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报告：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依然较低

凤凰财经讯 12月3日，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课题组发布了中国入世十五周年反思与展望的研究报告，人大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雷达教授进行了汇报发言。雷达指出，中国今天所处的世界经济环境和15年前的入世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目前经济依然受着传统国际经济秩序缺陷的因素。主要为中国目前贸易结构、产业结构并没有得到非常明确的改善，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依然较低，中国比较优势指数总体上出现了下滑趋势，贸易摩擦也不断加深。

雷达指出，目前中国制造业主要是通过进口外国中间品参与国际分工，即中国制造业仍然以后向价值链为铸造价值链参与模式。从行业来看，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的前三位的行业为焦炭炼油与核燃料制造业，电子和光学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与合金制造业，这些行业大多数为资源型行业，往往作为其他产业中间投入，因此主要是通过前向模式加入全球价值链。

雷达表示，中国制造业平均显示性的比较优势指数是1.439，说明中国制造业具有一定比较优势。分行业来看，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纺织品行业，还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时间序列上看，中国比较优势指数总体上出现了下滑趋势。

贸易摩擦方面，雷达指出，频繁而严酷的华反倾销案例是全世界最多的，中国卷入WTO争端解决的案例也是居于高位，另外，在新形势下中国越来越受到新型贸易壁垒的冲击。中国面临着这么多的倾销，有其自身的原因，同时也有全球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冷战因素的影响。

以下为雷达教授发言实录：

大家好！我代表课题组把我们前一段做的关于入世的回顾和展望这个课题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汇报。我汇报的内容大概有这样四个方面：第一，中国入世十五年的成就。第二，世界格局在15年发生的重大变化。第三，中国入世十五年以来面临的问题。第四，全球治理体系的编辑及中国的应对。

关于第一个问题，中国入世以来的成就。我们具体细化看一下，从2001年开始中国加入了WTO以后，实际上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持续的高速增长阶段，所以我们说在中国加入WTO十五年来，中国发生了不曾预见的变化，哪些不曾预见？刚才吴晓球老师讲了一些，以惊人的发展速度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大国，世界第一大吸收外资国家，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家，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深入融入全球经济的大国。中国入世以来经济成就具体表现，有几个方面：

第一，2001年入世之后，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持续的高速增长，2000-2009年10年间中国年均增长速度在10.29%，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中对外贸易被视为和投资、消费并列的三架马车。同期中国贸易年增长率在这十年当中是19.7%，入世前10年贸易增长年均是12.7%，前十年经济增长率也比入世以后的经济增长率低。

第二，入世之后使得中国经济深入融入全球价值链。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个是贸易和国际投资速度高速增长，加入WTO使得中国获得市场准入、贸易争端解决、贸易规则制定的便利，同时也加大了外国企业对中国的信心，中国吸引外资规模不断扩大，实际利用外资规模从2001年的496.7亿美元增加到2015年的1356亿美元，是过去的2.7倍。中国对外投资排除涉及到几乎所有制造业和大部分服务业，其中服务业占比重是50%。另外，这15年中中国对外投资迈上新的台阶，2015年达到1456.7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第二大对外投资国。这个图是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的变动情况。第二，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贸易方式和生产结构发生了转变。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的情况是入世使中国真正全面、深入的融入全球价值链，不仅体现在经济总量上，刚才讲的是总量的发展，同时也在结构和贸易方式上产生了重大变化。从贸易方式上看，长期以来加工贸易方式占据了我国总贸易额70-90%比重，近些年来由于贸易企业自身资金规模和经验积累，资源与劳动成本上升，技术密集型程度提高等内生和外生的因素，全国加工贸易比重开始由升转降，从2006年65%持续下降到2015年的31%，一般贸易出口除2009年危机有所下降外，总体保持增长，2011年首次超过加工贸易，受占比重成为拉动出口主要力量。这个图是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的变动情况。这个表是我们中国出口产品的结构。

