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成钢：又多出一个房地产税 对中国经济一定是坏事

许成钢教授在接受采访

近年来中国经济下行，出现了GDP增速下降、民间投资下滑等种种问题，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凤凰财经专访了长江商学院许成钢教授。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增速减慢第一个原因是内需不足，内需不足是因为收入太低

凤凰财经：中国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从高速增长转到中高速，经济数据最近发布，上半年GDP增速只有6.7%，中国经济近几年为什么下滑？

许成钢：中国经济增速的下降是因为内需不足。有一种说法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说法很似是而非，有一定误导性。因为经济学上并没有这样一个道理，说中等收入国家的速度就会下降。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人们观察到某些国家似乎有这样一个现象。没有这个道理的。

确切点说，就是中等收入的国家本身意味着它和发达国家之间还有很大差距，任何与发达国家之间有很大差距的经济，它都有潜力可以快速发展，所以没有道理说中等收入的经济速度就会下降。

所以当我们面对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速下降时，重要的是要分析下降的原因是什么？如果要我们概括地来讲，为什么世界上有一些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很慢？百分之百的都是因为制度问题，所以与其叫做中等收入陷阱，不如叫做制度陷阱。任何中等收入国家没有办法追赶发达国家的都是它的制度束缚了它的发展，而不是因为中等收入带来的陷阱。

把这个东西认清楚，回到中国面对的问题，就应该能看清楚。给定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我们来做一下国际间的对比，今天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世界前沿之间的距离，跟哪个国家什么时间像呢？跟日本50年代的时候像。我们知道日本50年代到80年代末，这中间经历过非常快速的增长，然后到了80年代末，它的名义人均GDP和美国拉平了，后来它又掉下来了。我刚才强调的就是它的名名义人均GDP，不是按购买力算的。

我这里想要强调的是，如果不是有制度障碍的话，中等收入的国家并不是一定要增长速度慢。增长速度慢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是可以找到。

对我们国家的增长速度减慢，直截了当最清楚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内需不足。而内需不足的原因就是因为全体国民所得的可支配收入占GDP比例过低，这实际上是相关的制度带来的。这个相关的制度使得各级政府以各种方式收集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一直快于GDP增长速度，最后就导致这个结果，这是差不多20年的时间积累出来的结果。

在中国改革刚刚开始的时候，中国国民的全体个人所得占GDP的比例在全世界偏低，但并没有严重的过低。但是从90年代经过20年的积累，现在是全体国民个人所得的收入占GDP比例只有略高于三分之一。如果我们看一下其他国家，美国、日本、韩国、印度、巴西都是50%以上，俄国都是50%以上。内需不足是因为收入太低，就这么简单。

压缩行政机构，让行政开支下降，应作为改革的目标

凤凰财经：但现实中让政府财政收入降下来，让人民的收入占GDP比例提高一点，可能没那么容易实现。你觉得可以有什么措施？

许成钢：这个实际上直接关系到了体制改革问题，当然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困难必须要面对。比如说减税，你有大量的财政开支，你把财政收入降下来，你财政开支怎么办？如果突然之间这些财政开支不能支持，会不会出问题？这都是很实际要面对的。

我们可以看发达国家是如何解决相关问题的。发达国家在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的有发债手段来解决的是英国，早在第一次产业革命逐渐开始的那个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不仅仅是国内的债，还有国际的债。你可以用发国债的方式缓解你面临的问题。实际上发国债这东西远远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手段问题，你有没有能力对内对外大规模的举债。

我这里讲的发国债不是用银行的方式，而是用债券在市场上卖的方式，买的人都是自愿的，你不能强迫人家买，你不能说我扣你的工资，那就完了。一定是人们认为你的国债是我的投资手段，我愿意买，那就算行了，你这事就算做成了。大规模的发内债、外债，用这个方式把大量的税减下去。这个税是你从个人收入那里拿走的，还给他们，他愿不愿意买债他们自己决定，你不能强迫他买，你强迫买这个事情又回到不好的地方去了。这个本身已经是体制改革问题了。

另一个体制改革问题就是你的把压缩行政机构，让行政开支下降，作为改革的目标。有意识地压缩政府，让政府小。让政府小不仅仅是行政的部分，包括国企，其实中国政府里面非常大部分是国企。

