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什么时候才能促进经济增长？

文/威廉•伊斯特利 来自经济增长的迷雾

技术的确是一个好东西，但我们千万不要将其作为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与其他事物一样，技术本身也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假如技术虽然存在但并没有使用它的激励，那么技术是没有用的。罗马人很久以前就掌握了蒸汽技术，却只用它来开、关寺庙的大门。他们甚至还发明了投币式自动售卖机，用来出售庙里的圣水。他们发明了收割机、轴承、水力磨粉机和水泵，但并没有获得持续的经济增长。他们发明了杠杆、螺丝、滑车和齿轮，却将这些东西大部分只应用于战争。

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发明了轮子，但仅仅将它用于儿童玩具。印度的海得拉巴人在世界上最先制造优质钢，并将其出口到中世纪的伊斯兰帝国，后者用其制造兵器进行圣战对付异教徒。

中国的例子更引人注目，这个国家有很多伟大的技术发明，但并未产生相应的人均收入增长。中国人制造铁器的历史比欧洲人要早1500年。他们曾经建造了钢架桥，这种技术后来被欧洲人所模仿。中国的农业创造了惊人的高产出，中国人利用水力进行灌溉和排水。中国的农业使用铁犁、播种机、除草耙、深齿耙、各种肥料、化学和生物除虫剂。到了明代(1368～1644年)，中国已经产生了火药、手推车、纺纱机、水车、印刷术、造纸(他们甚至可以制造高质量的卫生纸)、罗盘和三桅航海船。但是，中国人并没有利用他们先进的技术参与全球经济竞争，他们选择了闭关锁国。所以，直到19世纪，中国的经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而西方列强则利用这些技术从中国获取利益。(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是中国人发现了美洲大陆，结果将会怎样?)

如今，我们可以通过衡量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来分析技术进步，所谓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其实就是经济增长中不能被机器和人口增长所解释的部分。工业化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1％～2％。这几乎可以解释工业国家人均产出的全部增长。但是，即便技术以年均1％～2％的速度增长，我们也很难发现贫困国家从中受益。我们曾经讲过，从1980～1998年，典型贫困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为0。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差异可以解释从1960～1992年国家之间人均收入增长差异的90％以上。

一些国家甚至还出现了劳动生产率负增长的情况。例如，哥斯达黎加、乌干达、秘鲁和叙利亚的真实人均GDP从1980～1992年下降了1％以上。而同时其人均资本存量年增长1％以上，教育水平也在提高。我并不是说这些国家发生了技术退步，但很明显一些因素阻碍了技术进步。由技术推动的经济增长并不是自动发生的。

就像劳动生产率增长解释了国家之间人均收入增长差异的绝大部分一样，技术水平的差异也可以解释国家之间人均收入差异的绝大部分。美国工人的人均产出相当于中国工人的20倍。如果中国工人拥有与美国工人相同的技术，美国工人的产出将只相当于中国工人的2倍(这可以由美国工人的高教育水平和人均物质资本所解释)。中美工人之间的人均产出差异主要可以由技术因素解释。尽管先进技术可以广泛获得，但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技术方面还是落后。技术本身并不能改善所有地方人民的生活。

技术进步

当人们具有采用新技术的激励、愿意在应用新技术的同时牺牲当前消费以换取未来的更大回报时，经济增长才会发生，这会导致生产潜力和人均收入的稳步增长。

在这里，激励与我们前面所讨论过的情形同样重要。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的政府，这个政府不能窃取工人的劳动果实。古代罗马和古代中国都具有高度集权的政府，它们的精力大部分都放在战争和官僚统治上。罗马帝国认为生产是奴隶的事情，这并不是对待技术进步的正确态度。19世纪和20世纪的美国具有发达的私有市场，可以对进行新技术投资的人给予回报。而乌干达、哥斯达黎加、秘鲁和叙利亚的政府政策都不鼓励通过技术革新对未来进行投资。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古老的结论：激励关乎经济增长。

但是，与技术进步有关的激励还具有一些特殊的复杂性。技术进步会产生胜利者和失败者。技术进步的另一个结果是一些旧的技术和产品被淘汰。经济增长并不简单是原有产品数量的增加，它更是一个用新产品替代旧产品的过程。那些生产旧产品的工人可能会失业，即便是新技术可以产生新的工作岗位，因为他们往往不适合新产品的生产。例如，在美国，每3个月就有5％的旧岗位消失，同时又有大约同等数量的新岗位产生。与旧技术交织在一起的利益群体可能就会设法阻碍新技术。

例如，在照明发展史上，那些高成本照明工具会被低成本的照明工具所取代。例如，蜡烛被鲸油灯所取代，鲸油灯被煤油灯所取代，煤油灯被电灯所取代。蜡烛制造者、猎鲸者和煤油提炼者纷纷由于新的技术而失去工作。这其实并不是一个新的发现。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早在1942年就指出，经济增长的过程是“从内部持续革新经济结构，旧的技术不断被破坏，新的技术不断产生，这一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的精髓”。

经济学家菲利浦·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在最近的研究中强调了这种经济增长路径。他们指出，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使得创新的激励复杂化。他们分析了为什么自由市场经济的技术革新率会非常低。技术革新者不能获得其全部收益，因为社会上其他人可以进行模仿(苹果不能获得其用户界面创新的全部好处，因为微软会模仿它)。因为技术革新的社会回报率高于个人回报率，因此私人进行技术创新的速度要低于社会最优水平。人们希望通过专利保护解决这个问题，但专利保护是一个并不完善的机制，它并不能包括那些所有从技术革新者那里外溢的收益(苹果公司就是一个例子)。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称为技术革新的“不可避免的被掠夺性”。

阿吉翁和豪伊特还指出了另一个不广为人知的阻碍技术革新的机制。今天的技术革新者非常清楚新技术将使得旧技木过时，这会降低今天发明的回报率，从而减少今天的革新。这是一个糟糕的情况，因为明天的发明是建立在今天的发明基础之上的，正如牛顿所说的“如果说我能够看得更远，那只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今天的革新者不会考虑他们的技术革新将会对社会产生永久的影响，他们只考虑在“新的新技术”出现之前可以获得的回报。这又一次意味着私人回报率低于社会回报率。极端的情况是所有人都不去进行革新，因为大家都害怕新的技术出现。就像约吉·贝拉(Yogi Berra)曾经说过有一个饭店“没有人去，因为那里太拥挤了”。

由于存在“不可避免的被掠夺性”和过时性，技术革新在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中是很少的。这一负面激励可能非常强烈，因此会没有革新、没有经济增长。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是通过对研发和采用外国先进技术提供补助、鼓励高科技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由政府出面进行一些研发、有力地保护知识产权使得投资者可以保持其技术革新的利润，从而形成良好的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