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 在中国，非虚构写作有难以置信的潜力(2)

（上接B08版）

谈观察视角

“外来者视角”是绝佳的角度

新京报：作为一个记者，你如何找寻报道和叙述之间的平衡点？可否谈一个具体的事例？

何伟：这一切都是出自本能，并且我感觉自己的叙事欲望更强烈。我之前受过虚构写作的训练，我最初的爱好是文学，所以我肯定喜欢用这种方式来写作，我对于曲折的故事和人物更感兴趣。

不过更多时候，我会将报道和叙事融合在一起。《广场上的清真寺》那个故事就是个例子，在这个故事里，我试图描述一个特定的政治事件——2011年十月发生在穆罕默德·艾哈迈迪街上的示威游行。这是继推翻穆巴拉克的革命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示威运动，属于国家事件，但我关注这个事件的切入点则选取了一个特定地点——开罗解放广场上的清真寺。我观察这个清真寺如何运作，如何在两周时间内发生变化。基本上，我就这么看着这个机构如何分崩离析，并逐渐变得更为暴力、更加失控。就在那个时刻，我相信这一切就是这场埃及政变的象征，我甚至隐隐感觉到这场埃及的革命可能也会追寻这个清真寺蜕变的相同路径。所以，通过观察一个如清真寺这样很小却可控的地方，并且逐步深入那里的百姓之中，我就能够获得关于埃及政治走向的大部分真相。

新京报：你认为，用一个外来者的视角去进入一个国家，去观察某些城乡的人事变迁，这种“外来者视角”能给予你哪些便利和不便？

何伟：我认为“外来者视角”是一个绝佳的角度。当然，你必须理解这样一些事情——在整个事件中，你不可能完全置身事外，所以你就会想去学习你要研究的这个地方的语言，想花时间去熟悉这个地区的文化、历史和风俗，这样才能继续研究工作。但是，做一个局外人非常有必要，我想这也是成为一个写作者必备的教育课程之一。理想情况是，你的写作课程中应该包含学习一门外语，并且这门外语能够让你离开家乡去往该地，让自己置身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面对挑战。这么做是为了让你无论在何地，都能成为一个局外人。显然，我所接受的教育就是这样，我已经离开自己的国家在外生活了二十多年，美国本土发生的一些事情甚至会让我倍感陌生，我觉得自己比一个生活在本土的公民能感知的事情更多。

比如我的学生们，他们来自贫困的农村家庭，但其中大部分人正在成为中产阶级中的一员。有趣的是，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的一分子，他们倾向于把自己看成是社会底层、或者说是劳动阶级中的一员。

谈中国社会变化

中产阶级不被人理解，甚至无法理解自己

新京报：你说自己喜欢描写变动中的人和物，这12年来，你眼中的中国人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何伟：我感觉，这些年来我所认识的中国人，正在变得越来越有文化、有自我意识，并且和世界的联系越发紧密。他们也变得愈发自信和有思想。人们似乎已经开始懂得对于其他社会和生活方式进行严肃的思考。能达到这个阶段其实并不容易——我相信很多中国人都在这样一个充满竞争且快速变化的社会里感到筋疲力尽，但总体而言，我认为人们的这些改变还是积极的。

中国人还变得越来越能干了。我在上世纪90年代来中国时，人们并不像现在那么值得信赖，社会事务也并不像现在这样运转良好，那时候的人们并不如现在这样努力奋进。

新京报：你在写作中很少涉及城市生活题材（除了那篇《胡同情缘》，但也是着力在市民阶层）。对此你曾说，自己在过去12年里观察到，中国最重要的变化是体现在流动人口上，那么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大城市的扩大裂变，当初那些流动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会成为城市里的中产阶级。你是否觉得，未来中国的非虚构写作，城市中产阶级是绕不过去的观察对象？你觉得中国中产阶层这个群体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你自己有观察这个人群的欲望吗？

何伟：我很难预测自己将来会写中国的什么事情，这取决于我住在哪儿，什么吸引我。但是中国中产阶级的变化肯定是不远未来的关键问题之一，实际上，我写过的人物里大部分都正走在中产阶级的路上。比如我的学生们，他们来自贫困的农村家庭，但其中大部分人正在成为中产阶级中的一员。有趣的是，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的一分子，他们倾向于把自己看成是社会底层、或者说是劳动阶级中的一员（这些都是真的，因为我对之前的学生做过调查，他们就是这么形容自己的）。我想，这就是中国中产阶级带来的全新的概念，这也启发我，需要对这个群体做更多研究，他们几乎不被人理解，甚至无法理解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