还有就是当我们讨论到中国债，有时候人们认为危机了，是不是危机这是可以辩论的问题。但是中国的债里面问题非常大的一个部分是地方政府债，而绝大部分的地方政府债并不是以发债券的方式在市场上由人们购买的。它实际上是以国企的方式变相的从银行里借出来的，这才危险。它危险的原因是因为它以土地作为抵押从银行里借出来的，我们现在都知道三线四线城市的土地市场都出问题了。三四线城市在全国就意味着300多地级市和2000多县级市，这不得了的规模。地价普遍下降，当它地价下降的时候就意味着它抵押资产的价值下降，当它的抵押资产价值下降的时候，意味着不仅仅是这些地方政府的杠杆率增高，连银行自己的杠杆率都增高。当人们讲债的问题严重，严重就严重在这儿，它是连锁反应。如果地方政府欠的债是以市场上发的长期债券为支持的，就不是这么危险，而它是用抵押贷款的方式在银行借来的债，这个东西就很危险了，所以面对的都是体制本身的问题。

内需不足，硬预算约束的民企不敢投资

凤凰财经：私有企业才是中国经济增长决定性的因素，但是今年以来民间投资下滑特别严重，您认为为什么现在民间投资信心特别不足？有的经济学家认为说现在处于经济底部，所以不敢投，怎么扭转？

许成钢：实际上市场上面临巨大的困难，原因就是前面讲的内需不足，因为严重产能过剩。当市场上严重产能过剩的时候，民企是需要生存的，民企面对的是硬预算约束，如果乱投资造成资不抵债，要破产的。所谓的硬预算约束说的就是破产，所谓软预算约束说的就是不破产。所以当整个的市场内需不足，市场上没有需求的时候，那么面对硬预算约束的民企就会很谨慎，不敢投资。

另一面，你如果还要同时用刺激的方式顶住经济增长，民企就很难参与其中。其结果就是变成了让国企更发展，而国企更发展靠的是借债，这个债往往是要变成坏债。这么一个当整个的市场状态不好的趋势时，就更容易使国进民退。人们讲的国进民退已经很多年了。

尤其是对于如何改革国企、如何解决内需不足，这两个方向没有弄清楚、没有解决的情况下，那么当然就是民企更没有兴趣去投资，更没有机会去投资。

国企越变越大不有利于中国改革整体

凤凰财经：最近很多国企都在重组，你怎么看最近的国企改革？

许成钢：对国企改革，自从70年代以来已经有好几十年的巨大量的国际间和中国自己的经验和教训，经济学理论也有相当清楚的讨论，都得到一个没有争议的结论，就是只要不从基本上改变国有制本身，任何的在国有制下通过重组，通过改变组织方式、结构等等等等，不可能见效。

国企的改革方向，它一定应该是除了极其个别的非竞争性的行业之外，所有的竞争性行业的企业都应该让它变成民企，这才真正解决中国经济里的问题。

中国的国企改革问题，从一开始就面对着严重的障碍，就是不允许改变国有制的制度本身。在这个限制下，就导致了中国的80年代直到90年代中期国企改革没有显然的效果。后来在90年代中期，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具体是朱镕基总理，实际上他主持、开放了国企改革新的路子，当时讲的抓大放小，放小说的就是让这一部分中小的国企变成民企，这奠定了中国发展的基础。进入21世纪后民企非常快速度的持续十几年的以两位数的发展速度快速的膨胀，民企占了中国GDP的主体。中国的经济有相当长一段非常高速度的发展靠的就是民企。

但是很不幸的就是抓大的那一部分走的那个路子是不正确的。

如果名义上叫国企改革，实际上企业越变越大，国企越变越大，给它将来变成民企制造了更大的困难，这个做法是不有利于中国改革整体的。

土地国有使市场配置资源产生基本困难

凤凰财经：现在中国农村土地的改革思路要求明确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您怎么看？最近刚离任的中央农村工作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认为“外人不应该对这个承包地、宅基地做非分之想，就是本身的耕地只能由本身来承包”。你怎么评价这个观点？

许成钢：如果我们全面的解读，认真地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精髓，宪法规定中国的全部土地是国有的。宪法的文字规定，农用土地是集体所有的。这个集体所有制是有前提的，就是这个土地必须是农用。只要那个土地离开了农用，集体自动丧失了所有权。经济学、法学上认为，所有权的概念就是最终控制权。所以从最终控制权的角度看，当宪法如此规定这个农用地的集体所有制，实际上它已经说清楚了，最终控制权是国有的。因此全部的土地是国有制的。

