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惊动中南海的企业家：每次都释放出强烈政策信号

那些惊动中南海的企业家

企业家是社会稀缺资源，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备受关注。而他们一旦与中南海产生“化学反应”，其释放的意义就更加深远。

今年3月份，桔子酒店CEO吴海的《做企业这么多年，我太憋屈了》公开信在网络上引起广泛关注。不仅如此，李克强总理、汪洋副总理、杨晶国务委员都作出了批示。吴海还被邀请到中南海诉说委屈与建议。

事实上，中南海与企业家的互动从未停止过。《中国企业报》记者在梳理中发现，每一次的互动背后，都释放出强烈的政策信号，对企业的发展以及国家的经济建设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习近平给福建企业家回信：改革创新

1984年，福建55位厂长经理呼吁为企业“松绑”放权。30年后的2014年5月18日，曹德旺等30位福建企业家以《敢于担当勇于作为》为题，联名致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国家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建言加快企业改革发展。7月8日，他们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亲笔回信。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表示：“30年前，福建55位企业负责人大胆发出给企业‘松绑’放权的呼吁，很快在全国上下形成共识，成就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一段佳话，我对此印象犹深。”他表示，希望广大企业家继续发扬“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闯劲，为国家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1984年3月24日，《福建日报》以《五十五名厂长、经理呼吁——请给我们“松绑”》为题，在一版头条全文公布呼吁信，并配发了导语——在福州参加省厂长（经理）研究会成立大会的55名厂长、经理，3月22日写信给省委领导同志，题目是“请给我们‘松绑’”。情词恳切，使人读后有一种再不改革、再不放权，就真是不能前进了的感觉。

事实上，对于改革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提及。早在2014年11月北京APEC会议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演讲时说，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期，需要解决的问题格外艰巨，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个时候就要一鼓作气。畏葸不前不仅不能前进，而且可能前功尽弃。

去年2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俄罗斯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谈到改革时表示，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就要求我们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胆子要大，就是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敢于担当，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步子要稳，就是方向一定要准，行驶一定要稳，尤其是不能犯颠覆性错误。

习近平总书记给企业家的回信，意义深远。它深刻阐述了党中央继续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的战略部署，凸显出党中央对改革的魄力、信心、决心和勇气。

邓小平三次提及年广久：改革开放

谈到改革，就不得不提到一位老人，他就是中国改革开发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邓小平曾三次提到安徽的傻子瓜子的创始人年广久。此举不仅改变了年广久的生活，深层的意义是改变了中国千千万万的个体经营者、企业家的命运，让中国走向了长达30多年的改革开放之路，并且将继续走下去。

年广久卖瓜子起家，老芜湖人都知道，很多年前，芜湖的老剧院门口经常能见到他卖瓜子的身影。随着生意越做越大，改革开放之初，年广久开始雇佣无业青年帮工，并迅速成为百万富翁。

有媒体报道，阴雨连绵的时候，他藏在家里的钞票都发霉了，太阳一出来，他就不得不把装满钱的麻袋扛出来，一张张晾晒。傻子的高调引起周围人的侧目，在那个清贫的年代，人们不患寡而患不均。于是，“资本家”、“剥削分子”的帽子越扣越牢。

而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于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来说，雇佣工人确实还是一个明感话题。

1980年，邓小平看到了杜润生送来的“傻子瓜子”问题的调查报告后，当时就对个私经济发展给予肯定，表示要“放一放”和“看一看”。这是邓小平最早谈到的“傻子瓜子”问题。1984年，邓小平在中顾委全体会议上又说，“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再一次把“傻子瓜子”提到事关改革全局的高度，再次论述了“傻子瓜子”问题：“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保持长期稳定。 ”

随着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中国春天的故事也由此拉开了帷幕。而邓小平当年的“放一放”、“看一看”，让中国的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正式攀升到世界第二。

李克强批示桔子酒店：行政改革

今年三月份，吴海在网上发表了写给总理的5000字长信《做企业这么多年，我太憋屈了！》，痛陈中小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遭受的来自基层政府部门的种种不公正待遇。这封信“惊动”了三位国务院领导：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国务委员杨晶均作出批示。

