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率法定”拟写入《立法法》修正案

　　全国人大代表、知名编剧赵冬苓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

金融法研究所教授

施正文

　　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刘剑文

税率的确定到底应不应该写入《立法法》修正案，几天来一直是代表委员和公众关心的问题。昨天，主张明确写入法律的代表们得到好消息：全国人大法律委建议写入草案，大会主席团决定将修改《立法法》的决定草案提请代表团审议。

据悉，逐条研究代表审议提出的意见后，法律委对修正案草案作出63处修改，其中实质性的修改有27处。

根据法律规定，代表团仍然可以对主席团提交的决定草案提出修改意见。

不排除国务院具体调整

全国人大法律委表示，一些代表建议将税收要素中的“税率”予以明确列举。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将这一项的表述修改为：“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只能由法律规定。

按照法律委的解释，税率是税种的基本要素，凡是单行税法都要对税率作出规定，比如企业所得税法，在设立这一税种的同时，规定税率为25%。

此外，明确税率由法律规定，并不排除税收单行法律同时明确由国务院对具体税率作出调整，比如车船税法，在规定税目税额的同时，相应也规定了幅度，并授权国务院或者地方可在幅度内确定具体税额或者调整。

相关条款曾3次“变脸”

在提请大会审议时，《立法法》修正案草案规定，“税种的开征、停征和税收征收管理的基本制度”由法律规定。

而此前草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审时的规定更为具体，由法律规定的范围包括：“税种、纳税人、征税对象、计税依据、税率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这比草案第一次提交常委会审议时要具体很多。

不少代表担心，“税率法定”没有被明确写入法律，将来可能给行政部门随意调整税率留下口子，会伤害民众利益。

在记者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郑淑娜专门解释，“政府征税必须得到人民的认可”，这是世界通用的法治原则。在我们国家税收由法律规定，实际上是一直这样规定的。

“较大市”立法权限没扩大

此次修改《立法法》，一个重大亮点就是扩大了有立法权的“较大的市”数量。

但在代表团审议时，有些代表认为，目前草案设定的立法权限，对一些大城市来说“偏小”，建议增加立法事项，或者对原来有立法权的49个城市不作限制，实行“老城老办法，新城新办法”。

对这个问题，法律委也作出解释，目前规定的“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范围是比较宽的。从目前49个较大的市已经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涉及的领域看，修正案草案规定的范围基本上都可以涵盖。同时，草案规定还考虑了原有49个较大的市的情况，规定其已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继续有效。总体上看，这样规定能适应地方实际需要建议维持修正案草案的规定。

因此，草案的这一条款未作修改。 新京报记者宋识径 实习生沙璐 黄丹露

税率法定

“税种的开征、停征和税收征收管理的基本制度”（《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大会审议稿）

改为“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关于修改《立法法》的决定（草案））

赵冬苓：这是一个进步

赵冬苓，作为知名编剧，编写过《红高粱》、《孔繁森》。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她因为提出“税收法定”议案，而成为“明星代表”。

看到常委会二审稿，赵冬苓表示“很欣慰”。看到提交大会审议的草案中删掉“税率法定”的相关表述，她希望能保留，她担心笼统的规定会留下博弈空间，最终受损的是民众利益。

昨天，“税收法定”的相关表述又被全国人大法律委写入草案。对此，新京报记者对话赵冬苓。

新京报：你对这个修改感觉意外吗？有没有想到会修改？

赵冬苓：现在心情比较复杂，以前根本没想到，经过大家努力能做到这一步，能出现修改。这是一个进步。

新京报：为什么心情会复杂？

赵冬苓：这两天我过得真不好，当时我觉得作为代表已经尽力了，打算（两会剩下的时间）就安心开会，剩下的事情明年再说了。但大家不许我懈怠。前天夜里23点59分，武汉大学熊伟教授给我发短信，说他还在和北大的刘剑文教授研究这个问题，觉得问题很严重，希望我能再提议案。

我第一时间给他回，说自己感到很疲劳，议案提交已经截止，不想再做了，明年再提吧。但后来又觉得这些学者还在努力，我怎么能放弃。就同意提交建议书。熊伟教授帮忙起草，发过来时已经早晨4点，第二天早晨又联合两位代表向大会提交了建议书，建议对三审稿的这一条修改。

新京报：熊伟老师跟你说了什么？

赵冬苓：他觉得问题很严重，应该把税收要素覆盖进去，包括纳税人、征税对象、税率等。

新京报：法律委解释说，明确税率由法律规定，并不排除税收单行法律同时明确由国务院对具体税率作出调整。你怎么看这个说法？

赵冬苓：第一，税率要比较稳定，两个月之内三次上调不正常的，税率法定就是要预防出现这种情况。第二，现在的税收，比如车船税，在设定的时候，可以由法律规定一个幅度，有上限和下限。 新京报记者 林其玲

税收要素中“税率”最重要

施正文：这一修改把税收要素中最重要的“税率”单独提出来，有积极意义。

税种的核心要素是“税率”和“计税依据”，这两者都会对纳税人的赋税负担产生最重要的影响。其中，税率比较固定，一旦法定，政府裁量的空间比较小。

这次修改过程出现波折，表明人大不是走过场，对代表和民间的声音和诉求有回应，这是立法的民主化、公开化和科学化的表现，是法治进步的表现。

至于全国人大法律委昨日表述的“并不排除税收单行法律同时明确由国务院对具体税率作出调整”，“税收法定”普及后，税率在原则上应是由法律确定。政府若调整税率，必须经过全国人大的授权，而授权仅是一个补充性的、意外性的行为。 新京报记者 李丹丹

政府调整税率需要人大赋权

3月11日晚，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致函给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对立法法修正案三稿关于“税收法定”提出修改建议。

刘剑文：对“税率”的准确表述，是本次《立法法》修改的最大亮点之一和重大进步。

在这次修改中，对于“税收法定”有明确表示，而过去的表述是笼统抽象的。“从法治的发展过程来看，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此次修改比起三审稿是个重大进步，这个博弈已把政府部门的权力大大限制了。目前“税收法定”只是要素法定，也就是形式法定，而下一步应追求以公平税负、量能课税为内容的实质法定。

对于“并不排除税收单行法律同时明确由国务院对具体税率作出调整”，民众不要太担心给国务院调整税率留下了缺口，“税收法定”后，会给民众财产上的安全感。政府调整税率，依旧要向人大提出建议，需要人大赋权。 新京报记者 李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