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媒三问中美经济关系：规则之争 互疑担忧 利益交汇

中美经济关系三问之一：规则之争如何看

规则即法。国际关系中，订立规则往往是国家间博弈的最高形态。规则一旦确立，意味着某种平衡达成，将影响一定阶段的稳定。

有观察家认为，在当前全球最重要也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之间，规则制定权的合作与竞争日益增多。从这个意义看，正在北京举行的最新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是中美双方就双边乃至多边的一些重要规则进行对话、竞合的平台。

而规则博弈之所以会成为中美专家关注的热点之一，在于国际关系现实的变化。仅就经济轨道而言，近年来，两个大国的竞合态势在越来越多的场合、渠道和领域中增强。以贸易和金融领域为例，围绕双边投资协定（BIT）、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金砖国家讨论建设开发银行、一些重要国际组织改革等多项议题，国际上关于中美背后规则博弈的舆论时有出现。

长期看，这是历史潮流的自然趋势。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在今年一次讲话中判断，新兴经济和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崛起是近年来以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历史大势。新加坡著名学者马凯硕说，“我们这个世界正经历着不可逆转的大融合。”这种大趋势和大融合对世界格局的影响极为深远。而经济规则只是新生的经纬脉络中之一环。人类社会需要有足够的知识力和智慧来顺应和把握其带来的剧变。

中期看，这是最近一轮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力量对比变化的结果。2008年爆发于发达国家的国际金融危机迄今已六年，尽管紧急状况暂告止歇，但危机带来的影响仍在延续。正是由于这次危机，使得新兴经济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的总量与增量中的相对占比都显著提高。而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的占比相对下降。兴衰之间，力量变化不言自明，规则变化的需要亦在情理之中。世界银行行长金墉等多位国际组织负责人在许多场合都表示，国际经济关系的规则要适应新的世界经济现实。

再从双边关系看，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战略张力，必然会体现在国际关系的各个层面，经济关系自不例外。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持续相对高速成长的新兴经济，美国依然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二战后所形成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主导者。二者之间不可避免会在新规则形成的过程中，既面临利益的契合，又面临一些客观差异。

今年上半年，中美经济关系中就又出现一些噪音。对于时不时就会出现的差异与噪音，美国前财长保尔森认为，双方对此都能坦诚相见，都有着积极推动双边关系健康发展的坚实意愿。

古人云，静力不发为“势”，蓄势出击为“力”。有专家指出，中美之间，以“势”平衡为上，以“力”竟功宜慎。两国关系山高泽长，不会为一时一事所遮蔽。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两国关系要“多栽花、少栽刺”，要相互尊重，聚同化异。

反观在全球和双边经济关系中的规则问题，可以期待，中美双方会秉持长期合作之本，在竞合中多对话、求共赢，使中美合作的红利既有利于各自国家利益，又能惠及全球。

中美经济关系三问之二：互疑担忧咋破解

在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李侃如看来，中美关系必须扭转当前地缘战略关系的向下趋势。而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正是双方增加战略互信的良机。

两年前，李侃如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辑思共同提出了“中美战略互疑”概念。两年过去了，李侃如对新华社记者表示，互疑会导致误判，而误判会导致悲剧，这是目前双方需要认真解决的主要问题。

“搞清楚对方在这些问题上是怎么看的、试图做些什么非常重要，”李侃如说。而一年一度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已经成为双方增进了解和互信的重要平台。

虽然短短两天的会期不太可能达成重大具体协议。但在政治观察人士龚小夏看来，“机制”本身比“对话”更重要。这位哈佛大学博士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刊登的文章中写道：“双方的有关人员隔一年就到对方那里去认认门、聊两句……知道自己这个部门有什么事该去对方那里找谁，也许哪天就能因此将一次大的贸易或外交摩擦化解于无形。”

从官方层面来说，中美目前拥有以战略与经济对话为首的六十余项双边对话机制，而在此之外的民间交往也日趋深化，成为促进中美交流、互信的重要新一极。

“尽管争论升温，但美中纽带依然强劲，”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访问北京回到美国后如是写道。

李成和布鲁金斯学会另外七位专家刚刚结束了在北京的密集访问活动，和中国政府、学术界和企业界广泛交流。李成在其博客中写道：“我们的学者见了企业家、经济学家和主管经济的高级官员。他们普遍都对（中美关系）前景乐观，我们的交流强化了一个事实：我们的经济纽带依然强劲。”

虽然近期中美关系不断遭遇逆风，但双边交往的热度依然持续升高。除布鲁金斯学会之外，美国另一大权威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从2012年起每年都会派出庞大的学术代表团来北京访问。

