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这帮哥们 就没有今天的股票市场

中国基金报微信：chinafundnews

【基金君说】国庆七天的假期，基金君在看一本书。陆一先生著作《你不知道的中国股市那些事》，这是一本试图以其权威文献和史实记录，为我们描述过去二十多年中国股市的“胎记”和行为方式。中国股市为“圈钱”而存在，这是陆一很多年前就得出的结论。翻阅此书，仿佛高手的复盘，也仿佛置身时空隧道，回望斯人灯火阑珊，看往事历历在目。

基金君从陆一先生得到授权，将在假期为大家连载部分章节，希望你们喜欢，即使这本书不会教会你任何炒股技巧。感谢陆一先生。

第一篇：《把王波明带进联办的大哥们》

导读：“联办”的全称是“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联办的由来不是某一个人的突发奇想，实在来说是一个群体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一批体制内的年轻官员、9家“中字头”的官办信托投资公司带领着这一群海外回来的学子想在北京筹建证券交易所的努力，刚刚开始着手进行就被旋即接踵而至的政治风波冲得偃旗息鼓。

“联办”的全称是“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其前身为“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小组”，1991年改名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

“联办”的由来不是某一个人的突发奇想，实在说来是一个群体的共同努力结果。但其中一个连接起各自的想法、在组织和操作上实质性的推动者是宫著铭（江湖上号称“大宫”）。

插图1：宫著铭2010年6月接受笔者访谈

在1988年下半年，作为“联办”进入成形操作阶段的一个标志——“万寿宾馆会议”召开之前，中国经济生活中已经出现了股票、股份公司、证券交易柜台、证券公司、带有投资银行色彩的一批中字头信托投资公司……而需要创建中国的证券交易场所，不仅在民间、在与决策层有亲密关系并带有强烈高干子女背景的这些中字头信托投资公司、在中央决策层周围的出谋划策群体、甚至在最高决策层，都已经不同程度地酝酿过建立这个市场经济顶尖标志的可能性。

作为“联办”的创始者之一、“联办”所产生的第一笔费用即《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后来被称为“白皮书”）起草所需的10万元提供者、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简称“中创”）总经理张晓彬几年前在接受访谈时曾经这样说过：

“我1984年开始搞中创（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做风险投资，但是风险投资没有股票市场根本做不下去，没有出路。1987年年中我得到个机会，作为中国第一个艾森豪威尔访问学者去美国学习访问。从国外回来，那是在87年的6、7月份，我和中农信（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的总经理王岐山在南华酒店一块吃饭，我们俩一边吃酸猪肚一边侃，我在聊美国的金融界情况和股票市场的见闻，我们谈到国外的投资银行，谈到在中国搞股票市场的问题，我们都认为在当时改革的大形势下中国搞股票市场是有可能的。聊得深了，就感觉我们应该能推动这件事，岐山提出多找几个人深入地议一议，然后再看怎样组织。”

在那次去美国期间，张晓彬和在美国的王波明、高西庆、李青原等接触过，而这些在美国的青年学子在1988年3月，由王波明和高西庆、王巍执笔，联合李青原、刘二飞、茅桐、王大伟、盛溢等8人共同写成了《关于促成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政策建议（初稿）》。尽管历史资料的考证至今无法证实这个建议最终通过哪个渠道上递到哪一层、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但从后来白皮书中，多多少少可以看到这份建议中的思考和观点。而这些人最后和“联办”建立关系，据张晓彬的回忆，就是因为宫著铭的关系。

在“联办”历史上，作为进入成形操作阶段的一个标志是1988年9月8日（一说为7月9日）“万寿宾馆会议”的召开。这次会议的发起和主办单位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家体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体制改革办公室（人总行体改办）。而这背后一个关键性人物宫著铭当时的身份就是——国家体改委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党组成员兼金融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综合计划司司长，交通银行董事，国务院金融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成员，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领导小组成员兼金融改革组负责人。从这个身份背景可见，这次关键性的会议的发起很可能就是宫著铭一个人用两个官方身份协调国家体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这两个当时主管股份制改革和金融机构审批的主管单位出面的。而这次会议的全称也明确表达了其实质性内容：“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

插图2：万寿宾馆会议

据宫著铭接受笔者访谈时所说：“这次会议是由我的手下、人民银行体改办的处长蔡鄂生发的通知，把财经口的部门都找来了，会议由我主持。”

根据王波明（曾任“联办”副总干事、现为财讯传媒集团董事局主席）的回忆：会议前一天，康华公司（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的贾虹生让刚刚回国、正要进康华公司的王波明第二天跟着他去开一个关于中国金融市场的会。这时王波明才第一次听说，在北京的圈子里原来已经有一批哥们早就在悄悄地筹划准备要建立资本市场。王波明在多年后常说：“是他（贾虹生）把我们带进了国内的圈子”。