第三，在制度改革层面取得重大成就。第一个是打破了外贸经营权垄断，第二是采取了除加入WTO以外的双边区域贸易协定和双边投资协定的战略，以开放促进改革。第三，实行自贸区战略，实行自主、单边的制度改革方式。第四，金融服务业的法律框架在这15年当中逐步建立起来。具体的分析内容我们可以看一下报告。

我觉得中国入世以后，从中国宏观经济往来成就主要是概括这三个方面，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更想强调的就是中国载入史以后，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和变化。所以第四个就是中国入世的国际影响。中国入世以后，使得传统的东亚网络生产体系和价值链分工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形式上看形成了以中国为枢纽的三角贸易格局，促进了东亚区域内贸易持续增长以及区内FDI投资的快速增长，同时也在该地区形成了贸易顺差不断积累的现象。从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果来看，东亚网络生产体系所产生的产业集群效益可以冲抵该地区劳动成本不断上升的负面影响，是对传统东亚模式的超越。这种超越实际上在现实生活当中可以看到，这种超越实际上是中国周边的东亚国家迅速摆脱1998年金融危机的很重要的原因。同时中国入世以后，对于东亚网络生产体系的影响，也为中国在今后的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应对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人口红利的刘易斯拐点存在了潜在的优势。所以我们强调中国入世不仅拉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实际上也是1998年-2007年之后，东亚经济成为世界经济亮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这一点我们说在回顾中国入世15年的成就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清楚的认识，中国在这15年当中对世界经济所做的重要贡献。

第二个问题，就是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

在过去15年间，中国应该高速增长得益于加入世贸组织，使中国获得市场准入、贸易争端解决、贸易规则制定等便利，使得中国可以更好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获得多边、稳定、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并以发展中国家身份获得普惠制的便利，极大的促进了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入世这15年也正好赶上了全球科技创新的高潮和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

然而，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以后，世界经济不但科技研发进入相对平稳发展阶段，经济全球化也出现了逆转的趋势。国别经济的对外政策，用贸易保护主义替代了自由贸易政策，国际经济的协调也越来越用双边形式替代了多边形式，在国别间实际商业周期越来越趋于同步的情况下，利益分化日趋严峻。这种种现象表明，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经济环境和15年前的入世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导致今天的世界和15年前的世界已经完全不同的原因，我们认为有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建立起来的国际经济秩序对全球化时代的全球经济失衡缺乏管理和协调能力。世界经济的再平衡出现以危机方式硬着陆实现，再平衡过程出满着诸多不确定性和风险。这个我们可以看出，中心-外围国家在再平衡过程中动机是不一样的，中心国家的动机主要是出于对维持美元地位的考虑，出于维持世界经济中心地位的考虑，出于对地缘政治的考虑。而外围国家在再平衡调整过程中考虑的角度和中心国家是不一样的，考虑的角度主要是出于对外需规模的考虑，就是外围国家外向型经济增长不可能长期依赖于中心国家的外部需求的无限增长。第二，出于环境资源约束的考虑。第三，出于国内民生问题的考虑。也就是很显然的，我们看出在这一轮再平衡调整过程当中，再平衡调整的出发点，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是存在较大区别的。

从调整路径上看，中心国家美国可能选择的调整路径有这样三个路径：第一，选择封闭经济增长模式，这是美国从奥巴马开始实现重振美国制造业，现在当选的美国总统更是强调美国优先，这样一种政策。第二，继续通过金融优势维持经常性帐户的规模。第三，通过重整制造业和促进服务业可贸易程度提高。实际上也三种路径也对应着三种不同风险：第一，如果选择封闭发展模式，中心国家可能会损失以往的全球化的利益。第二，如果持续通过美元霸权获得经济利益的话，这也会威胁到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影响美国国际竞争力。第三，如果通过重振制造业方式实现再平衡的话，实际上与重振制造业政策相配对的美国对外政策，实际上是对美国自身所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形成新的挑战。

