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科院调研：税收负担只占企业综合成本6%

来源：中国金融40人论坛

税收负担只占企业综合成本的6%

——来自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调研数据的分析

为全面掌握企业负担真实情况，2016年4-6月，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开展了面向全国企业的“降成本”大型调研，派出四个调研组分赴东、中、西和东北地区共12个省份进行实地调研。同时，通过网络进行“企业成本与负担问题”在线问卷调查，回收的样本经过数据清洗得到有效样本问卷7867份。典型地区实地调研和全国网络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我国企业综合成本负担确实较重，但税收负担只占企业综合成本负担较小的比重。

当前，企业界和社会舆论之所以热切关注税负问题，主要原因乃是经济下行和深度调整，不少企业面临生死存亡，一些企业不只是经营困难，甚至面临被淘汰的处境，企业负担“痛”感的边际效应放大。我国已经进入高成本时代，人工成本、环境成本等都处于上升阶段，过去那种依靠低成本扩张和薄利多销的经营模式已不相适应，寄希望于减税费来求生存的欲望不断增强。减税费是必要的，但是替代不了企业经营模式的转型升级。一些企业被淘汰也不可避免，这也是结构调整这个题中应有之义。指望降税费和给补贴来实现更多企业扭亏为盈，那是本末倒置的想法。一方面，需要全力推进相关的体制机制改革，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切实降低企业综合负担；另一方面，通过企业自身不断创新，提升自身创造附加值的能力，来扩大消化成本的能力。

我国企业综合成本上升，附加值不高，利润空间收窄

企业综合成本负担包括多个方面，从样本数据分析看，2013至2015年，企业经营困难加剧，收入下降，综合成本上升，利润空间收窄，亏损面增大，企业面临多重压力。

（一）样本企业产值和效益总体下降，总成本费用占收入比重超100%，企业亏损程度加深

从样本企业的调研数据看，2013到2015年，企业平均产值逐年下降，2014、2015年下降幅度分别为2%和5%，平均利润总额下降幅度远大于平均产值幅度，高达37.5%和14.3%，平均产值效益在低水平上徘徊，由2013年的0.47%降至2014年的0.27%，2015年进一步恶化，降至-4.28%。总成本费用（主营业务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营业税金及附加）占收入比重在2013到2015年都超过100%，表明样本企业普遍亏损。从具体数据看，2013、2014、2015年分别为109%、103.6%，138%，表明企业面临的压力在2015年达到较高值，亏损程度加深，企业经营形势严峻。

（二）实体经济企业六大成本大都呈上升态势

具体从企业税收负担、人工成本（含“五险一金”费用）、用能成本、物流成本、融资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等六大成本进行实证分析，可以更加清晰地揭示企业成本具体变化趋势：除税收负担稳中趋降外，其余五个方面有增无减。

1.总体税负有下降态势，行业税负存在一定差异

样本企业总体税负（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2013—2015年分别为6.61%、6.60%、6.53%，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从行业看，2013-2015年，除农林牧渔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房地产业税负略有增加外，其他行业税负基本保持不变或下降。在所选取的重点行业中，以2015年为例，房地产业税负最高，为15.12%；其次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分别为12.51%和11.40%。农林牧渔业税负最低，为3.46%；其次为批发零售业，为4.97%；其他行业税负均在平均值上下。

2.人工成本中工资成本连续上升，社保缴费也呈增长态势

问卷调查统计显示，近两年企业职工工资成本连续上升，2014年和2015年增幅分别为5.95%和15.64％，说明全国企业的用工成本总体依然趋向上升。从人工成本结构分析，2015年造成企业人工成本快速增长的项目中，企业职工的基本工资增长最大，有66.12%的企业认同这一点；其次是“五险一金”，有20.07%的企业认同这一点。近三年，除东北地区社保缴费额出现下降态势外，其他地区均呈增长态势。此外，部分企业承担办社会职能，用工负担显著增加。部分企业人才流失严重，员工培训成本偏高。

3.用能成本居高不下

工业用电价格高是企业普遍反映的问题。如广东、浙江、江苏三省一般工商业用电价格每度电0.81元以上，高于2015年全国工业用电平均价格0.79元。东北地区资源富集，但丰富的电力资源并没有在市场上形成相对低廉的价格。2015年4月，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工业用电平均价格分别为0.86元/度、0.86元/度、0.81元/度，均高于全国平均价格。河南、安徽、河北三省企业也存在“能源成本占比偏高、逐年增长”的现象，尤其是在技术含量低、创新投入少、能源依赖型的企业中（如化工原料行业）更为严重。

调研中还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一边是电厂产能过剩，另一边电价很高，搞直供电试点，但是受电网企业独家垄断买卖电力格局、利益藩篱难以突破等影响，这一政策在多数省份还处于试点阶段。电价成本居高不下，导致了企业的成本上升。这也与行政性垄断联系在一起，这说明改革是不到位的。

