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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祥银:“记忆的不可靠性”可能是一种财富


来源:经济观察报

杨祥银:记忆(回忆)是口述历史实践与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对于它的研究(尤其是随着神经科学对于记忆问题研究的深入)会同时提升口述历史实践的有效性和口述史学研究的学理性。

燕舞

温州大学口述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副秘书长杨祥银博士刚过而立之年,但早在1995年即与“口述历史(Oral History)”研究结缘——“口述历史”是指通过传统的笔录、录音或录像等现代技术手段的使用,记录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或目击者的回忆而保存的口述凭证。

2004年8月赴香港中文大学攻读中国近代史博士学位的半年之前,杨祥银即已在北京和台北分别出版两部专著:《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和《口述史学》。2009年,杨祥银申报的《美国现代口述史学研究》成功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立项,其主持的《温州人口述历史数据库建设》、《温州归侨口述历史》等项目随后也获得各种资助。

今年10月,由杨祥银博士主编的集刊《口述史研究》(The Oral History Studies),在社科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唐纳德·里奇(Donald A. Ritchie)、保罗·汤普逊(Paul Thompson)和定宜庄等海内外口述史学大家纷纷受邀出任该刊学术委员。

《口述史研究》的创刊堪称国内口述史学界的标志性事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9月曾创立《口述历史》,可惜出版四辑后于2006年因故陷入停顿,与之配套的“口述自传丛书”也只出版过舒芜、文强、黄药眠等几位的口述自传。

10月上旬,《口述史研究》在京首发,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于沛、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秘书长左玉河以及中国社科院近史所研究员雷颐等出席,于沛寄望该刊“成为推动中国口述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学术交流平台”;雷颐、杨祥银与一些口述历史实践者则研讨了“口述历史与民间历史写作”。首发式后,笔者专访了杨祥银。

受访人:杨祥银采访人:燕舞

现代口述史学在当代的发展轨迹

燕舞:现代口述史学在中国大陆被广为接受,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华裔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他当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整理的《顾维钧回忆录》、《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甚至不完整的《张学良口述历史》,1980年代以来被陆续引进大陆。但是,正如您在发刊词中所考察的——国际口述史学界一般将美国历史学家阿兰·内文斯(Alan Nevins)于1948年创建的哥大口述历史研究室(Columbia University Oral History Research Office)视为现代口述史学诞生的标志,“口述史学的现代应用也不过是新近的事”——“现代口述史学”的“现代性”,究竟是指口述资料作为史料乃至历史学分支的合法性的上升,还是也包括它的“现代应用”?

杨祥银:的确,中文学界和读者对于口述历史(史学)的了解和认识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唐德刚先生,他当年参与的与胡适、顾维钧、李宗仁和沈亦云四人的访谈工作正好是哥大东亚研究所(East Asian Institute)于1958—1980年间开展的“中国口述历史计划(Chinese Oral History Pro-ject)”的一部分,该计划由哥大历史学教授韦慕廷(C. Martin Wilbur)和经济学教授何廉(Franklin Lien Ho)共同发起。该计划在哥大、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和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等机构的资助下,根据当时哥大口述历史研究室的规范程序,共采访了16位中国名人政要,经过转录、整理和编辑之后,最终形成了16部口述自传。

哥大所做的另外一项有关中国主题的影响深远的口述历史计划,则是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在1991年至1993年间,由张之丙和张之宇两位学者对张学良进行了60次访谈,共获得录音资料约7000多分钟。这些资料经过整理之后一直保存在哥大图书馆专门设立的“毅荻书斋”(Pe-ter H. L. and Edith C. Chang Read-ing Room),可喜的是,这批资料经过国内一些学者的重新整理和修订之后,已于今年9月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7卷本,含1卷注释/索引)。

需要补充的是,唐德刚先生早在1991年就在纽约倡议成立了“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Society of Oral Histo-ry on Modern China)”,该会以提倡、鼓励、推动和从事中国近代口述史研究、资料保存、编辑及出版为宗旨。

当然,之所以将1948年哥大口述历史研究室的创建视为现代口述史学诞生的标志,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国际口述历史学界的一种习惯性共识。不过,这也反映了哥大口述历史研究室的开创性意义,尤其是在它的影响与推动下,其他口述历史计划和机构也相继应运而生。1952年,德克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Texas)和森林历史学会(Forest History Society)分别开展了有关美国石油工业和森林木材行业先驱的口述历史计划。两年之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创建了美国历史上第二个口述历史专业机构——地区口述历史办公室(Regional Oral History Of-fice);1959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也创建了口述历史项目(Oral History Program)。至此,到1960年之前,美国第一批以大学为基础的口述历史的发展格局已基本形成。

