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青年孙志刚之死倒逼城市收容遣送制度改革。2016年，青年魏则西之死，则被寄予刺激医疗改革的期望。
魏则西事件之后，舆论中有一种声音认为“民营资本侵蚀公立医院”，即民营资本逐立的天性使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受到破坏。一时之间，民营资本和民营医院成为众矢之的，民营医院概念股曾出现集体下跌。
此次事件中被曝光的，武警二院将生物诊疗室“外包”给莆田系下的柯莱逊公司，虽然调查组的结论尚未面世。但5月4日，国家卫计委召开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各级卫生计生部门立即组织对辖区内医疗机构违规出租或变相出租科室、违规开展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的情况开展全面清理。
新京报也援引北京市卫计委相关负责人的话表示，如市民发现在京的地方医疗机构存在科室外包行为，北京市卫计委将会严肃查处，也欢迎社会各界投诉。该负责人还表示，国家卫生行政部门早已明确要求，公立医院科室不能对外承包经营。
这给了多年来一直试图进入医疗服务领域的民营资本当头一棒。始终博弈在医疗公益性与营利性的民营资本面临着尴尬的窘境：
政策说不允许“对外承包经营”，但政策也允许“特许经营”。4月28日，北京市卫计委刚刚发布《北京市公立医院特许经营管理指南》，然而凤凰财经记者咨询多位业内人士，也没人能说得清特许经营与对外承包经营的具体区别。在实践操作中，这二者的界限并不明朗。
首都经贸大学朱俊生教授表示，医疗服务领域最核心的问题在于供求不平衡，而过多的行政管制使得民间资本并不能自由进入医疗服务领域，供给市场被公立医院垄断，因此民间资本只能通过其他方式进入，而公立医院权力寻租，导致公私合作的扭曲。
“对外承包”是“特许经营”吗？
2009年4月新医改启动，当时确定的七项基本原则之一是：坚持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为主体、营利性医疗机构为补充，公立医疗机构为主导、非公立医疗机构共同发展的办医原则。
2012年5月份，卫生部发布了《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经营性质的通知》和《确定社会资本举办医院级别的通知》，指出社会资本可以按照经营目的，自主申办营利性或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该文件为民间资本参与公立医院改革铺设了道路，希望借助民间资本的“外力”，打破公立医院垄断，形成多元化的办医格局。
2014年10月，北京市政府出台了由28个部门共同制定的《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其中指出“允许公立医院以特许经营的方式开展与社会资本的合作”。
2016年4月28日，北京市卫计委发布《北京市公立医院特许经营管理指南》，表示优先鼓励社会资本在儿科、产科、康复、护理等资源稀缺的专科领域，与公立医院展开特许经营合作。
记者查阅往昔报道，早在2014年，北京市卫生计生委新闻发言人是这样阐述“特许经营”的概念的：公立医院将自己的品牌、技术等优质医疗资源，授权给社会资本举办的医疗或健康服务机构使用，并通过订立合同，约定使用的范围、方式、时间，按合同定期收取“使用费”。
而近日，北京青年报对“科室外包/出租”的解释是：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医疗机构,通过签订合同或协议的形式,将其内部的某一个或某一些科室交由一定的租赁或承包主体,以医疗机构的名义进行经营的行为,医院会收取一定的承包金,或者再与承包人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收益分成。
从描述上看，二者似乎没有本质的区别。而从此前的诸多报道中看，医改的主导者是认可“特许经营”作为医疗PPP的重要形式的。如果外包就是特许经营的一种形式，那么政策上的自相矛盾就需要给出解决方法；如果外包与特许经营有着本质的区别，那么不以结果为评判标准的话，需要法律给出明确的区别标准，以防止在具体合作以及监督审察过程中的弹性操作。
尴尬的民间资本和民营医院
是什么导致了公立医院的科室外包给民营资本？首都经贸大学教授、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理事朱俊生直言：“医疗服务市场被高度行政管制着，民营资本不能轻易拿到牌照、成立医院，于是只能通过其他渠道进入。”
长期严格的行政管制，以及歧视性的产业政策，保证了公立医院在医疗服务市场占据绝对垄断地位，公立医院对有合作倾向的民营资本也处于卖方垄断。在朱俊生看来，与其说魏则西事件暴露的是医疗服务市场化的弊端，不如说是在垄断与法制缺位的情况下权力掘取租金的问题。
另外，据《健康界》4月29日的报道，北京市卫计委副主任雷海潮坦言，特许经营模式的出现其实是市场助推使然——民营医院诊疗人次仅占总数的10%左右，市场份额太少，处于竞争劣势的社会资本急迫寻找生存之道。