曾多次率团访华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对新华社记者说：“智库间的互动为促进双方高层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过去几年来我们和中国同行的互动让人十分兴奋，在此过程中，我们帮助使人民币汇率问题渐渐不再成为中美相互指责的焦点。”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两位专家今年5月发布的研究称，目前的人民币汇率已经不再被低估。随着中美经济学界的不断沟通，美国不应继续对中国挥舞人民币大棒已逐渐成为两国主流学界的共识。

在本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前夕，美国高盛集团董事长劳尔德·贝兰克梵再次访问北京，呼吁中美尽快签署双边投资协定。他对新华社记者说，改善中美关系，“最简单、最快捷的实现方法就是强化经济合作关系、增加互相投资、增进经济一体化程度”。他认为，这种合作会倒逼中美着手解决分歧。

包括高盛在内的美国商业阶层一直以来都是中美关系的粘合剂，因为商业阶层是中美关系改善的直接受益者。近年来，贝兰克梵每年都会到访中国，除了拜访客户和管理层，他每次都会和中国媒体交流，多次表达他对中国经济，以及中美关系不断深化的期待。

可见，目前中美双边交往的维度正在不断扩大，深度不断加深。相信多角度、多层次的中美双边交往，将成为破解互疑担忧的最好方式。

中美经济关系三问之三：利益交汇怎深化

不少人用“堪比入世”来形容中美缔结双边投资协定（BIT）潜在的深远意义。7月的北京，BIT谈判能否借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良机取得进展备受关注。两国经贸联系日益深入，深化投资合作成为扩大利益交汇点的新突破口，如何为此搭建高标准的桥梁考验中美双方共同的诚意和智慧。

对话开启前，中美两国财经高官均把推进投资协定谈判列为重要关切，对形成新共识和取得新成果表达了乐观期待。

以确保双方以非歧视性原则对待对方投资为核心的中美BIT谈判于2008年启动。去年夏天，两国确定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后，谈判进入实质阶段。一年来，中美就如何推进BIT举行了多次磋商，文本谈判渐近尾声，负面清单谈判即将启动。

作为世界两大经济体，中美各自经济的阶段性特点呈现出投资合作的巨大空间。在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史蒂芬·罗奇看来，一方面，中国正从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经济向服务业引领的以消费为基础的模式转变，这样的转型蕴藏着巨大商机，而美国在服务业领域具有全球领先优势。另一方面，中国近年来对外投资高速增长，中国企业有着强烈的投资意愿，如果双方能为投资的市场准入制定基于规则的框架，便能为两国经贸发展带来更广阔前景。

这样的广阔前景用数据说话更为直观。和两国间贸易的活跃程度相比，中美双边投资则相对滞后：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只有3％来自美国，而流入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只有不到1％来自中国。

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和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均认为，中美推动投资协定“恰逢其时”，协定的签署能确保双边投资遵循明确标准……这样的保护作用一旦生效，对两国经济的贡献将立竿见影，对整固中美整体关系也大有裨益。

当然，互利互惠需要利益平衡，一个成熟且全面的双边投资协定不应基于一方利益设定，而是要在沟通基础上实现共赢。

投资壁垒有待消除，合作的藩篱还需化解，双方对彼此商业规则、法律架构和社会制度的认知也有待深入。因此，谈判难以一蹴而就，棘手的问题还需更多耐心。

负面清单内容如何确定，是否建立争端解决机制等等，还有很多具体内容有待细化。任务艰巨，阻力难免。两国在战略上需增进信任，战术上需巧妙安排。

中国在负面清单模式上的积极探索表明了参与对话的姿态。新版的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刚出炉，国务院近日又下发意见，明确将改革市场准入制度，同时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这既顺应中国深化改革的步伐，也体现中国与国际接轨的战略考量。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投资和企业司司长詹晓宁认为，中国应积极参与高标准的双边及区域投资协定谈判，通过互惠方式在市场准入和投资者保护等方面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和安全环境。

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黄育川告诉新华社记者，中国应利用本次高层对话的机会让美国在一些限制性问题上做出更明确表态，比如对危及国家安全的行业作出明确界定，说明资源型行业的外资准入，以减少个案的不确定性。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杰弗里·肖特指出，中国还需要更多时间将对外资开放的程度和范围与国内经济改革的步伐相适应，美国也需思考如何对待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的安全审查。只要双方都有解决问题的良好意愿，便能减少疑虑、增进互信。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在会见美国前财长保尔森时强调，中方一贯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不因一时一事而改变。两国的共同利益和相互联系远大于差异和分歧。

这样的表述放在经贸合作领域尤其贴切。中美经贸的相互依存还将长时间持续，本次战略与经济对话为中美扩大利益交汇点提供了重要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