是高度专业化生产的代表。此外,良渚文化的农业工具不但品种多样,而且基本可以配套使用于稻作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石犁是耕种时翻土的工具,石镰等是收割时的工具。

技术革新解放了许多劳动力,使他们能够从以获取生活资料为目的的劳动状态下摆脱出来,产生了一批技艺娴熟的手工业者。良渚文化的陶器制作已经熟练地运用轮制成型再加整修的方法。器形规整,一般器壁较薄,胎壁厚薄均匀。少量薄胎黑陶,其胎壁厚度仅1.3-2毫米,显示了高超的制陶技巧。一些重要的器物表面,都装饰有繁复的细刻纹,纹饰主要由蛇纹、云雷纹、变形的鸟纹等为主,体现了良渚文化特殊的意识观念。良渚文化的玉器集中了当时最高水平的工艺,是良渚文明的智慧结晶。良渚文化制作的玉器造型独特、雕刻花纹图案精细、数量众多、品种丰富,是良渚文化重要内涵之一。

经济的发展,手工业产品的专业化生产,为社会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财富。随着财富的不断增加,原始社会内部贫富不均的现象逐渐加剧。就考古发现而言,社会分化的现象明显地体现于墓葬的差异上。

上海地区等级最高的墓葬无疑就是福泉山遗址福泉山墓地和吴家场墓地上埋葬的良渚文化权贵墓葬。这些墓葬埋葬于专为显贵者堆筑的墓地中,墓葬之间有着严格的布局。墓葬以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为主,一般都有木棺。权贵墓葬的随葬器物数量多,质量也高,且以玉器为大宗,同时还有少量珍贵的象牙器、石器和陶器等。与之相对应的,是马桥遗址、广富林遗址所发现的一些小型墓葬。墓葬一般随葬品很少,随葬品的种类以陶器数量最多。

以福泉山遗址权贵墓葬为代表,它们随葬有玉琮、玉璧、玉钺、象牙权杖等象征身份的礼仪用器。虽然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无法复原这些器物的具体使用,可是象牙权杖、琮、璧所带来的神秘气息,正是宗教神权的恰当体现。从实用的工具或武器演化而来的玉钺,通过特殊化处理,成为震慑社会大多数人的权杖,象征着世俗的王权。这些身份显赫的统治阶层,可能是原来的部落首领、宗教祭司利用职权,将公共剩余产品逐渐据为己有,成为社会上层贵族。这种分配的不公平性,最终导致了社会分化和阶层对立,当时作为统治阶层控制社会的国家机器可能已经出现,因此有的学者把这段时间的上海称之为“福泉山古国”。

从文化碰撞到文化融合

距今4500年前,良渚文化达到了史前文明的高峰。但是,发达的良渚文明未能继续发展、延续,而是衰落并消失了。关于良渚文化衰落的原因迄今依然没有定论,有人认为是社会结构的崩溃造成的,也有人认为是自然环境的变化导致了文明的消亡。近年来,上海地区的考古发现为探索长江三角洲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文明化进程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根据上海的考古发现,良渚文化的衰亡除了受到社会内部和自然环境的巨大影响外,外来文化的冲击也是重要的导火索。从1999年开始的考古发掘,上海松江广富林遗址发现了一类以鱼鳍足的鼎和细长颈鬶为代表的遗存,这类遗存1950年代首先在浙江钱山漾遗址发现。随着广富林遗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可以确认这类遗存的年代晚于典型良渚文化,早于广富林文化。虽然现在关于这类遗存的性质无法确定,但是它代表了一个特殊的时间阶段,我们暂时将之称为“钱山漾阶段”遗存。

钱山漾阶段遗存的陶器主要器形有鼎、罐、鬶、豆、缸等。鼎身以折沿、垂腹为主要特征,部分鼎的上腹部有凸弦纹作为装饰。鼎足有鱼鳍足、鸭嘴状凿形足、顺装舌形足、圆锥足等。其中,鱼鳍足数量最多,形态上有大小变化,具有代表性。罐的常见形制为厚唇、折沿、深腹,腹部常装饰有弦断或抹断的篮纹。鬶,以泥质红陶为主,基本形态为细长的鬶颈和大袋足。

钱山漾阶段遗存与典型良渚文化之间既有差异也有继承。在钱山漾阶段遗存的陶器中出现了新的文化因素,在本地传统中找不到来源,应是在外来文化影响下的产物,这反映了新石器时代末期长江三角洲地区动荡的文化格局。

