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是中国经济最大的王牌！

奋斗中国说

“一代人的标志是时尚：但历史的内容不仅是服装和行话。一个时代的人们不是担起属于他们时代的变革的重负，便是在它的压力之下死于荒野。”

第一章

2008年冬，正是金融危机肆虐、人人捂紧钱袋的日子，我和一些中国媒体人到硅谷参观。有天吃完晚饭坐大巴回酒店，突然在一个街角看到排着长长的队。陪同我们的英特尔(中国)公关部经理说，这是因为明天9点销售苹果的新产品，一人只能买两部，要凭驾照或社会安全号。

经济调整总是意味着需求下滑。你可以呼吁政府加大基建投资，减税刺激消费，降息并支持消费金融，但消费者真会大掏腰包？换句话，什么东西才值得他们大掏腰包？

旧金山冬日那个街景，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里。当然，我的记忆更多在中国。

2009年，一个40岁、年少成名的软件男和天使投资者，突然想再创一次业。因为恐惧失败，他选择了悄无声息的方式，无广告，无宣传，只在各个论坛找了100个种子用户就开干了。去年底找他交流，他定的时间是晚上10点半，我离开时已是凌晨1点半，而他还要在办公室待一会。他是雷军。

2010年，一个已经多次创业的IT男决定再创业。之前他已经办过“多多友”、“游子图”和校内网。2006年校内网用户量暴增，他没钱增加服务器和带宽，只能饮恨卖给别人。但是他引用了丘吉尔的演讲表明自己的态度，“这不是结束，甚至不是结束的开始，而可能是开始的结束。”(This is not the end. It is not even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Butit is, perhaps,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

2007年，他创办饭否，两年后被关闭。今年5月我在北京望京的一个咖啡厅和他聊，他说：“敏感的地方我不碰，吃喝玩乐可以吧，我就弄了团购。”他是王兴，2010年3月创办美团。

在几落又几起的王兴的鼓励下，2011年，一个曾在阿里巴巴支付宝工作过的80后年轻人也要创业了。虽然生活在BAT的巨头阴影下，但他相信如果在细分领域做到最好，一定能打败巨头。他经常因为打不到车而误机，“有一次老家的亲戚来北京，定了在7点王府井附近吃饭，他们5点半来电话告诉我在打车了，等到8点又电话问我能不能去接他们。”于是，他想要做一个打车软件。

软件上线后，“当时北京有189家出租公司，我们定的目标是两个月内突破1000个司机，结果40天里还没有一家出租车公司肯跟我们签约。”创业4年后他做了一个演讲，“努力到无路可走，上天就会给你一扇窗”。他是程维，他创办了滴滴打车。

不久前艾瑞咨询发布了中国Top200独角兽公司榜，我仔细看了一下，发现80%以上的公司都是2009、2010年和之后创立的。从互联网到机器人、无人机、影视动漫、O2O、大健康、3D打印……等等，几乎没有一个公司曾被列入政府计划，他们也很少使用银行贷款，但你也很少听他们抱怨政策不给力、市场已饱和。

享誉世界的丰田生产模式是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显出威力的，微软和GAP是经济衰退期成立的，惠普、德州仪器、宝丽来更是起步于“大萧条”……所以机会永远都有，风雨更是洗礼。

2009年，我在《以责任创造新商业文明》一文中说，“真正重要而且长期有效的途径，还是要依靠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发扬，从供给、供应的角度，增强对市场的吸引力，创造出能够激发消费者需求的优质产品与服务。这不仅可以激励当下的市场，也能促使企业从微观上建立更加依靠创新的机制与导向。”接触市场和企业越多，我对自己6年前的判断越有信心。

第二章

这几天，供给侧改革成为经济热词。

先是11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

接着11月17日，李克强总理在主持召开“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时说，“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

1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演讲，“要解决世界经济深层次问题，单纯靠货币刺激政策是不够的，必须下决心在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方面做更大努力，使供给体系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