与此相对的新兴经济体再平衡路径有四个：第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美国调整方向相反，美国是重振制造业，我们国内经济调整是制造业向服务也转变。第二，产业结构升级。第三，产业链的延长。第四，适应美国再平衡。当美国新的技术出现之后，等待着中心国家技术向外围国家外溢。对于新兴国家的四个路径也存在的四种不同风险：第一，外围国家的服务业发展，特别是消费型服务业不可贸易性，决定了服务业无法替代制造业对于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第二，缺乏科技存量前提下，单纯股权融资改革会导致资产泡沫。第三，新兴经济体点产业内贸易在危机过程中有所下降，其中的原因我在后面会分析。第四，如果简单跟随美国，实际上作为中心国家来说美国下一步经济增长技术突破点依然在探索和试错过程中，也并不明确。

从这一轮危机再平衡调整的出发点和路径来看，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存在着明显冲突，而这种冲突在2007特别是2011年以后可以看得出来，这种再平衡的调整实际上是形成全球经济出现逆全球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第二，经济全球化在创造全球化红利的同时也产生了全球化的外部性以及对全球公共产品的需求。但是现有的国际经济组织和国际经济制度安排，既无法对全球化的外部性进行管理也无法提供充足的全球化所需要的公共产品。

第三，经济全球化所创造出的全球化红利，不仅在国别间的分配是均等的，同时在国内不同利益集团间的分配也是不均等的。在国际经济秩序缺失的情况下，西方国家出现了民粹制度和保护主义复兴的势头。

第四，由于中国利用东亚发展模式，在入世以后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使得西方社会在意识形态上对东亚模式的认同标准产生了模糊，冷战思维再次成为西方主流社会的共识。这实际上也是造成在2007年以后中国周边成为地缘政治热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而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实际上在中国入世之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前，西方社会普遍对东亚模式还是认可的，特别是OECD在1998年的时候把东亚模式市委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一个样本模式、一个理想模式。但是中国经济奇迹出现以后，西方对东亚模式的认同标准出现了变化。

第五，对于依赖东亚模式发展起来的国家而言，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在经历了东亚网络生产体系对传统东亚模式的超越。传统的东亚外向型增长模式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利用劳动力资源充足的比较优势，发展外向型经济。1998年以后东亚网络生产和传统东亚模式最大不同在什么地方？网络生产体系出现以后产生的集群效应，实际上廉价劳动力优势已经不是作为东亚经济发展模式所必要的前提条件了，这个是新世纪以后东亚网络生产体系发生的重大变化。但是刚才吴晓球老师致辞的时候也讲到，东亚发展模式始终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东亚这样一个发展模式在国内制度层面始终没有解决实体经济发展的特殊性，我们讲东亚模式和欧美模式是不一样的，它和拉美模式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实体经济领域，我们强调赶超型国家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强调政府对资源动员的有效性，但是它在金融领域，全球金融领域的逻辑还是充分的、完全的私有化逻辑。所以这一点上，在全球化过程当中，由全球化造成的金融冲击，不断冲击过程中，东亚国家并没有找到很好的方式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所以这个学理上的矛盾在现实生活当中也会造成东亚国家在应对危机时候的政策的失灵。

第六，2007年危机之后，全球价值链进一步延伸遇到了阻碍，而全球价值链的贸易计算方法能够清楚地刻划初步统国家再加之连分工地位，追求价值链提升成为各国经济政策追求的主要目标。我们想象2007年之后价值链的延伸过程已经中断了，你已经处于全球价值链的某一个环节当中，如果你要再提升的话，实际上意味着是对别的国家的挤出。所以也就是说在2007年以后，这种价值链的提升的结果产生了国别之间在价值链分工争夺上的零合博弈甚至负合博弈的结果。

以上六个方面的原因，我们看出来实际上这是造成今天的世界和15年前的世界产生根本性、颠覆性不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三个方面，这使得中国在加入WTO十五年以后，我们仍然看到在加入这个制度过程当中，经济依然受着传统国际经济秩序缺陷的因素，也存在着种种有待改善和发展的一些方面。主要是两个方面：