2012年开始，国家政策就表示要向社会资本开放医疗市场，打破传统公立医院垄断，形成多元化的办医格局，进而优化供给市场。从数量上来说，民营医院的涨幅很大。截至2015年8月份，全国医院数量达2.7万个，其中民营医院13475个，多于公立医院数目。但是事实上，从床位数、病床使用率、门诊人数和住院人数来讲，民营医院较公立医院的差距很大。
（数据来源：《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历年）及《我国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历年）。）
朱俊生教授还指出，医疗服务领域最核心的问题是供求不平衡，而由于受到各种管制，使得供给不能被激发。日前，天则所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医疗领域严重供不应求，1978～2012 年期间可比需求增长了3500%时，全国的医院数目仅增加了137%，执业（助理）医师增长167%。
有人说，莆田系被揭穿暴露出一个尴尬的现实：民营医院没有为医疗服务的供给市场带来有效的改善，反而带来了不少医疗丑闻。
但是，医疗丑闻并不只发生在民营医院，或者说外包给民营机构的科室。如果把医疗之疴归于民营医院，业内人士担心，医疗改革或将走向逆市场化的方向。
海外市场化的医疗服务市场是怎样的？
如果你看了前段大火的韩剧《太阳的后裔》，就该知道女主角所在的海星医院就是一所高端私立（民营）医院。韩国医疗服务体系以私立医疗机构为主体，医生在韩国属于绝对的高收入群体。
韩国几乎所有的医疗卫生服务均由私立医疗机构提供，私营医院和诊所在医疗机构总数中所占比例超过了95%，拥有90%以上的医生和病床。公立医院的功能主要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医疗服务，医疗费用可以得到减免。大部分韩国人不会选择公立医院就医，因为那里就医环境、医疗设施、诊疗水平都要相对差一些，比不上私立医疗机构。如果是得了癌症之类的大病，就更不会去公立医院，因为顶尖的专科医生大都从业于私立医疗机构。2000年韩国政府开始推行“医药分离”政策，由于这个政策直接减少了医生的收入，遭遇了医生的几次大规模罢工，后来政府与医药界达成妥协，通过大幅提高诊断费用和保留医生对注射药物的配药权，才基本切断了医生与药品的经济联系。
在澳大利亚等国家，开设医院并不难（行政门槛低），甚至颇受国家鼓励，但是在实际运营中，整个行业受到国家法律的严格监管。第三方机构如医学管理委员会或各州公平贸易厅，会有专业顾问会对医患纠纷进行评估。当评估结果出来后，则由医院和病人各自的保险公司来处理后续的赔偿事宜。
良币驱逐劣币
这次事件的究责矛头指向百度、武警二院与莆田系。国家网信办会同国家工商总局、国家卫生计生委成立联合调查组进驻百度进行调查。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武警部队后勤部卫生局联合对武警北京市总队第二医院进行调查。而截至今日，还没有部门出面表示对莆田系进行调查。这也是目前社会关注的漏洞。
从媒体曝光与网友爆料来看，莆田系的野蛮发展确实存在着许多的问题。虚假宣传、礼金、分成……而这类民营医院的违规操作，实际在业内都是半公开的。
北京某著名医学院的学生告诉记者，很高兴这件事情能够揭穿莆田系，因为莆田系的做法极易抹黑医院医生形象，进而也对其他的医院造成影响。如果能够有力度地查处这些医院，那么对于他们这些有理想的医学院学生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据悉，由于大型公立医院有很高的用人标准，一般只接收硕士以上的医学院专业学生，所以也会有一部分医学人才，无论是否自愿，流向民营医院。而民营医院里良莠不齐，会对许多人的职业产生影响。
凤凰财经记在朋友圈里做了一个调查：还会不会对民营医院有所期待？不少人对记者表示，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就医一定会多方打听，选择公立三甲医院的正规科室。但也有人表示，国外的许多好医院都是私立的，而中国现也有一些私立医院的硬件设施和服务态度比公立医院要好，所以对医疗服务市场化和民营医院依然会抱有期待。
当不良的的民营资产与公立医院利益链被整肃，优质的医疗机构便能脱颖而出，即所谓良币驱逐恶币，建立健康的医疗服务市场。
最近进展总结：
5月2日，国家网信办会同国家工商总局、国家卫生计生委成立联合调查组进驻百度进行调查。
5月3日，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武警部队后勤部卫生局联合对武警北京市总队第二医院进行调查。
5月4日，国家卫计委召开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各级卫生计生部门立即组织对辖区内医疗机构违规出租或变相出租科室、违规开展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的情况开展全面清理。
5月5日，国家卫计委叫停自体免疫细胞治疗技术在医疗临床中的应用。然而这样“一刀切”的处理方式，也引起一些患者及家属的不满。
5月6日，武警二院对曾在医院就诊的患者及家属进行赔偿回应，据悉，目前给没有回输细胞的病人办理退费手续，而已经接受过治疗的钱款无法退回，仍需等待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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