基于哥大开创的口述历史模式,从1948年到1960年代中期,口述史学在美国的发展呈快速增长趋势。到1965年,全美共有89个口述历史计划。与此同时,美国口述史学发展开始走向正规化和专业化。

综观现代口述史学在当代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辐射走向,它发端于20世纪中叶的美国,1960—1970年代开始兴起于加拿大和英国,1980—1990年代以来逐步流行于世界各地。经过60多年的发展,口述史学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历史学研究的深化与革新,也被广泛地应用于图书馆学、档案学、社会学(社区研究)、人类学、妇女(性别)研究、赋权研究(政治和解、社会正义、法律诉讼、残障研究)、传记研究、移民研究、灾难研究、文化研究等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领域,在推动跨学科研究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目前,世界多国都拥有全国性的口述历史组织,它们不仅频繁地召开各种学术会议和出版学术刊物,近年来也不断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国际口述历史协会(International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的活动重心从北美洲和欧洲向亚洲、非洲、澳洲和南美洲延伸。作为战后兴起的为数不多的兼具学术研究意义、社会激进议程与公共历史价值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在过去的60多年间,尽管遭遇来自各方的挑战与质疑,但在几代口述历史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口述史学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一支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

口述史在女性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燕舞:《口述史研究》创刊号“口述历史与女性研究”单元,约请了《女性、战争与回忆:三十五名重庆妇女的抗战讲述》作者李丹柯博士撰写《口述史与重庆妇女抗战》;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副教授黄慧贞博士则撰文探讨了《口述历史作为香港妇女史研究的进路》。口述史在海内外女性研究或妇女史研究中如此受到重视,主要是因为它可以颠覆和补充既往的男性中心主义的历史叙述吗?

杨祥银:女性口述历史不仅有助于挖掘被忽略被遮蔽的历史声音,更有助于补充乃至颠覆传统的男性中心主义的历史叙述。作为社会的相对弱势群体,妇女一直以来都是以男性精英为主体的传统历史叙述的“缺席者”与“失语者”,而口述历史正是我们试图将那些被忽视的妇女的生活、经验与情感融入我们对历史与现实的理解与反思的基本手段。

正如美国女性口述历史先驱肖娜·格拉克(Sherna Gluck)在她的经典论文——《女人是如此的特殊吗?——女性口述历史》(What's So Special about Women? Women's O-ral History)中所宣称的:“不再保持沉默,妇女们正在创造一种新的历史——运用她们自己的声音和经历。我们正在挑战‘那些所谓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的传统观念,进而肯定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历史。运用与人类记忆同样古老的口头传统,我们正在重建我们自己的历史。”

西方女性口述历史最先兴起于1970年代,除了广泛开展各种类型的女性口述历史计划之外,研究者们还利用相关杂志就女性(主义)口述历史的理论、方法与实践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该领域也为口述史学自身的理论发展提供了很多借鉴意义。

在中国大陆,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女性口述历史计划是李小江教授主持的“二十世纪妇女口述史计划”,它从1992年正式启动,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将妇女这一主题与口述历史方法相结合的尝试,参与者逾千人次,遍及全国20多个省市和少数民族地区,该计划于2003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四卷本“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丛书”。近十年来,国内还有一些女性口述历史作品相继问世;不过,有关该领域的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提高。至于港台两地女性口述历史的发展情况,可以参阅《口述史研究》创刊号中的相关文章。

恢复与记录历史真相的一种重要手段

燕舞:在需要实现社会和解与转型正义的地区,口述访谈有什么作用?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一些疗救集体性社会创伤的功效吗?

杨祥银:口述历史是否真的能起到促进社会和解与疗救集体性社会创伤的功效,口述史学界现在对此并没有非常明确的结论。不过,在世界各地,这种尝试被不断地运用,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口述历史逐渐成为恢复与记录冲突、战争、种族统治与大屠杀等历史真相的一种重要手段,由此搜集的大量资料涉及绑架、杀戮与强奸等令人发指的战争与反人类罪行。