第一，我们在加入WTO以后，中国贸易结构或者产业结构，或者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并没有得到非常明确或者非常清晰的改善。这个反映在几个方面：

第一个是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目前中国制造业平均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是0.276，其中通过间接增加值出口导致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前强全球价值链是0.112，通过进口外国中间品导致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就是后向GVC为0.164。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制造业主要是通过进口外国中间品参与国际分工，即中国制造业仍然以后向价值链为铸造价值链参与模式。从行业来看，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的前三位的行业为焦炭炼油与核燃料制造业，电子和光学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与合金制造业，这些行业大多数为资源型行业，往往作为其他产业中间投入，因此主要是通过前向模式加入全球价值链。

从时间趋势看，2001年到2006年，随着中国加入WTO贸易壁垒逐渐下降，因此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参与程度有了明显提高，从2001年的0.246提高到2006年的0.294，升幅近21.5%，通过进一步对全球价值链前向和后向参与程度分析，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程度由2011年0.133上升到2006年的0.183，前强参与程度基本稳定在0.11左右，说明加入WTO之后，中国制造业主要通过后向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2006年到2009年，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程度下降到0.144。这个是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的一个变动情况，出现了一个倒U型。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由危机导致的全球的价值链的延伸受到阻碍。第二个更重要的，从中国自主角度来看，通过我们前面讲的，在应对危机过程中，中国一般贸易在逐步提高。一般贸易发展实际上使得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有脱离全球价值链的趋势，也就是原来靠进口零部件的贸易部门越来越倾向用国内零部件替代进口零部件的过程。

第二，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依然还是比较低的，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制造业平均全球价值链分工指数是-0.046，分工地位指数大于0的行业，大于0是处于高端的，大于0的仅有两个行业，所以总体上中国依然处于国际价值链低端。从时间序列上讲，在危机以后，反而我们在价值分工地位有所提高，但是总体上说依然多数都是负值。这个倒U型曲线反映出来中国自主的对外贸易政策改革，实际上对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改善是有效的，因为2009年以后我们采取一些新的环保措施、新的劳工措施，反而使得中国的制造业地位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有所改善。但是总体上来说依然是负值。

第三，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基于增加值的再估算。总体来说中国制造业平均显示性的比较优势指数是1.439，说明中国制造业具有一定比较优势。分行业来看，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纺织品行业，还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时间序列上看，中国比较优势指数总体上出现了下滑趋势。这个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出在入世十五年中，我们重新反思这个过程，由于WTO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美国主导建立起来的全球贸易体系。所以从这个历史特征可以看出，就是大国主导的全球贸易体制作为发展中国家被动加入的话，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可能出现加入WTO以后外围国家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陷入比较优势陷井的风险依然存在。

第四，贸易摩擦不断加深。在我们报告当中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个是频繁而严酷的华反倾销案例是全世界最多的。第二，卷入WTO争端解决的案例也是居于高位。另外，在新形势下中国越来越受到新型贸易壁垒的冲击。加入WTO中国遇到贸易摩擦不断加剧，除了中国加入WTO之后世界贸易制度有一个适应、利用的过程之外，这里面不可避免的也存在着冷战因素影响。最典型的例子，在上一轮再平衡调整过程中，日本的贸易对美国的依存度远远高于这一轮调整时期的中国。但是实际上美国对日本发起的贸易摩擦案件数量远远低于中国。也就是说中国面临着这么多的倾销，有其自身的原因，同时也有全球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冷战因素的影响。这是中国在过去15年中，以及在新环境中面临的一些新的问题。

第四方面，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及中国的应对。

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报告当中对于世界贸易组织变动的几个阶段做了很清晰的描述和分析，而且每个阶段世界贸易体系发生什么描述的非常细，我在这里就不讲了。我想讲一讲，现在我们讲全球治理过程中有许多矛盾的现象，以及对这些现象需要换一个新的视角进行重新认识和考虑。