这是很明显的信号，中国不会放弃从需求侧拉动经济的努力，但将更加着力从供给侧入手，让生产要素的配置更符合市场规律；通过改善供给侧、生产端的生态环境，提升企业竞争力，焕发企业家才能，绽放微观主体活力，满足新需求，开拓新市场，创造新生机，驱动新发展。

怎样理解“使供给体系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我看来，2014年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作了全面阐述。

比如，从消费需求看，现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

从投资需求看，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

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现在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

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

中国的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一个大结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些引述是照本宣科，而在我看来，对从事经济和创业的人们来说，每句话都抵得上千金万金。

第三章

创业数月，我有机会上自北京下至各地，从接近决策层的专家学者、地方官员，到企业家、创业者等各个角度观察中国经济脉动，和以前当总编的感觉有很大不同。

最大的感受是，对同一个中国经济现状有两种视角和两种选择：如果你选择传统模式和传统眼光，事实将比你想象的更令人失望；但如果你选择新视角和新思维，中国会比你想象的更具生机。

比如，当你了解到中国最大的灯饰批发市场中山古镇的旺铺月租已经从高峰期每平方米700多元跌倒35元，当你了解到一些产业如果没有各种补贴和减免税等于全行业亏损，当你看到身边有越来越多的三角债、拖欠款，开发商给建筑商的账期动辄500天甚至两年，不少企业因为客户结不了账、开始贷款发工资……你会觉得悲观。

过去只问增速的经济模式，不顾效益，不合规律，使很多产能过剩化、劣质化，市场不接受，为了维持只能新债还旧债、负债越来越高。而在以人为本的大背景下，无论从政治还是社会角度，又不可能接受“用市场出清僵尸企业”的强震。

改革蓝图已经绘就，但现实中既得利益和路径依赖的干扰，总是可以让改革转了一圈还是原地踏步，宛如一张旧船票在不断重复昨日的航程。一位当过政府秘书长的官员对我说：“我们80%的会议，或者说一个会议80%的时间，说是各个部门一起解决问题，实际是各个部门先把自己的责任摘清。权力最好是自己的，责任最好是别人的。”

用经济学语言说，中国问题的根本是人口红利下降，不仅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而且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过去三年也下降了800多万。通俗些说，就是中国劳动的人少了，挣钱的人少了，储蓄率必然下降，投资率相应也会下降。所以，经济增速一定会下台阶。

再进行需求分析：投资，包括基建、房地产、制造业，会回到个位数增长，房地产2013年创下的13.06亿平方米的销售面积已是巅峰，不可能再回去；进出口，虽然经常项目顺差还很大，比如今年第三季度就有4241亿美元，但这是因为内需不足，进口量价齐跌，所以是“衰退型顺差”，总之出口发动机不怎么灵了；消费，唯一的平稳增长点，增速保持在10%以上，但比以前也下了台阶，更不能指望会大增。

本来大家的共识是政府转变职能，少干预，当好裁判，但在我参加的各种会议上，我发现大部分发言的实质，还是要政府和政策的“插头”——只是说不要插到别人那里，要插到我这里，我更重要。

全民呼吁要加大教育、医疗、文化投入，其实这中间也有多少浪费和投入不经济呢？我曾在贫困山区看到，因为缺少生源几校合并，有的新学校建好不久就空置，有的电脑室堆满了爱心企业捐赠的联想和戴尔，却根本没打开过，因为当地还没有网线。

如果这样看中国经济，你会觉得，就算顶层有设计，高层有决心，但对着环环相扣、处处掣肘的积尘泥沼，每走一步都不容易。于是我们只好自我安慰，我们还是全球大型经济体中发展最快的，我们的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7，收敛空间还很大。以上都对，相比起来中国真的还不错，但就到此为止了吗？

