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员登上参政议政“最高讲坛”要过仨“关口”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场资料照片

昨日中午，一回到驻地，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就被记者们围住。今年他并没有获得登上“最高讲坛”，在全体会上发言的机会。

在之前，迟福林曾三次大会发言，分别在2011年、2013年和2014年。三次发言的题目分别是《推进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政府转型》、《以政府改革带动全面改革的突破》和《以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为重点深化全面改革》。

所谓“最高讲坛”，就是在政协全体会或常委会时，登台进行口头发言，即大会发言。尽管发言最长不能超过8分钟，但对于所有政协委员来说，每年三四十个“登台”发言的机会，是他们都希望能够得到的。

要讲哪些内容

政协大会发言分为书面发言和口头发言两种，每年政协全体会议，都会安排两至三次口头发言，每次十几个人。其余没有进行口头发言的，要把书面材料发给参会人员。

2009年通过、2014年修订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大会发言工作规则》要求，大会发言要“围绕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综合性、全局性、前瞻性的重大课题和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议政建言，促进党和国家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工作规则还明确，要“通过大会发言，反映群众意愿，维护群众利益，促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新文化记者对近几年大会口头发言进行了梳理，发现在规则之内，委员们的发言涉及的内容很宽泛。

有高屋建瓴式的，如2011年，陈锡文的发言《必须把握农村改革的正确方向》，其身份是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也有根治基层的，如2010年，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委员金晏山的发言《我替贫困地区村官说句话》。

口头发言的语言风格也不尽相同，很多时候都是个人风格的体现。2013年，民建中央调研部部长蔡玲在发言时，就用了很多针砭时弊的口语，比如“几百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党风政风民风，就看‘一把手’吹啥风”等等，整个发言过程赢得了10多次掌声。

另外，还有8个方面的内容，不能被列入大会发言，涉及党和国家秘密的；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禁止的；委员对其所在组织、单位有关组织事宜和人事安排等方面的意见；进入民事、刑事、行政诉讼或者行政复议、仲裁程序，尚未结案的；为本人或亲属解决个人问题的；宣传、推介作品、产品的；指名举报的；纪检、监察机关或审判、检察机关正在审理的违纪违法问题。

发言契合当时热点

这些大会发言往往言之有物，而且契合当时的社会热点。

比如2009年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的第四次全体会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铁道部原副部长、工程院院士孙永福的发言《关于我国重大灾害应急机制建设的建议》，就是跟2008年汶川地震直接相关。

2010年十一届三次会议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的《促进结构优化调整应充分运用经济手段》和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原副主任宋晓梧的《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都是对宏观经济进行建言。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孙晓华的《充分激发民营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发言则是针对民营经济。

再比如迟福林2013年在大会发言时说，“这些年，一再强调政府职能转变，为什么仍不到位？关键在于，受权力结构不合理的掣肘。”发言中的机构改革、职能转变，暗合政府工作报告部分思路。

从1993年全国政协会议开始，在会场会专门设立部长席，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部部长出席会议，当面听取政协委员建议，成为惯例。

从2000年开始，政协全体会议的委员大会口头发言，一般都会进行电视直播或网络直播，这让委员们的发言被更多的人听到或见到。

另外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开始阶段，政协大会发言是不限时的，但因为有些委员发言时间过长，为了让更多委员有发言的机会，大会发言时间被定在了8分钟。

制度可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前

大会口头发言制度，可以追溯到1949年9月召开的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

著名历史学者傅国涌在《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日记》一书中提到，（1949年9月21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式）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宋庆龄等人依次发言。“竺可祯（桢）日记记下了每个人发言的准确时间，毛泽东18分钟，刘少奇14分，宋庆龄12分，何香凝15分，高岗18分，陈毅5分，黄炎培11分，李立三16分，赛福鼎连翻译16分，张澜11分，程潜9分，华侨代表84岁老人司徒美堂连翻译13分。 ”

书中还引用了宋云彬在日记中对发言者的评头论足：“讲演词以宋庆龄的最为生辣，毫无八股气，可惜她不会说国语，用一口道地上海话念出来，就没有劲了。陈毅的最简单，也很得体。黄炎培的发言，既不庄严，又不松（生）动，令人生厌。程潜之讲词文句不通，意思也平常，应考末一名矣。宋庆龄讲话时，正雷雨大作，电灯忽灭，幸不久就亮。”

在“文革”那段特殊时期，政协大会发言制度中断。直到1983年，邓颖超倡导恢复了这一民主形式，当年有9位委员在会上口头发言。之后，口头发言人数逐年增多，申请人数也是“水涨船高”。

1998年，口头发言的机会有30多个，申请人数达到了460多人。

2006年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收到的发言稿878份，近十年来数量最多。2012年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发言者最多，三场全体会议48名委员登上“最高讲坛”。2013年两场全体会议安排了32位委员口头发言，但收到的发言稿有629份。

2014年收到的发言稿有303件，48位委员登台口头发言。

哪些委员可以口头发言

报名的很多，能够口头发言的很少，如何让发言权分配得更合理，哪些委员才可以口头发言呢？

1999年的全国政协九届二次会议，政协副主席陈俊生提出三项要求：第一，政协的大会发言是重要的民主形式，不仅要保留，而且要加强，以保证高质量、高水平；第二，选择大会口头发言材料，要考虑平衡各方面的关系，更要讲究水平的高低；第三，大会发言要提早做准备，以调查研究为基础，力求言之有物。

当年，全国政协专门制定了《大会口头发言入选办法》，发言权分配原则由此确定：“质量第一、统筹兼顾、党派优先”。

后经数次修订，发言权分配原则始终未变。

根据该原则，每年政协全会期间，8个民主党派和工商联都要有一位代表发言，然后再兼顾界别等因素；“自愿报名，不指定、不照顾，同等情况下优先安排未发言的委员”。

在2009年，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九次秘书长会议通过了《大会发言工作规则》，并于2014年7月完成了修订。

其中对大会口头发言给出了具体的要求：（一）每次全体会议期间，安排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全国工商联作一次大会口头发言；(二) 根据各团体、界别和全国政协专门委员会提出的发言材料的内容和会议的总体情况，决定是否安排其作大会口头发言；(三)党派、团体和全国政协专门委员会申请作大会发言时，应同时提出大会发言宣读人。

口头发言需要“过三关”

在全国政协的网站上，有专门的“大会发言提交”入口，新文化记者点击进入发现，这个入口需要输入委员的姓名、委员证号和密码等进行验证。

据提交过大会发言的一些委员介绍，按照要求输入之后，会进入委员办公平台，然后可以创建发言提交页面，编辑、提交之后，会显示提交成功的字样。

据全国政协发言组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大会发言组在接到大会发言稿后，首先确定阅稿责任人，提出阅稿意见，说明推荐理由，必要时，还要征求相关部门和专家的意见。然后由大会发言组组长会议初步确定发言人选，报会议秘书处或秘书长办公会议审议。最后会议秘书处或秘书长办公会议集体研究确定发言的单位和个人。

“就是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在三级阅稿基础上，由会议秘书处或秘书长办公会议集体决定。”该工作人员对新文化记者说。

同时该工作人员表示，对于委员个人的大会口头发言，采取自愿报名、质量第一，不指定，不照顾，在同等情况下，优先安排未作过大会口头发言的委员等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