王波明对这次会议的过程有比较详细的回忆：

大宫说：“现在有一份《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的方案，今天大家就来议一下。”这份方案是中农信的王岐山和中创的张晓彬发起，其他几大信托投资公司参与起草的。张晓彬念了一下这个方案。他先说了建立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设想，建立北京证券交易所的意义。然后，分析时机是否成熟，以及为什么要选在北京等等。

最后，刘鸿儒（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作了总结。他说：“建立股票市场，作为金融体制改革来说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这个事不仅是个经济问题。因为存在理论障碍，建设证券市场显得特别敏感，此事在国际上将引起密切关注。所以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大事，这个事远远超出了人民银行的管理范畴。这个事是否要做、是否能做，一定要中央直接来做这个判断。”所以，他说：“到现在为止，这个事只能是做可行性研究阶段，进一步地往前走，就要给中央还得写报告。”他建议，我们写一份更详尽的报告，上报中央，由中央决定。

这一次，这么多的政府综合部门和企业界人士集中在一起，来讨论证券交易所的这个事，还是第一次。这个会后来就被称为研究中国资本市场发起的最早的一个会。可以说，酝酿创建中国证券市场的序幕就从万寿宾馆会议正式拉开了。

万寿宾馆会议决定由人民银行总行牵头组建“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小组”，具体进行《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的起草。该小组由8人组成：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综合计划司司长宫著铭、经贸部部长助理周小川、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简称“中创”）总经理张晓彬、中国人民银行博士生蔡重直、纽约证券交易所经济师王波明、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高西庆、北京大学法律系副教授陈大刚、“中创”工作人员许小胜，由宫著铭、张晓彬主持。

万寿宾馆会议散会后第二天，中农信总经理王岐山做东，请大家到中农信吃饭，商议编写《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工作所涉及经费、场所等问题，张晓彬表示，这一切都由他们来负责解决，结果后来是从中创拨了10万块钱。

紧接着，以国家体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牵头，有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中国农业信托投资公司、康华发展总公司和中国工商信托投资公司四家投资公司发起，先后在北京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专题讨论和研究在北京成立全国性证券交易所的可能性和具体实施步骤。（摘自“联办”所藏《关于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成立情况介绍》）

王波明回忆说：“大宫和晓彬是总张罗，并和岐山一起负责政策上的把关和协调。西庆、大刚管法律方面，王莉在交易操作和结算实务方面，我在交易所运作和管理方面，有一定实践经验，还有几十位来自主管部门、研究机构的人员参加讨论。这样，我们就日夜兼程、快马加鞭地起草白皮书了。张晓彬专门派许小胜为大家提供交通、资料、经费等方面的服务，把大家照顾得很好。”

插图3：白皮书封面、目录、起草小组名单

1988年10月12日，“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小组”写出了《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史称“白皮书”）。里面包括了《关于筹建“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设想》、《关于证券管理法的基本设想》、《关于建立国家证券管理委员会的建议》等子报告，囊括了前期几大信托投资公司起草的有关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的方案、以及后来补充的中国证券业管理的整体框架。

“白皮书”通过宫著铭和张晓彬，转给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吴明瑜。吴明瑜原来是国家科委的副主任、并曾担任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的秘书，由他将白皮书通过张劲夫上报给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

过了差不多一个礼拜，当时的总书记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的批复就下来了：“关于此事建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听一次汇报，请依林同志召集。”那个时候，姚依林是财经领导小组的副组长。

插图4：姚依林、张劲夫——资料来源：”联办”历史档案

1988年11月9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姚依林和秘书长张劲夫在中南海国务院第三会议室听取了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小组有关《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的汇报。参加会议的还有财政部副部长项怀诚、原国家经委副主任吕东、体改委副主任安志文、高尚全、央行金融管理司司长金建栋等30多人。29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印发了《关于听取证券交易所研讨情况汇报的会议纪要》（[1988]21号“参阅文件”）。

根据张劲夫的回忆：在汇报会上主要由张晓彬同志汇报“关于开办证券交易所问题研讨情况”（当时宫著铭出差在外，没能参加此次汇报会）。汇报的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

