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施展（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美国大选的结果刚刚出炉，可谓令人大跌眼镜，任何人都不看好的川普，居然获得了大胜。刚刚已经可以在一些媒体上看到，有专家分析，此前人们对于希拉里如此看好，对川普如此看衰，很大原因在于人们的眼光都被主流媒体吸引走了；关注下非主流媒体和自媒体的话，会发现川普在那里的支持率是相当高的，这个领域的声音很多都是期待着川普能带领美国走出目前的困境。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主流媒体上不大听得见声音的沉默的大多数，居然成功完成了自己的逆袭。
这个逆袭的结果，是最近几年世界各地反全球化的民族主义大潮的又一个新鲜例证。有意思的是，仔细观察一下会发现，这一轮逆全球化与以往不同。以往的反全球化主力拉丁美洲，在去年以来左翼力量式微，反倒是右翼政权纷纷上台，对全球化的态度明显更加积极；而原本的全球化的主力推动者发达国家，反倒在最近这几年陆续开始呈现出反全球化的态势。这样一个态势，正说明了全球化当中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要素，分配问题对于政治的影响，对于此种影响的历史分析，会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下。
全球化并不是近年才开始的，而是始自地理大发现，远洋贸易的发展带来了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市场”，全球化的进程轰轰烈烈地展开。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国家通过三角贸易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最终发生了工业革命，从而一举站到了全球的最高端位置。工业革命使得人类获得了从未梦想过的经济发展速度，人类财富极大增加，社会结构急剧变化，西方世界从农业社会变为工业社会。
在此过程中，滚滚而来的财富的分配问题遂成为一个严峻的政治问题。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当中，财富分配虽然很不平等，但是拥有财富的贵族，其财富上附着有很多的社会义务，穷人因此能够分享到财富的好处，社会不至于产生撕裂。但是工业社会当中，现代法权意义上的财产权建立起来，财产上附着的社会义务都被剥除，穷人因此丧失了在过去的时代所能获得的财富使用之分享机会，社会于是开始产生了阶级对立，严重到一定程度，就会走到要发生社会革命的地步。社会主义的理念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浮现出来。
但是，西方社会的分配问题，在19世纪并不是通过社会主义运动解决的，而是通过经济的发展解决的。这种经济发展的基础是技术创新、工业革命，它使得经济发展的效率变得更高，并且西方世界对外征服的能力也因此变得更强，让西方拥有了更多的财富，可供内部分配。财富分配的主要途径是通过技术革命拉动出新的产业部门，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工人阶级便能够获得更多的收入。
比如，蒸汽机的发明，拉动了采矿业和冶金业有更大的发展，拉动了铁路事业的发展，拉动了远洋贸易的发展等等。或者，内燃机的发明，拉动了汽车产业的发展，拉动了橡胶业、石油化工产业的发展、拉动了公路建设的发展，等等。如此一来，则创新部门在此过程中可以获得超额利润——依照熊彼得的概念——而其他被拉动出来的部门至少也可以获得平均利润，并提供大量就业机会，西方社会的新财富分配问题因此而获得解决。至于非西方世界因此所产生的分配问题，引发这些地方的政治与社会的动荡，则会在西方国家的对外扩张与征服当中，被压制住。这一压制过程，反过来也激发了非西方世界的自我意识与革命精神，方才有了一战之后开始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风起云涌。
二战之后，西方社会又发生了原子能、航天技术、电子技术等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继续用创新的办法来拉动新的产业，全球化的进展可以给它们提供更大的市场，所以它们会是全球化的鼎力支持者。而非西方国家，在沃勒斯坦所说的“中心-外围”体系当中，并未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很多的收益，所以对于全球化并不热心；其本国在全球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往往是矿业、种植园等等第一产业——往往处在一种飞地经济状态，与西方世界的联系比与本国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这样一种经济结构，就会在非西方国家的民间社会引发较强的反全球化冲动，这是左翼政权在这些地方一直很风光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进入到20世纪后期，21世纪初，全球经济格局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变化。西方世界进入到了又一轮的创新周期，这一次的创新已经超越了以往的工业技术创新的阶段，而进入到一种不太容易清晰进行产业划界的创新——诸如苹果、谷歌、脸书、特斯拉等等这种类型的模糊了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界限的产业创新。这样一种创新会有一个特征，就是它必须能够迅速地用各种全新的创意来不断地否定自己的既有创意，观念层面的创新远远大于生产层面的创新，于是它就必须将生产流程外包出去，否则创新的效率会大受影响。
中国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获得了迅速的崛起。通过承接来自西方的生产外包任务，中国经济以一种非线性的速度，在21世纪初期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西方的新一轮创新经济于是带来了一种很怪异的结果，它仍然能够拉动大量的产业发展，但是被拉动出来的产业并不在本土，而是在中国。这为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却并未让西方本土的工薪阶层同样受益。
创新经济本身的超额利润仍然存在，它使得西方国家的经济从总量上看仍然很漂亮，但是仔细看其内部的分配结构的话，却会发现社会的贫富分化正在拉大。西方社会的草根阶层在高速的经济增长中并未获得相应份额的收入增加，他们直观地会感受到，是中国人夺走了他们的就业机会。于是，西方社会的内在撕裂开始出现了。精英阶层在全球化过程当中，继续大量地获益，通过在全球寻找工业生产的成本洼地，而让本土的创新经济源源不断获得动力；而草根阶层并无法参与到这种财富的分配当中去，甚至不断地有受损感。这样一种社会撕裂，是近年我们可以看到的西方国家反全球化的呼声日渐高涨的重要原因。也是川普在大选中不断地打中国牌能够卓有成效的一个重要原因。
希拉里代表的是美国的具有世界眼光的精英阶层，川普这个大富豪，其政纲代表的却是美国的草根阶层。这个草根阶层在主流话语当中难以有效地发出声音，但是其诉求却被川普敏感地把握到了。从经济学的理想状态来说，全球化的继续发展，终将形成一种新的经济均衡效果，使得美国的草根阶层也能同等受益。但是这种新的均衡究竟要用多久呢？凯恩斯曾经说过，“从长久来看，我们都将死去”，将均衡结果推到过于久远，就会在实际上让其丧失对于大部分人的说服力。号称能够解决眼下问题的富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政纲，于是就能够获得受损的人们的追捧。草根阶层因此将选票投给了主流媒体并不看好的川普。
这个选举结果会构成全球化进程的一次重大挫折吗？笔者对此并不悲观。一方面，美国的政治决策机制决定了，川普的大嘴巴所提出的一系列政纲，最终的实施并不是他自己能说了算的，而是要受到更复杂的制衡机制的约束。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全球化从来也不是线性前进的，它会经常地引发一些很不可欲的经济-社会不均衡，从而遭遇到危机，对于危机的直面，是解决危机的前提，这是全球化的自我矫正的必要过程。
川普的政纲无疑并不是解决危机的药方，但是他以比希拉里深刻得多的方式，让人们不得不直面问题。从这个角度说，此次让人大跌眼镜的大选结果，很可能正是全球化继续向前发展而必须的一次深蹲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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