外来文化的因素增多,就像聚沙一样有个由少到多、慢慢累积的过程。到了广富林文化时期,来自北方的文化传统已经成为上海乃至长江三角洲的文化主流力量。

广富林文化是以上海松江广富林遗址发现而命名的一个新的考古学文化。广富林文化的陶器按照质地可以主要分夹砂和泥质两大类,陶器的装饰技法主要有压印、刻划、堆贴和拍印,压印纹饰有绳纹、篮纹和方格纹等,刻划纹饰种类比较多。广富林文化的陶器主要有鼎、瓮、罐、甗、豆、钵、盆、杯和圈足盘等。广富林文化陶器从胎土选择、制作工艺、造型特征到纹饰装饰手法都完全不同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现已认识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通过比较研究,广富林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受到了来自黄河流域以王油坊类型为主的中原龙山文化的影响,它构成了广富林文化的主体。

此外,广富林文化还呈现出多元文化的特征。首先是本地传统的影响,如生产工具石犁。三角形石犁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特有的生产工具,广富林文化依然使用,它除了反映在器型上有传承关系外,也从侧面说明这一时期仍延续了良渚文化的农业生产方式。其次,是来源于浙南闽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影响,主要以印纹陶为特色。最后,广富林文化陶器中还有一些器物是广富林文化所特有的。这些特有的器型,是广富林文化形成过程中,外来的文化因素与自身的土著文化因素杂糅、结合而创造出来。

因此,广富林文化的来源非常丰富,以王油坊类型为主的中原龙山文化因素对其形成和发展起到了主导作用,本地传统文化和浙西南闽北印纹陶文化因素也对其发展起到了重要影响。在吸收外来文化影响的同时,广富林文化时期的先民还有许多具有自身特点的创造发明,这多方面的文化因素共同构成了一个内涵异彩纷呈的崭新的地方性文化。

到了马桥文化时期,南北方文化势力的影响发生了倒置,来自南方的印纹陶传统成为主流。根据马桥遗址的统计,泥质红褐陶占全部陶器总量的50%以上,其他陶系组合分别由夹砂陶、泥质灰陶和泥质黑陶组成。红褐陶系的常见器类是不同规格的罐、小盆和鸭形壶,陶器制作采用泥条盘筑,再辅以慢轮修整的方法,器表多经拍打成型,器内有垫痕,器表拍印各种纹饰,主要是条格纹和叶脉纹。马桥文化的红褐陶在当地找不到承继的文化传统,发掘者通过比较研究,发现它们与浙南闽北地区的肩头弄文化遗存存在很多相似之处。

马桥文化与广富林文化一样,也是包含多元因素的文化综合体。马桥文化中的陶觚等器物很可能是来自中原地区的夏商文化的影响,而陶簋、蘑菇形捉手器盖等陶器的风格又与山东半岛的岳石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与来自南方印纹陶传统的文化因素结合,反映了夏商时期上海地区多元文化的特色。

马桥文化正处于中国历史时期的关键阶段,许多发现和成就是承前启后的重要环节。马桥文化陶工以陶文记事,它们主要被刻划在陶罐口沿的沿面上,小部分刻在鼎类炊器的口沿面上。虽然陶器并非文字书写的主要载体,但是,马桥文化的陶文正是汉字产生过程中处于萌生阶段的早期文字代表,它的发现对于研究中国文字的起源与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马桥文化另一项重要成就是原始瓷器的烧造,硬陶生产更加普及。软陶与硬陶的分化,是窑业技术的巨大进步,为原始瓷的发明做好了技术的准备。窑工通过精选瓷石、控制窑温和人工施釉等工艺的改进,成功完成了从陶到瓷质的飞跃。马桥文化的原始瓷是目前确认的最早的样品,考古发现显示,良渚文化之后,上海地区成为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北方和南方势力在此不断地发生碰撞,产生融合,正是在这种文化态势下。上海地区以一种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态度,创造出了富有区域特色新的文化,最终发展成古吴越文化的重要基因之一,并影响至今。■

(作者系上海博物馆考古部副主任,本文发表有删节,标题系编者所拟。本专题文章原文将收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7月出版、上海博物馆编《上海市民考古手册2014版》。)

[责任编辑:robot]

标签:文化 黑陶 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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