如果这些口述历史资料成为未来法庭审判的合法证据,那么是否还有人愿意说出这些历史真相?1995年南非政府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旨在在弄清过去事实真相的基础上促进全国团结与民族和解,其中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考虑对那些因服从政治命令而严重侵犯人权但已向“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讲出所有事实真相的犯罪者实施大赦。可是,这种做法也引发各种争议,尤其是如何平衡司法正义与历史真相之间的关系——对于那些失去亲人者来说,历史的真相会比对于犯罪者的司法审判更加重要吗?不管如何有争议,目前普遍认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改变了南非历史,让南非人看清了自己和自己的国家,抚平了南非人心中的怨恨,为南非今天的稳定与和解奠定了基础。近年来,类似于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组织也在世界各地纷纷成立。

有关这个主题的研究,可以参阅2014年最新出版的斯蒂文·海伊(Steven High)教授的《十字路口的口述历史:共享幸存与驱逐的生活故事》(Oral History at the Crossroads: Sharing Life Stories of Survival and Displacement)。

口述史学的法律与伦理问题

燕舞:这次提供“特稿”的还有美国参议院历史办公室历史学家唐纳德·里奇(Donald A. Ritchie)博士,据悉其最近十年来的一大工作就是积极推动口述历史能够豁免“伦理审查委员会”(Institu-tionalReviewBoards)的审查与监管,何谓“伦理审查”?

中国大陆对口述史实践产生的法律与伦理纠纷的研究,进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们该如何规避这方面的消极影响?

杨祥银:口述史学的法律与伦理问题是相辅相成和紧密联系的,对于口述历史实践中潜在的法律问题的预先考虑与规避,本身就反映了良好的专业伦理规范。口述史学的法律问题主要包括著作权、诽谤、隐私权侵犯、法律授权协议书(Legal Release Agreements)、对于口述历史资料设限的法律挑战、伦理审查委员会(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审查机制、口述历史资料网络传播与使用的法律风险与口述历史资料能否作为法院审理相关案件的合法证据等。而口述史学的伦理问题主要指口述历史访谈与记录、整理与编辑、保存与传播以及解释与应用等过程中不同关系体之间的一系列权利与责任。

在“以人为对象的研究”(human subjects research)中,为确保人类受试者(human subjects)的权利与福祉不受侵害和影响,1950年代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就开始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和法规来规范研究过程中所涉及的伦理问题,形成了一套集监管法规、监管机构、监管程序和监管内容于一体的较为完善的伦理审查与监管体制。根据《美国联邦法规》(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第45章第46部分的规定,所有由联邦政府部门或机构执行或受其经费资助的“以人为对象”的研究计划在正式开始之前,都要求研究计划所在机构的伦理审查委员会进行审查,由其决定是否批准研究或要求修改研究方案或拒绝批准研究。

这项主要适用于生物医学和行为研究伦理规范的联邦法规也不断向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扩张,同其他大部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口述历史作为一种主要基于活生生的事件当事人与目击者口述回忆的互动性访谈方法,也受到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审查与监管。

可是,该制度的弊端给口述历史工作者带来越来越多的挑战与困难。比如,在正式进行任何口述历史计划之前,研究者被要求向其所在机构的伦理审查委员会提交该计划的研究方案,其中包括详细的访谈提纲,还要求研究者参加有关伦理规范的繁琐培训和填写大量无关表格。同时,伦理审查委员会还提出一系列限制条件,比如要求受访者保持匿名(哪怕受访者同意公开身份)、在访谈过程中不能提问那些在预先提交的访谈提纲中没有列出的问题、在研究计划结束之后要求销毁录音(录影)资料和抄本等。这些要求与限制条件显然与口述历史实践的基本原则与研究方法背道而驰,口述历史学家也日益关注和担心伦理审查委员会的过度审查与监管会对口述历史产生“寒蝉效应”,甚至侵犯他们的学术自由。

正是如此,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口述历史协会和美国历史协会等历史学组织与以唐纳德·里奇和琳达·肖普斯(Linda Shopes)为代表的口述历史学家,就积极与联邦政府主管“人类受试者保护”的机构进行磋商和斡旋,希望推动口述历史伦理审查制度的改革。他们主张应该将口述历史列为豁免审查(exempted from IRB review)的研究类型或直接将口述历史排除在审查范围之外(excluded from IRB review)。目前,要求口述历史豁免伦理审查的努力仍在进行当中,而且在美国口述历史学界内部也开始产生更多分歧,尤其是近年来美国涉及口述历史法律与伦理问题的纠纷越来越多。

目前而言,在中国大陆并没有发生涉及口述历史法律与伦理纠纷的公开案例(如果有的话,也主要是涉及口述历史著作权问题),不过,世界各地的实践足以让我们警惕其中存在的潜在风险,并制定能够有效规避这些风险的口述历史工作原则与规范指南。

对于历史解释和重建来说,“记忆的不可靠性”可能是一种财富

燕舞:您曾两度专题谈及“口述史学研究的记忆转向”,这次创刊号也专辟了“口述历史、记忆与认同”单元,“记忆转向”会淡化口述史学的实践性,抑或会提升其思辨性和学理性吗?

