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红学家、文史学者冯其庸先生与世长辞，在感叹于冯先生著作等身之时，他的经历更耐人寻味：冯先生并非出身名门或书香门第，而是生于贫寒之家。在民国期间，他通过自学而晋身学术圈，成为精英知识分子的一员。显而易见，这是一个知识改变命运的鲜明案例。通过自学求知，以及专科教育，他不仅上升到较高的社会阶层，而且得以实现自我价值。
冯其庸曾经自述，“我要感谢我的家乡，我是地地道道的无锡前洲人，准确一点讲，我是前洲后面的冯巷人。我20岁以前没有离开过前洲冯巷，是这里的山、水、土壤、粮食让我成长起来的。因为家贫，我在家乡小学只读到了五年级，10岁便开始在家种地，凡田间农事，无一不做。我的双手结满了厚茧，左手手指及手背，至今还能看到当年的镰刀割痕。在当年那样艰苦的环境下，我还是借书苦读，经、史、子、集，只要是能借到的，无所不读。1943年，我毕业于无锡前洲青城中学，当年又考上了无锡工业专科学校。1946年，我考入无锡国专，师从唐文治、王蘧常、钱仲联、钱宾四、朱东润等人，在无锡国专读书的3年成为我人生的转折点，为今后的学术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正是从这里走出，我才能到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开始我学术生涯的另一个新起点。”
在冯先生这一辈，甚至前几代学者中，出身贫寒，通过自身努力而改变自身命运获得个人成功的例子并不鲜见。比冯先生成就更大、名气更响的钱穆，以及历史学家童书业都没什么学历，自学成才。著名学者季羡林、周有光等学者人，都出生平民家庭。以前不久去世的周有光先生为例，他考入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因为没有钱，经过姐姐的同学帮助这才得以入学，上了两年之后转入光华大学。从光华大学毕业以后不久，一心上进的周有光一边在光华大学教书，一边在银行兼职，其收入之丰厚自不必说，他的命运也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钱穆、童书业等人通过自学成为史学名家，季羡林、周有光、冯其庸等人通过知识改变了命运。这些学者的民国故事已经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掌故。然而，一个按捺不住的疑问冒了出来：如果冯其庸先生生在当下，他是否能够通过知识改变命运，实现阶层流通？显然，这并非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
众所周知，民国时代的教育理念和教育体系，与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文明国家非常接近，大学教育极为开放，创办大学也不需要经过复杂的行政审批和办学许可。一些优秀的民办大学，有机会得到政府的大力资助。例如，张伯苓和严修1919年创办南开大学，其经费除政府少许补贴和学费及校产收入外，基本赖于基金团体和私人捐赠。直到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南开大学复原之后才改为国立。此外，教会大学、专科学校等等极为普遍。以专科学校而论，人才辈出的不仅包括冯其庸先生就读的无锡国专，民国时期著名法科大学朝阳大学与东吴法学院齐名，1912年由法学界著名人士汪子建、江翎云、黄群、蹇念益等先生创办的。1929年，在世界法学会海牙会议上，朝阳大学被肯定为“中国最优秀之法律学校”。 这样的教育制度，使得各种人才都有机会进入自己心仪的学校，学习自己喜爱的专业。在当下，严格的办学审批和高门槛，以及种种办学限制，使得民办大学无论是在办学条件、办学经费还是师资力量上，均无法望公办大学之项背。毫无疑问，产生大师、大学者的几率也大大降低。像冯其庸先生那样，在一所民办的专科学校受教于一批名师，由此成为晋升的起点，其可能性也大大降低。
著名学者杨继绳在《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中认为，决定一个人地位有两种因素，一个是先赋性因素，即靠家庭背景；一个是后致性因素，即靠个人努力。先赋性因素作用太大，世袭性强。从宏观来看，这个社会流动性就很小，容易呆滞阶层固化。从社会学的角度看，阶层固化就是社会地位世袭（也可以称为继承）的另一种说法。社会阶层世袭那就不是个别人的世袭，而是集体的世袭。
此外，据《南方周末》2011年8月4日的报道，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统计1978-2005年近30年间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发现，1978-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至今，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教育学者杨东平的研究显示，中国国家重点大学里的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开始不断滑落。农村学生主要集中在普通地方院校与专科院校。以湖北省为例，2002-2007年5年间，考取专科的农村生源比例从39%提高到62%，以军事、师范等方向为主的提前批次录取的比例亦从33%升至57%。而在重点高校，中产家庭、官员、公务员子女则是城乡无业、失业人员子女的17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2010级王斯敏等几位本科生在清华2010级学生中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生源占总人数的17%。那年的高考考场里，全国农村考生的比例是62%。造成这些城乡差异的最大原因，除了城乡本身的教育资源和教育水平的差异性外，就数这些国家重点大学的自主招生、特长加分、保送等教育新政。
这些证据有力地证明，不公正的教育制度，阻碍了底层平民家庭子女向上流动的机会，他们想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已经微乎其微。像冯其庸先生那样，在一所民办院校读了三年专科，几年后调入中国人民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已经极其困难。
众所周知，知识界近年来流行“民国热”，其中或许不无夸张之处。但是，民国确实是一个大师辈出的年代。今天的中国，教育上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就投入和产出相比，无疑大大落后于民国。发出“钱学森之问”的钱学森本人，以及两弹一星中的大部分科学家，都是在民国期间接受的教育。而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与李政道，都曾就读于西南联大。由此可见，“民国热”至少有相当的合理性，民国的教育制度至少有很多可取的地方。冯其庸先生对其在无锡国专师从唐文治、王蘧常、钱仲联、钱宾四、朱东润等人念念不忘，显然不无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