第一，根据我们刚才分析，全球经济格局在变化，全球治理体系也必须发生相应变化，这是大势所趋。但是，我们看到今天世界经济的现实情况却表现为全球治理变革的停滞和倒退，比如美国所倡导的TPP，去年提出，今年川普上台就说要退出了。美国多少年之前所建立的NFTA（音），新总统也说要退出。所以一方面是表现为全球治理新话题的热议，另一方面表现为全球治理变革的停滞和倒退。具体表现在WTO多哈谈判停滞不前，经济一体化发展最为成熟的欧洲出现英国退欧事件。应对全球化的国际组织越来越多，国际间的协调在应对危机的效率不断下降。这重新说明战后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经济只需在应对全球化的失灵和提高全球化公共产品上所出现的功能性缺失。在这种背景下，我觉得中国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历年来构建人类利益共同体，这是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的。

这里面第一个概念我们要区分清楚的，实际上中国提出全球治理这个概念的时候，实际上和传统意义上讲的国际经济秩序是有很明显区分的。因为全球治理概念是上世纪90年代提出来的。所以我们大概做一个梳理，就是全球治理和我们传统讲布的雷顿森林体系延伸来的国际秩序有什么区别？我想在五个方面有区别：第一，全球治理目标和国际经济秩序所要实现的目标是不同的。全球治理的目标主要在于处理经济全球化的外部性，和为经济全球化提供公共产品，这些外部性和公共产品包括环境问题、恐怖主义问题，包括全球金融危机问题等等。国际经济秩序的目标，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时候，还没有进入全球化，所以那个时候建立的国际秩序要面对的是什么？面对的是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面对的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建。因此，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目的是通过促进国际贸易扩大市场规模，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是反危机问题。

第二个不同的地方，全球治理强调的治理主体是民族国家政府，超国家组织和国际公民社会，是一个多元的、平等的制度设计理念。国际经济秩序治理主体，主要是以民族国家政府为主导的国际经济组织。就是我们通常谈到的一些机构。

第三，在理念上，全球治理和国际经济秩序有很大不同。理念上，全球治理强调的是对全球化发展过程当中共同的普遍的认识，也举行普世价值观的特性。国际经济秩序所强调的理念是美国主导，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是美国主导、大国主导，强调美国优先，这个在特朗普竞选过程中反映的越来越明显。所以从特朗普竞选过程当中的表现来看，实际上美国人还是强调美国在世界经济当中的领导权、主导权。

第四，全球治理机构来说，目前我们强调的全球治理概念，实际上治理机构并没有建立起来。国际经济秩序在这方面比全球治理具体化，国际秩序在二次大战之后建立了联合国、IMF、WTO、世界银行，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的G7、G8、G20等等。

第五，全球治理实现的路径是在普世价值观基础上建立起人类共同利益体。国际经济秩序的路径实际上是美国尝试将美国的制度向全球延伸，主要反映在华盛顿共识强调外围国家应该按照政治民主和经济自由的制度设计去改革国内经济制度。

这是两种不同理念。很显然在世界格局变动过程当中，中国和美国在应对全球治理变动的过程当中所强调的概念是不一样的。美国依然强调国际经济秩序，依然强调美国主导，中国强调的是全球治理。所以中国很显然是用全球治理概念来应对传统的国际经济秩序所面临的缺陷。从态度上来说，中国重视全球化问题，美国是轻视甚至忽略全球化问题。比如全球化外部性当中有环境问题和恐怖主义问题，但是环境问题和恐怖主义问题，美国肯定更重视后者，因为后者对美国产生的影响比环境问题对美国产生的影响更大。也就是说美国台湾是轻视甚至忽略全球化问题，强调国内问题优先。在形式上中国和美国的尝试也是不一样的，中国更多强调多边，实现开放的区域主义。美国尝试的形式更多强调双边、诸边和排他性的区域主义。具体尝试过程，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美国通过TPP和TIPP。从目标来看，中国强调民主国家独立建设，美国强调制度安排。