第四章

让我坦率说出自己的看法——供给侧改革的提出，意味着不要再指望政府在需求端大有所为，刺激需求的政策空间已经不大。

今天的果来自昨天的因。过去增长得太快，其中包含相当多的无效(无回报)、低效(效益差)和负效增长(污染型增长)。增长形成了资产，资产的另一面是负债。中国的负债水平不能再扩张下去，所以也别再指望政府或通过透支政府信用去实现扩张。

中国经济的下一张牌在哪里？在我们每一个人手里。中央政府准备把发牌权交给供给方的微观主体。

中国版的“供给革命”其实已经拉开序幕：简政放权、减少管制、破除垄断、改革国企，优化公共服务、降低交易成本、改善营商环境、加大开放力度等等，这些都是供给端的改革。虽然从构建一个真正公平的市场环境、建设法治化的市场经济角度看，我们还有很长路要走。

我们来举个例子，360公司创始人周鸿祎不久前公开撰文，说360做手机已经投了20多亿元，想从中切出一小部分股权向普通人开放。众筹不仅是融资，更是用户策略和营销策略。但根据公司法，非上市公司股东不能超过200人，根据证券法，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证券或向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累计超过200人的，都算公开发行证券，必须通过证监会或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核准。这样一来，使得向普通人开放股权的设想难以实施。

互联网公司员工很多都有股票和期权，引进高管一般都是底薪下降、授予期权，靠将来上市获得高回报。但按现有规定，员工出售期权所获收入要按个人所得税征税，最高税率45%。虽然员工一次性出售期权赚了不少钱，但他或许前五年甚至十年一直拿着低工资。

由此可以看出，一旦改革涉及到深层次的观念和法律，就知易行难。中国版“供给革命”能走多远，我们乐见其成，但也不能盲目乐观。

第五章

几个月来，每当参加坐而论道的会议，我总是对中国经济忧心忡忡。而每当我接触活生生的创业者和企业家，精神状态又会复活。不是说现实的经济没有问题，而是说，在创业者和企业家那里，你能看到拼搏的努力，对未来的信心，以及巨大的机会。

就拿我创业探索的自媒体领域来说，我最近接触过的好几个例子，比如罗辑思维、吴晓波频道、一条，创业不过一两年、两三年，估值都达到了一两亿美金，有的公司十几个人创造的利润比上海任何一家报纸的年利润都高(《上海证券报》除外)。

不要归咎于市场不识货，问题是，今天大量的内容生产机构，真的理解80后、90后、00后的传播需求吗？这三个世代有5.5亿人，是一个多么庞大的新市场。想过没有，如果用户被我们遗忘，用户就会把我们遗忘。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中信出版社2004出版的《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威廉•伊斯特利)中说，“增长没有对任何(标准宏观)公式做出反应，就是因为这些公式没有注意到经济学的基本原则：人会对激励做出反应。”

传统机构和传统体制下，出众的人才很多，但是得到的激励并不是市场化的，也无法持久，所以很难成为创业者的摇篮和企业家精神的沃土。

彼得•德鲁克在研究发现，美国1965到1985年间就业人口不断增长，完全打破了每50年一个周期的“康德拉杰耶夫经济停滞”，他进一步指出，是成千上万的企业家的创新活动避免了经济大衰退。正是企业家精神与企业家管理，引导着从新创的小企业到通用电气这样的大公司，从企业界到大学和医院，寻求“有目的的创新”，最终形成了生机勃勃的“企业家社会”，创造出“非典型的康德拉杰耶夫经济周期”。

今年1到9月，中国新增市场主体315万，同比增长19.3%，注册资金20.7万亿，同比增长40.9%。在他们眼中，世界上没有到不了的疆域，只有迈不出的腿。只要敢闯敢创，路总能走出来，而且走得堂堂正正，走向星辰大海。

创业很辛苦，但也很快乐。威廉•鲍莫尔在他的书中讲到，以色列前首席科学家认为，以色列如此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一个原因是，它的人民有一种高度的不舒服感，这主要是他们的人身安全面临外部威胁所造成的。而在那些过于舒适的社会里，例如西欧的很多国家，人们可能不情愿承担任何企业家式活动中内含的风险。