关于开办证券交易所的必要性和时机。汇报认为,实行股份制的最终目标,应是通过股票市场将企业置于投资者的评估和监督之下,使企业形成自我约束机制，端正企业行为,促进管理规范化,提高企业经营情况的透明度。如果没有股票市场机制,很难使企业股份制进入规范化轨道。这就要求证券交易市场与企业股份化同步进行。现代化经济发展中的证券交易市场不是自然形成的,不能放任不管,而是有组织地发展起来的。交易市场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当前股份制正在进行逐步试点,证券交易市场的设计、组织管理、法规等,也应当及早进行研究制定,使股票市场能够在科学的管理下顺利发展,把证券交易市场的风险控制在社会所能接受的范围内。

关于证券交易所管理体系的形成与市场的组织。汇报认为,形成正常的市场,要有统一的立法。执法和协调的政府管理系统,即证券管理委员会,还要有以一个主要交易所为中心的市场体系。市场体系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组织货源,即选择一部分能够上市的企业；二是组织购买力,使国家、企业、私人的资金有组织地进入市场；三是组织市场交易,这是十分复杂的。证券市场的经营者主要应由现有的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等参加,商业银行不宜进入股票市场。

关于对开展证券交易所筹建工作的建议。汇报建议,组织专门协调管理机构,先由体改委牵头,计委、财政、人民银行等有关部门以及金融界代表参加,组成国家证券管理领导小组,今后在适当的时候成立国家证券管理委员会；汇报还对证券交易所设立的地点提出了建议，建议在北京建立证券交易所。

整个会议的讨论过程气氛十分热烈，张劲夫在回忆中概括会议最后形成了以下几点共识:

1．从总体上看,建立证券交易所,目前条件尚不具备,但从今后改革发展趋势来看,这是必然的。有的同志概括为一句话:“条件不具备,但非搞不可。”为此,要紧锣密鼓地抓紧进行设计。对一批青年同志自发地研究设计，会议表示赞赏，希望在一年内提出设计方案，并称此做法为“民间发起，政府支持。”

2．要抓紧立法。可以先拟订条例，经过一段实践再起草有关法律，报请人大批准立法。市场经济当然要有资本市场，但资本市场的准入、运行、管理等必须有法可依，不能无序运行。

3．对股份制企业，要参考国际会计审计制度，务必将资产负债等财务情况透明化，以便让国家管理部门和股民审定其是否符合入市条件。

4．抓紧培训人才。从业人员在正规大学毕业后，还要对其进行专业培训。

5．交易所地点，要考虑其经济条件、金融条件、信息条件、人才条件等来选定。

6．国务院各部委由体改委牵头，组成国家证券管理领导小组，并指定我参加。我当时说，要组织一支志愿兵，我愿报名当一名志愿兵。

这次会议被称为对“我国资本市场的第一次推动”。

王波明在多年后承认，中南海汇报会大体上有个说法：目前建立证券交易所尚不具备条件，但从今后改革发展趋势来看是必要的。作为“自发地研究设计”团队中的一分子，王波明的理解是，如果是必要的，就值得研究研究。而要研究，就要有个机构。但这个机构国家是不上心的，国家是不给编制的，更不出钱的。后来，还是热心的张劲夫给了个安慰的说法：“民间发起，政府支持。”

正因为此，在宫著铭的筹划下，1989年2月11日，包括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内的7家全国性的银行信托投资公司，召开了由董事长及总经理等各公司主要负责人参加的成立“联办”筹备工作会议，原则通过了成立“联办”的协议和“联办”章程，签署了备忘录并确定了正式举行“联办”签字仪式的时间。（摘自“联办”所藏《关于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成立情况介绍》）

插图5：九家全国性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代表在“联办”成立协议书和章程上签字

（前排签字者左起）郑敦训、赵志坚、冷林、宫成喜、王岐山、经叔平、杨咸祥、贾虹生、张晓彬

1989年3月15日，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举行了“联办”成立的签字仪式。最终在成立“联办”协议上签字的创始会员公司共有9家，他们的代表是：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郑敦训，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赵志坚，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光大”）常务董事冷林，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经开”）总经理宫成喜，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农信”）总经理王岐山，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信”）常务董事经叔平，中国信息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杨咸祥，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简称“康华”）副总裁贾虹生，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简称“中创”）总经理张晓彬。9家公司，每家公司各出50万元人民币，总共450万元，在“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小组”的基础上发起成立“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英文名全称为“STOCK EXCHANGE EXECUTIVE COUNCIL”），希望就此继续开展在北京建立证券交易所的筹备工作。

这个机构的名字，据张晓彬回忆：因为汇报会上领导要求我们少说多做，低调筹备，所以我们不敢叫“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办公室”，我们就想出了“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的名字。当时讨论名字的时候，英文的名字是我建议的。我说，取这个名字就是要人误解，即使不让人误解到我们就是证监会，也会认为我们是组织中国证券市场的那帮人。更重要的是这个名字的英文，Stock Exchange Executive Council,缩写是SEEC，一般国家的证券管理机构都用类似的缩写。所以，这个名字的确糊弄了许多外国人，认为“联办”是中国证券的最高权力机构，误解造成了些麻烦，但是也给“联办”创造了许多方便条件。