4.物流成本有上升趋势

国家发改委发布的《2015年全国物流运行情况通报》显示，2015年社会物流总费用为10.8万亿元，占GDP的比率为16.0%，比上年下降0.6个百分点，占社会物流总额的比重为0.49%，与上年持平。从我们的调研来看，发现各区域均有多家企业物流成本不同程度上涨。物流成本结构中，占比从高到低依次是：运输、配送、装卸与搬运、仓储、包装。分地区看，中部地区的运输占比最高，其次是东北地区，部分原因在于东北地区相对落后的基础设施网络。从运输能源价格数据来看，2015年布伦特原油价格下跌35%，但并未带动运输费用的下降，价格并未形成联动，因此工业企业的产品运输费用仍有下降空间。

5.融资成本有下降趋势，但结构性差异显著

综合来看，2015年企业综合融资成本（企业各项融资费用总额占融资额度的比重）约在6%-20%（以加权平均年利率计算）之间，较以往年度有明显下降，但存在结构性矛盾，行业差异、主体差异明显，企业融资两极分化严重。据东部地区调研数据反映，约有85%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大型企业能以基准利率或基准利率上浮5-10个百分点获得银行贷款。小企业能以贷款基准利率或上浮5-10个百分点的利率水平获得贷款的比例不到20%，且主要集中在中小型企业中的“大”企业。银行信贷与资本市场融资未能成为降低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的有效渠道，非利息支出（服务性收费和业务回报）减负有限和流动资金贷款需求增加成为阻碍企业融资成本进一步下降的主因。

6.制度性交易成本依然偏高

一是行政审批的时间成本、机会成本和搜索成本等仍然较高。近些年来，虽然国家不断推动简政放权，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优化程序等方面均做了大量工作，但仍然存在审批程序不合理、时间长、材料多、收费多、手续多、盖章多等问题。二是中介收费不规范，甚至较为混乱。主要表现为：审批前置、年检、上岗资格培训等中介服务收费较高且乱；行业协会邀请企业缴纳会费和活动经费，收费换乱；一些垄断行业强制收费现象依然存在，提高了企业运行成本。三是政府市场管理“缺位”带来的成本，典型的是企业法律诉讼及维权成本高昂。

税收负担占企业综合成本的比重其实很低

尽管我国最大的税种增值税并未构成会计核算意义上企业的成本或费用，但从支出的视角来看，因企业作为增值税纳税人，增值税成为企业事实上的支出，因此被企业视为一种负担。扩展开来，所有税收均被视为企业的负担。那么，相对于前述企业的综合成本（人工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用能成本、融资成本、物流成本以及税收成本）而言，税收成本在其中处于何种地位？降低税收成本对降低企业综合成本的影响又是怎样？

（一）企业税收成本占综合成本的比重较低，仅为6%左右，且呈下降趋势

为此，我们基于财科院2016年5月线上“企业成本与负担”问卷调查的样本企业数据对税收负担在实体企业综合成本中占比情况进行分析。

2013-2015年样本企业成本费用收入占比分别为109%、103.58%和137.95%，三年成本费用收入比均超过100%，表明样本企业总体处于亏损状态。其中，企业成本费用为财务会计核算口径，包括主营业务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和营业税金及附加，收入是指主营业务收入。

2013-2015年，样本企业总体税负分别为6.61%、6.60%和6.53%。企业总体税负为所缴纳的税收总额与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其中税收总额包含企业所缴纳各税种的税款之和。

根据上述两组数据，我们可以推算出企业税收成本占综合成本的比重。由于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尚未计入上述企业综合成本中，且为两主要税种，因此我们要对分母“企业成本费用”做些调整。具体为：

企业综合成本=主营业务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税款=企业成本费用-营业税金及附加+税款

需要所说明的是，上述企业综合成本中重复计算了部分小税种。因为上述公式中税款包含了企业上缴所有税种的税款，而营业税金及附加仅核算“营业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土地增值税和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费附加等”，仍有部分税款规模较小的税种，如车船使用税、车辆购置税等税款计入了前三项成本（主营业务成本、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中），但由于税款规模小，其重复计算带来的影响非常小，可以忽略不计。

税收成本占企业综合成本的比重=所缴纳所有税款/企业综合成本=企业税负/（成本收入比-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收入+企业税负）

根据财科院线上问卷调查数据可以得到上述公式中相关数据，具体如表1所述。

表1 2013-2015年样本企业税收成本占综合成本的比重（单位：%）

资料图

说明：（1）成本收入比是指财务会计核算口径下的企业成本费用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企业成本费用包括主营业务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和营业税金及附加；（2）税负是指企业缴纳税款与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3）综合成本收入比是指企业综合成本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其中企业综合成本是包含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企业总成本费用，即综合成本=主营业务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税款=企业成本费用-营业税金及附加+税款。