国有制的土地一定造成体制上的问题和经济上的问题。如果不讨论政治上的问题，只讨论经济上的问题，那么它使得你如何在市场上能够配置资源产生基本困难。

有没有可能，在保持国有制的前提下把所有权分解成许多权利？法学上，通常人们说产权是一束权利。如果我们把它分解成一束很多很多权利之后，让这些权利分别可以在市场上交易，我们是不是就解决了由市场来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呢？抽象地说，似乎是可行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这里有一个制度，在法律上能保证，虽然最终控制权是国家的，但这些分出来的产权一旦在市场交易了，一旦合同写出来签了，任何人不得干预，一定按照签的合同执行。如果这能做到，可以。问题是这做得到做不到，问题在这儿。

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的最大原因是土地所有制

凤凰财经：我最近在知乎上看到一个网友写的一篇文章，他家是内蒙东部的，他们家现在已经有一万多亩地了，然后展示了各种大型农机设备。中国也能实现像美国那样的大规模农业？

许成钢：这可能是个误解，世界上农业最发达的是澳大利亚、美国和加拿大都是家庭农场，没有特别大规模。农场的规模大到了一个家庭自己能管理为止，超过了这个以后，基本上效率下降。原因很简单，因为当一个农场规模大到了一个家庭不能管理，要雇很多人的时候，他雇来的人会产生经济学叫做道德风险，很难坚持。这个道德风险问题会降低他的效率。

还有任何发达国家，人都是自由的，你没有可能压低你雇来的人的收入。因此当规模大到一定程度，你要雇很贵的人来替你操作，一定亏本。所以发达国家的农业，都不是特别大的规模。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澳大利亚、美国的农场大体上的规模可能是两百公顷的样子，折成中国的亩就是3000亩的样子。他使用非常有效的机械操作，但是超过这个他很难管理了。

从中国的角度说是大规模，因为中国很少有农场会大到这个程度。反过来，我们来讲中国农业的效率问题，实际上中国大体上还有近3亿的劳动力在农村。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在农业上极端的低，为什么中国的贫困是集中在农业人口上，是直接和农业的生产率非常非常低相关的。而农业如此低的生产率要解决，实际上靠的就是土地能够交易，让他逐渐归并成能有规模经济的农场。即便在中国的条件下，它的规模不说是200公顷，也可以是六七十公顷，100公顷，折成亩就是1000多亩地，你使用机器才合算。你规模很小的时候，是不合算的。而这个东西是直接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因为它不仅仅是农业的生产率，它直接关系到了这些劳动力要放出来。

有一种说法，说中国已经没有剩余劳动力了，已经有刘易斯拐点什么等等。实际上你去认真看一下，中国还近3亿的劳动力在农业上。而若干官方的调查都告诉我们，这将近3亿的人一年平均只工作150天。所以这个生产力这么低，这是非常严重的基本问题，而直接阻碍他们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大原因就是土地所有制。

又多出一个房地产税，对全国经济一定是坏事

凤凰财经：最近有报告说要征房地产税，房地产税也有一些专家学者呼吁了很多年。你怎么看？

许成钢：我们刚才实际上已经讨论到中国面对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内需不足，内需不足的原因是因为政府的收入过多。

房产税的问题。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征房地产税，而房地产税几乎是所有发达国家地方税的主要来源。所以很多人可能认为，这是一个学习他们的角度。但是我们必须要先认清楚，他们是在什么制度下这样操作的。最基本的就是，他们是私有土地制度。私有土地制度的意思是说政府不存在靠卖土地获得收入的那个手段。因为这个土地是私有的，那么地方政府是依赖征收房地产税来解决地方财政问题。而且征收房地产税也都是地方议会决定的，地方议会是什么意思？就是地方的选民选出来的人，按照地方的意愿决定的。

第一、这土地是私有的；第二、是在私有土地的条件下，土地所有者决定他们应该被征部分的税，让政府为他们提供服务，这是整个征收房地产税、土地税的基础。

回到讨论中国的问题，中国是全面的土地国有制。你地方政府已经是在靠卖土地和出租土地获得收入了，而且所有人现在使用的土地都是多少年的租期。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基本的法理上的问题是需要解决的。在这种背景下，你再讨论房地产税。

如果我们返回这个问题，这里有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个基本问题，征税的法理跟居民的关系是什么？第二个问题，内需不足的原因是因为全体国民的收入占比过低，在这个背景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一定是要综合在一起讨论的。

我并不反对征收房地产税本身，但是这个问题一定不能单独提出来。这个问题的提出来一定是整套的制度配合在一起。单独提出来，又多出了一个税种来向人们征税，对全国的经济一定是坏事，不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