5月14日，在吴海发出致克强总理公开信后的第54天，国务院办公厅信息公开办公室、中国政府网、公安部、税务总局、工商总局、卫生部等多个部委相关负责人以及北京市相关负责人，在中南海召开研讨会，吴海作了发言，并再次提出多项建议。

简政放权是新一届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5月12日，李克强总理在全国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职能转变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指出，两年多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国务院部门共取消或下放行政审批事项537项，本届政府承诺减少三分之一的目标提前两年多完成。投资核准事项中央层面减少76%，境外投资项目核准除特殊情况外全部取消。

在放权的同时，采取措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地方各级政府认真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积极做好“接、放、管”工作。有些省份进展较快，行政审批事项取消和下放比例超过一半，最高的达70%，有的省级非行政许可已全面取消。

李克强总理表示，下一步将再砍掉一批审批事项，切实降低就业创业创新门槛；再砍掉一批审批中介事项，切实拆除“旋转门”、“玻璃门”； 再砍掉一批审批过程中的繁文缛节，切实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再砍掉一批企业登记注册和办事的关卡，切实清除创业创新路障；再砍掉一批不合法不合规不合理的收费，切实减轻企业和群众负担。

朱镕基关注任志强辞职：国企改革

最近，“大嘴”任志强在他的个人自传《野心优雅》的一个章节披露了自己辞职一事曾引起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关注和批示。

1999年任志强辞去华远总经理，专任董事长一职时，媒体以“年薪700万的总经理宣布辞职”为标题进行了报道。任志强在书中也表示，知道有这样一个批示但具体内容不清楚。他说“也许朱总理认为这是件应该引起重视的大事吧”。任志强还表示，当时关于他辞职一事连续一个多星期几乎没有消停，前前后后都是有关他辞职的各种猜测，“也许更多人不是关注华远公司的发展，而是关注我曾领取700万元的年薪”。

实际上，朱镕基一直很关注企业家群体。如果说朱镕基关注任志强，还不如说朱镕基关注的是国企改革。

作为我国国企改革的主导者，朱镕基当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他任总理期间，提出了三年国企脱困的目标，抓大放小，小型国企该卖的就卖，只保留大型国企。同时为了形成竞争，拆分具有企业职能的部委，一手缔造了南车北车、联通电信等今天耳熟能详的中央企业。在经历了4000万国企员工的下岗潮之后，最终保留了191家中央大型国有企业。

随着国资委的成立并主导国企改革，在经历自愿重组、国资委主导、“成熟一家重组一家”三个阶段后，目前中央大型企业已缩减至目前的112家。

当前，新一轮国企改革的号角再次吹响。公开资料显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及6个专项小组成立后，“国资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随即成立，国资委主任张毅任组长，副主任张喜武任副组长。

温家宝关注吴英案：金融改革

吴英案曾轰动全国，也曾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关注。

2012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北京回答记者关于浙江“吴英案”问题时表示，这件事情反映了民间金融的发展与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还不适应。他表示，吴英案这件事情的启示是：第一，对于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和处置原则应该做深入的研究，使民间借贷有明确的法律保障。第二，对于案件的处理，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第三，这件事情反映了民间金融的发展与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还不适应。

随着总理的关注，喧嚣的吴英案终于画上了句号。2012年5月21日，原浙江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吴英，因集资诈骗罪被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2014年7月11日，浙江省人民法院判定吴英无期徒刑。

事实上，民间金融在我国由来已久，对民营企业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以金融改革前的温州为例，在温州民营企业的资金来源中，民间借贷占了民营企业资金来源的30%—40%。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的一份名为《温州金融业发展报告》的研究报告显示，温州民间金融市场约占全社会金融市场份额的20%。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温州民间金融鼎盛时期，民间金融的融资规模增长甚至超过银行借贷。

随着总理关注吴英案，金融改革加速推进。2012年3月28日，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获得批准。民间金融终于迈向了阳光化、规范化、合法化的重要一步。

2014年，深圳前海微众银行等5家民营银行获批，截至记者发稿时，5家民营银行都已经获得试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