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莫坑农

今年3月，陕西洛南的扶贫贷款还是财政全贴息，到7月变成贷款人负担部分利息。当地扶贫贷款几乎为5万元以上，贷款人每年需多付几千元利息，感觉被政府坑了。媒体则指责地方政府朝令夕改，陷人于窘境，太拿政策当儿戏。

地方政府真是随意决策吗？恐非如此。当地官员表示，个别贫困户未将贷款用在产业发展上，有的还将钱转存进银行吃利息。既然贷款变形，改变政策就势在必然。想想也好理解：政府贷款免息无风险，等于天上掉馅饼，为何要拒绝？贷款者不可能都有创业能力，肯定有一部分被消费掉，贷款变成死帐。将钱转存入银行赚利息的人，已经算是很负责任了。

有一种流传广泛的说法，穷人财务状况糟糕，缺乏金融知识和信用记录，商业银行只顾逐利，不愿贷款给他们。贷富不贷贫加剧贫富分化，穷人更加难以翻身，金融学上叫金融排斥。出于扶贫需要，很多政府积极帮助穷人获得贷款。除动用财政给银行贴息，还有直接规定低息或免息。这显然不是出于商业逻辑，而是政策考虑。

可是不要忘了，商业银行排斥穷人不是出于天生歧视，而是有确切的风险考量。穷人贷款额度低，成本高，经济基础脆弱，基本没有资产可作抵押，呆坏帐比例远高于富人。银行不是慈善机构，他们要为股东和储户负责。扶贫贷款并没有消除风险，只是将风险转嫁给纳税人。扶助穷人的话语占据着道德高地，没有人敢质疑。

政府的扶贫贷款除了面对财务风险，还会诱发道德和法律危机。要获得名额有限的贷款，村民需不遗馀力展示贫穷，甚至不惜造假；官员拥有审批权柄，就有了渔利腐败的空间。不按商业原则行事，接近权力、拥有势力、表演活跃者就趁虚而入。是否有真实资金需求和还款能力，就不那么重要了。扶贫款的补助规模很大，地方政府和信贷机构是资金经手和运作者，无论出于政绩还是业绩需求，他们都有强烈动力胡作非为。最近几年，全国很多地方出现农民身份信息被冒用贷款的现象，背后就有政策身影。

既然政府的扶贫贷款不可行，穷人岂非束手无策，只能在金融沙漠里沉沦？不必悲观，回到商业逻辑就可以了。穷人不容易贷到款，不意味着他在市场毫无优势。穷人的最大资本是劳动力，雇佣是持续性改善的开始，风险最小，收益稳定，这种稳定甚至超过田间种植。资本家是在市场承担不确定性的角色，成功则大发其财，失败则损失惨重。

赚大钱人人都想要，穷人输不起，出卖劳动力就是自然选择，也是最大的比较优势。穷人通过打工积累资本，锻炼经验，从小创业坐大，从商业银行获得贷款就不再是难事。改革开放三十年历程，无数穷人正是沿着这条路径脱贫致富，为什么要怀疑它的有效性？

不顾穷人的处境和能力，用扶贫贷款诱导创业，这是对信用社储户和纳税人的不负责任，也很容易坑害了穷人。要想真正帮助穷人，应减少盘剥企业，积极改善工商业环境，使他们逐渐融入市场。中国的很多城市一方面大喊扶贫口号，一方面限制农民进城，打击摊贩小生意，这其实也是自相矛盾。

谈扶贫贷款，很多人会举孟加拉银行家尤努斯的例子。据说尤努斯创立格莱珉银行也是有感于商业银行贷富不贷贫，想为穷人提供专门的金融服务。尤努斯的成功刺激了很多人，他们呼吁政府对穷人大搞扶贫贷款。必须指出，格莱珉银行和政府扶贫有根本性区别，前者是商业机构，政府扶贫则是指令性计划。格莱珉银行对贷款人有严格审查，依靠熟人关系监督贷款使用，并且还要承担盈利亏损的压力。

总体而言，格莱珉银行只在南亚部分地区获得成功，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尝试都失败了，这种模式的可行性还有很大争议。商业逻辑尚在检验，依靠政府力量搞扶贫大跃进，势必要付出惨重代价。农村扶贫贷款的主体是信用社，资金链脆弱，金融安全性应得到关注。如果不能检视弊病，控制风险，势必会成为财政大出血的创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