“联办”成立后主要领导人员为：理事长：经叔平，总干事长：宫著铭，秘书长：张晓彬。第一个办公地方在王府井原来的计算机研究所，现在已经变成时尚婚纱店，就在王府井拐角那个地方。

插图6：“联办”第一届理事会。前排左：宫著铭、中：张晓彬、右：经叔平

插图7：“联办”第一届理事会。圆桌前面对镜头左1：张晓彬、左2：经叔平、右2：王岐山（抽烟者）

图

根据笔者现在掌握的资料，在提交给中央的白皮书中有关建立北京证券交易所的开头是这么说的：由国家体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牵头，由全国各大金融信托投资公司参加筹办，由体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等发起单位组成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委员会来主持筹备工作。筹备委员会由国家体改委直接领导，证券交易所作为国家体改委在金融领域中改革的试点。

因此，1989年3月15日“联办”9家出资单位所签协议“联办”协议开宗明义：

鉴于本协议签字各方均赞同《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中的基本思想，认为在北京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证券交易市场是必要的，并愿信守根据本协议制订的“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章程”，经充分研讨和友好协商，按照自愿、平等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特就成立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之有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本协议的目的，是由签字各方根据上述原则，为在北京筹建一所规范化的、全国性的证券交易所协商成立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以下简称“联办”)。“联办”的任务是：在共同研究、设计和协调的基础上，为上述目标的实现，做组织机构、规划设计、规章制度的订立、立法建议的提出、人员培训、资金筹措和使用、政策协调、配套措施和宣传教育等各方面有关事宜的准备工作，并在经国家批准后，成立北京证券交易所。……北京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时，本协议签字各方将自动成为该交易所的“创始会员公司”。

并且在协议的第七条明确规定了本协议的终止条件：

(1)北京证券交易所成立；

(2)政府不批准建立证券交易所，并且排除采取其它变通途径的可能性；

(3)全体会员公司一致同意放弃本协议；

(4)会员公司大会一致表决通过的其他原因。

但是，这一批体制内的年轻官员、9家“中字头”的官办信托投资公司带领着这一群海外回来的学子想在北京筹建证券交易所的努力，刚刚开始着手进行就被旋即接踵而至的政治风波冲得偃旗息鼓。

1989年6月刚过，宫著铭就被免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官方职务并在不久又辞去了体改委的职务。而张晓彬也在1994年宣布退休。

1989年6月之后，全国舆论对官倒公司一片喊打。为平民愤，1989年8月16日，国家审计署公布了对康华、中信、光大、工商经济开发和中农信五大公司在经营中存在违反行政法规问题，被处以罚款和补交税金共5133万元。年底，康华公司更在一片喊打声中被关闭。这令“联办”不寒而栗：这五大问题公司有四大是“联办”的老板。

在宫著铭和张晓彬离开“联办”第一线后，1991年12月25日，“联办”由国家人事部核批为经费自立的事业单位，同时更名“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由国家体改委代管。

“联办”在北京建证券交易所的梦想因为20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结果阴差阳错而没能实现，但也是那次风波却成为沪深两家证交所得以诞生的契机。这种正反相合的命运，正应了一句老话，上帝关上一扇门，必定另外打开一扇窗。考证研究历史真让人唏嘘不已。。。。

1990年和1991年上海和深圳先后得到中央批准建立证券交易所的同时，“联办”的中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STAQ系统）也于1990年12月5日开通，并在1992年7月实现了法人股在该系统上市，几乎接近实现建立一个证券交易所的理想。

1992年底中国证监会成立，“联办”的一大批骨干如高西庆、李清原、汪建熙、陈大刚、宋丽萍等，都受邀进入了中国证监会并成为其中的骨干。

在“联办”创办之初，就创办了一份刊物——《证券市场周刊》,并以张劲夫的名义写了发刊词。该刊成为中国证券市场最早的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后来又陆续办了《财经》杂志和“和讯”财经网，并以此组建了财讯传媒集团。

1999年，STAQ系统被中央政府关闭。2002年，财讯传媒集团在香港上市。

现在再提起“联办”，已经常常当作一个历史名称了。（按照当年创建联办的协议中的终止条款，也许应该在20世纪90年代初北京证交所批准无望、9家出资单位的钱花完的时候，联办的生命就自动终止了）。只是以王波明为首的财讯传媒集团，仍自豪地以此作为自己的精神图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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