杨祥银:记忆(回忆)是口述历史实践与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对于它的研究(尤其是随着神经科学对于记忆问题研究的深入)会同时提升口述历史实践的有效性和口述史学研究的学理性。

当然,由于口述历史建立在回忆的基础之上,而回忆难以确保准确,既包含着事实,也可能包含着想象。从1970年代初开始,部分历史学家就将矛头指向记忆的“不可靠性”,认为提供口述证词的受访者在回顾过去时,无论他们的记忆如何鲜明和生动,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访谈者与受访者的个人偏见、怀旧情绪、童年的不幸遭遇、对亲人的感情以及健康的妨碍等都会导致记忆被不同程度地扭曲。

不过,从1970年代末开始,口述史学界开始逐步形成共识,即对于历史解释和重建来说,“记忆的不可靠性”可能是一种财富,而不是一个问题。

以迈克尔·弗里斯科(Michael Frisch)、 阿 利 桑 乔·波 特 利(Alessandro Portelli)、路易莎·帕萨里尼(Luisa Passerini)和约翰·博德纳(John Bodnar)为代表的口述历史学家,在他们的具体个案研究中都强调口述历史对于理解具体环境中的社会记忆的观点具有巨大的贡献。他们认为记忆有助于我们理解过去的经历与现实的生活之间的互动关系,它远不是一种消极的容器或储藏系统,而是一种积极的塑造力量——它是动态的,它试图象征性地遗忘的东西同它所回忆的东西是同样重要的。

正因为如此,当代口述历史学家都认为口述历史不仅要尽量客观地描述历史,更要发挥记忆的主观性特质,即从历史当事人或者目击者的口中得出对过去更深层次的认识,即在历史的背后:人们是怎么想的?人们是如何看待他们的过去的?人们想从他们的过去经历中得到些什么?人们又怎样用过去解释他们现在的生活和周围世界。

进入21世纪后,口述历史学界对于记忆研究的兴趣与日俱增,在多本有关口述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读本和指南的权威著作中,都将口述历史中的记忆问题作为专题来探讨,甚至出现了直接以《口述历史与公共记忆》为题的专著。显然,在整个史学界“记忆转向”的大背景下,记忆问题在口述史学研究中的复兴与变革显得更具意义。正如北京大学长江讲座教授王晴佳先生所言,“口述史研究为史家从事记忆研究提供了前提。如果史家仍然像19世纪的兰克那样,坚持认为史学研究必须基于‘硬邦邦’的一手史料(最好是政府档案),那么口述史就无从兴起,当今的记忆研究也无法进入史学的殿堂。”

口述史学是公共史学的一个重要手段

燕舞:最近几年,“公共史学(历史)”或“公众史学(历史)”这个概念在中国大陆受到越来越多重视,该如何厘清它与“口述史学(历史)”之间的关系?

杨祥银:国内学者对于“Public History”的翻译存在一些争论,不过主流的译法是“公共史学(历史)”或“公众史学(历史)”。美国公众史学创始人之一罗伯特·凯利(Robert Kelley)教授给公共史学下过一个定义:“是指历史学家的就业和将历史方法应用于学院之外的诸多领域的学问,包括政府、新闻媒体、历史遗址和博物馆。”通常而言,对于公共史学家来说,他们是以客户的需求为目的,其客户包括联邦和地方政府、公司、博物馆、档案馆、地方历史学会、历史遗址或个人。就我自己而言,我更倾向于将公共史学家定位为“契约历史学家”(contract historians)。

至于口述史学与公共史学的关系,美国大部分口述史学家和公共史学家认为,从方法论上而言,口述史学是公共史学的一个重要手段。正如唐纳德·里奇所说:“公共史学是有组织性的工作,它为公众提供既准确又富有意义的历史,而口述史学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最当然的工具。”而从学科分类或学位课程设置而言,口述史学通常是公共史学学位课程的一部分。在美国一些大学中,一般都颁发公共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相对来说则较少设置口述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当然,口述史学并不是公共史学家的专利,很多学院史学家同样把口述史学作为促进学术研究的重要方法。

[责任编辑:huhj]

标签:口述历史 记忆研究 口头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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