2004年，一位法国官员写了一本《嘿，懒惰！》的畅销书，对不玩命工作的好处大加赞美。这种躲避工作的道德规范是现今西欧严重的文化问题，其表现就是主要欧洲国家雇员每年平均工作小时数的显著下降。

梁启超的名作《少年中国说》有言：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作为一个60后创业者，我希望自己用年轻的心，再奋斗二十、三十年。不做寄生者，要做创造者。因为我确信，只有奋斗的中国，才能成就先进的中国，伟大的中国。

一条溪流，只要向前流动，就不可能再回到它的源头。与其花时间在各种争议和担心里，何若起而行，跌一跤也不怕，站起来继续向前冲。

很多60后都读过这个句子，上世纪80年代流行的、哈罗德•罗森堡在《荒野之死》中所写的句子，在中国奋斗的道路上，让我们一起共勉——

“一代人的标志是时尚：但历史的内容不仅是服装和行话。一个时代的人们不是担起属于他们时代的变革的重负，便是在它的压力之下死于荒野。”

本文来自公号：秦朔朋友圈

扩展阅读：中国经济正在悄悄发生这十大变局

变局一：“超高速增长时代”结束了。

自1978年至2010年，中国经济以年均9.8%左右的超高速增长领先全球，创造了人类史上大国持续增长的奇迹。但在2010年一季度GDP增速达到12.1%的高点后，一直持续下行，直至2015年二季度的7%，且经济底部尚未探明，未来继续下行的概率很大。这已超出了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范畴，属于经济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换挡的范畴。

可以初步判断，中国经济“超高速增长时代”结束了，其原因有：“人口红利”消失了；资源环境约束加大了；部分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开始饱和了；投资的边际效益下降了；工业化进入到重化工业阶段的下半场，拉动GDP增长的能力减弱了；国际环境总体不如以前了；基数很高后导致基数效应作用减弱了等。

变局二：“三驾马车”让位于“三大发动机”。

长期以来，很多人将经济增长的动力定位于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事实上我们也确实在运用“三驾马车”来拉动经济增长，特别是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外需不行了就拉动内需，投资不行了就拉动消费。其实，“三驾马车”只是GDP的三个组成部分，只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只是经济低迷或经济危机等特殊时期抚平经济波动的手段，并非平常时期拉动经济增长的手段，长期依赖它们会有巨大的副作用和后遗症。

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只能来自于供给边的“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这正好对应着新一届中央领导强调的改革、转型、创新，它们才是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拉动经济增长的、真正健康、可持续的动力。近年来，我们高度重视推进全面改革、结构转型、创新驱动，这说明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已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

变局三：服务经济超过工业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在快速推进工业化过程中，工业经济一直是主体力量，但2001年至2013年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年均实际增长10.6%；2013年三产占比达到了46.1%，首次超过二产占比的43.9%，2014年三产占比达到48.2%；2015年上半年三产占比进一步提升到49.5%，服务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悄然到来。预计到2020年三产占比可达55%以上。

服务经济比重的提升对中国经济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如导致经济增速下降、就业压力减轻、能耗水平下降、生活品质提高等。

变局四：移动互联网颠覆传统领域。

新一轮全球技术革命在移动互联网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中国在移动互联网技术的研发特别是应用领域也有不错的表现。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数达7.3亿人，较上年增长11.8%，市场规模达13437.7亿元，增长183.8%。

移动互联网对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和冲击，对几乎所有行业特别是传统行业(如商业、传媒、通讯、出租车、金融等)带来了颠覆性影响和冲击。一些传统行业若不与移动互联网连接起来，很快就会为大多数消费者所抛弃。

变局五：城镇主导社会翩然而至。

新世纪以来，中国城镇化发展迅速，2002年至2011年，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2011年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较2010年的49.95%提高了1.32个百分点，首次超过50%，城镇人口开始占据主导地位。2014年城镇化率提升到54.77%。