这样两种不同的应对方式，第一个使战后经济秩序变革的困难，就是延续以前国际经济秩序变革的路径，目前遇到很大困难。第一个是无法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要求。40年代所建立的体系，应对上世纪60年代出现的全球化、90年代出现的全球化，包括这次遇到的新问题，这个体系已经无法解决。第二，这个制度的中心国家已经开始质疑他们所建立的国际经济秩序在今天协调全球化问题上的能力。很明显自克林顿政府之后美国政府对外政策实际上都是在对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对布雷顿森林体系条件下国际经济秩序进行了挑战。第三，战后国际经济秩序变革第三个困难反映在制度建设和世界经济参与国的国别差异，最明显的反映在华盛顿共识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尝试的失败，意味着美国建立国际经济秩序的理念，在国别层面上遇到了困难。所以这个也是沿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去做修修补补面临的困难的三个方面。

我们虽然用全球治理应对美国优先，但是全球治理的概念也面临一些挑战，也存在一些问题。全球治理这个概念本身是政治学提出来的，而且主要是社会党提出来的，本身在意识形态领域就存在风险。即便把这个风险去掉，我认为用全球治理概念应对全球化挑战也存在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治理主体多元性，因为传统是政府、超国家组织和全球公民社会共同致力，这样一个多元结构实际上在全球化出现逆转以后，我们所看到的因为各民族国家，特别是西方主要国家各民族国家公民对于现在的国际经济秩序缺乏信任。所以民族国家的公民对于他自身的利益诉求越来越依赖于他们的政府对他们利益的保护。所以英国出现的事情和特朗普上台，很明显反映出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全球治理在现阶段仍然还是需要依赖于政府主导，而不是三个主体明星状态。

第二，我们说普世价值观，什么叫普世价值观？哲学上讲非常复杂，但是在经济学上非常简单，就是我们对全球经济导致的一些负面影响，我们要有共同认识，我们要拿出共同解决这些问题的热情出来。但是，我们知道经济社会的任何外部性，这种外部性的承担者，在不同利益集团当中的承担者所承担的外部性的程度是存在很大差别的。所以这是全球治理所要求的，是普世价值的形成非常重要的。所以全球治理是一个理想模式。

第三，通过刚才比较看到全球治理机构现在是缺失的，所以强调全球治理的时候用什么机构治理的时候，实际上还是回到要用对联合国、IMF、对WTO进行改革，也就是用全球治理概念改组联合国，就是把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改成全球议会，让更多人参与，所以这是全球治理绕不开的东西，你用一个新的概念，新的理念引领未来世界经济秩序建立过程当中，你这样一些理念是需要重新构建国际经济组织，还是利用现有国际经济组织，这是不太好判断的趋势。

所以从总的来说，在经济全球化出现逆转的情况下，世界的主要国家已经开始对未来下一轮全球管理和全球治理的一种新的尝试。我们今天看到这种尝试从国别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甚至存在着明显冲突，但是我认为这是在整个世界经济格局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可以接受的现实。原因非常简单，在面对新的全球经济的现象面前，世界主要大的国家多多少少都会采取试错、尝试的方式不断进行探索。而这种试错和尝试，在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上是有非常积极作用的，也可能这些尝试在短期当中并没有受到明显效果，但是他可能对长期日后全球事务的管理提供一个经验。这里面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外交战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提出来的，他提出来以后，在美国国会并没有得到美国国内认同而趋于流产。但是反过来他的理想主义外交的基石对于战后美国对外国际战略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大国之间，在尝试着全球制度改革的过程当中所做的种种尝试，无论从目标、途径、方法和理念上存在着多么大的差异，我都认为这是全球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正常的和必然所要经历的过程。

我今天的汇报就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