虽然目前还有一部分城镇人口属于没有解决户口的“半城镇化”，但其实际居住地、工作地、生活方式等已基本城镇化。而且，随着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改善，随着城乡经济交流的日益频繁，许多农村特别是郊区农村和交通沿线农村已基本城镇化了，即大致享有与城市居民接近的城市文明。

变局六：区域融合渐成潮流。

虽然行政区划限制、画地为牢、地方保护主义等区域分割现象仍然存在，有的地方还很突出，但区域融合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势渐成潮流。新一届中央领导正在着力推动的“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就是明证。

此外还有黑龙江的哈大齐经济区、吉林的长吉图经济区、辽宁的沈阳经济圈和“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环渤海地区、河北的环首都绿色经济圈、山西的太原城市群、山东的半岛城市群和黄河三角洲、长三角、安徽的皖江经济带、浙江的环杭州湾经济区、福建和浙江的海西经济区、江西的昌九经济走廊、广东的珠三角、广西的北部湾经济区、湖南的长株潭城市群、湖北的武汉城市圈、河南的中原经济带、新疆的乌昌一体化等。

这些区域之间的产业合作和产业转移越来越多，人口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环境治理的联防联控也越来越多，交通通讯的联接也越来越加强。

变局七：人口红利开始消失。

1990年中国进入人口红利期，1990年至2010年人口红利逐步提升，2010年抚养比下降到34.2%最低值、人口红利上升到峰值；其后人口红利逐渐衰减，预计2030年前后衰减为零并随即转变到人口负债期；而后负债率逐步走高，2050年抚养比将达到62%左右，负债率也将创出新高。

实际情况是：国家统计公报显示，2011年中国15岁至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即生产性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74.4%，比2010年微降0.1个百分点，总抚养比由34.17%上升到34.35%；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为74.1%，较2011年继续下降0.3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拐点已经出现。

变局八：绿色低碳发展日益强化。

改革开放前期，我们将主要精力放在促进经济增长上，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二十多年后，资源环境的约束不断加大，故自“十一五”开始我们将资源环境指标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规划。

特别是“十二五”时期雾霾问题日益突出，我们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颁布了最严格的环境保护法，提出了大气污染、水污染行动计划等，并向国际社会承诺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可以说，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中国的新潮流。初步估算，“十三五”时期主要污染物排放的叠加总量可能达到峰值。

变局九：“高成本时代”悄然到来。

改革开放来，“低成本优势”一直是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有力武器，但在不经意间中国经济已进入“高成本时代”，土地成本、原材料成本、能源成本、环保成本、人才成本、劳动力成本、资金成本、知识产权成本、物流成本、交易成本等各种成本全面上升，这对产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变局十：公平诉求超过效率诉求。

改革开放前期，针对国民经济濒于崩溃、人民生活普遍贫困、平均主义盛行的现实，我们强调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等，实际上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当时的效率诉求更为强大。但当经济高速发展三十多年后，虽然效率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但公平问题已变得更为突出了，公平诉求更为强大了。

实际情况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2004年的0.473逐步上升到2008年的高点0.491，此后逐年有所回落，2010年为0.481,2013年为0.473。虽然近年有所回落，但仍然大大高于0.4的警戒线。因此，近年来我们开始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区域发展、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垄断行业改革、对国有企业高管限薪、开展精准扶贫等，以满足公平诉求。但解决公平问题仍然任重道远。

以上十大经济变局蕴含着很丰富的内容，需要我国在认清的前提下，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力争抓住其中新机遇，迎接新挑战，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中国经济的基本问题，现在是产能过剩、通货紧缩，我们连续44个月生产者价格指数是负的，上一次90年代的时候是31个月，现在是44个月。还有债务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是经济周期过程当中低迷时期典型的情况。低迷是因为前面发生了过热，还有很多政策性的问题，我们现在正在进入一个低迷时期，这是一个调整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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