图1 2013-2015年样本数据企业税收成本占企业综合成本的比重

资料图

从图1中可以看出，2013-2015年企业税收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分别为5.76%、6.05%和4.56%，三年平均值为5.46%。因此，企业税收成本占综合成本的比重很低，且自2013年以来，总体上呈现出下降趋势，从2013年的5.76%下降至2015年的4.56%。

（二）降低税收成本对企业降成本影响甚微

依照上述对综合成本和税收成本占综合成本比重的推算，我们可以计算出主营业务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以及财务费用占企业综合成本的比重，据以分析税收成本与其它成本的关系，具体见表2和图2。可以看出，主营业务成本为企业综合成本的“大头”，在2013-2015年中的占比均在80%以上。而税收成本与企业管理成本相当，各年度6%上下徘徊，2015年税收成本（4.56%）低于管理成本（4.7%）。

表2：2013-2015年样本企业各类成本占综合成本的比重（单位：%）

资料图

图2：2015年税收成本与其它成本的对比关系

在税收成本占综合成本较低、且为非“主流”的情况下，即使对企业全免税，至多也只能降低综合成本的6%，这对企业而言也是“杯水车薪”，对企业降成本无法发挥决定性作用。

企业为什么将关注点放在税负上

在企业的各种成本负担中，税负占比并不高，但企业为什么还要将关注点放在税负上？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尽管从理论和制度规定上可以将税收与收费（政府性基金、行政事业性收费）清晰地区分开，但对企业而言，无论是税收还是收费，都是由其直接缴纳并相应形成自身的负担。因而很多企业并不严格区别税收和收费，将两者都作为自己的税负。尤其是现行由地税部门代征各种收费的情况下，更被企业认为如此。应该说，站在企业的角度上这么认识并没有错，这些与政府相关的收费项目与税收一样会造成企业的负担。我们客观地评价国内宏观税负和企业税负，只考虑税收显然不够，需要考虑税收和收费等非税收入形成的综合负担。

税收负担是企业综合负担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占比只占到6%左右，并不是最重的负担因素，数量繁多的与政府相关的各种收费，则成为企业负担上反映最多的问题。目前对企业的收费总体上包括以下几类：一是行政事业性收费；二是政府性基金，如教育费附加、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等；三是社会保险收费；四是全国总工会按照《工会法》征收但是由地税部门代征的工会会费等。由于这些收费都与政府密切相关，且多是由税务部门或政府部门征收，因此，均被企业认为是政府收费。

在上述收费项目中，企业反映强烈的部分收费主要是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和工会会费等。根据现行残疾人就业保障金规定，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比例不得低于本单位在职职工总数的1.5%（各地规定具体比例），未达到该比例的企业则需按差额人数全额征收保障金。保障金年缴纳额=(上年用人单位在职职工人数×所在地政府规定的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上年用人单位实际安排的残疾人就业人数)×上年用人单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很多企业认为，劳动密集型企业已经为促进就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今还要支付高昂的残疾人保障成本，这种收费标准不太公平。同时，在2016年执行新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后，征缴标准由依据上年“全市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改为“用人单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这种调整也大幅度增加了这些工资水平高的企业残保金负担。残保金被批评为“重收钱不重就业服务，并没有起到促进残疾人就业的效果。”2005年—2013年，残保金征收增长了10倍，按比例安排就业的残疾人比例却从28%减少到了25%。

在工会会费方面，其是按照《工会法》规定按每月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2%向工会拨交的经费。我们调研时，多数企业提出，工会会费的征收标准是计划经济时期提出，当时工资水平很低，按照工资总额2%计提则缴纳数额不大；而如今已不合时宜，随着经济发展，工资总额及其占比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再按照2%的标准提取，则企业负担明显上升。

尽管国内多次进行清理收费的改革，收费项目及数量也有了较大减少，但企业依然感觉负担重。究其原因，主要是很多地方性收费依然存在且较为混乱。按照《立法法》的要求，目前税收法定已逐步落实，但收费法定还任重道远。中央与省级政府收费基本规范，省以下政府虽然没有收费权，但隐性收费和变相收费依然存在。对此，可以从各级政府的非税收入占一般预算收入的比重上得到验证，即政府级次越低，非税收入占比越高。

此外，企业对于一些依附于行政审批的中介服务收费尤为反感，如企业生产建设中的各种许可、评估与评价等收费，在简政放权下政府直接面向企业的收费降低，但中介收费比政府收费还高，企业总体负担水平没有减少。

企业对于各种收费负担重的感受叠加到税收负担上，加大了对税收负担的关注。

既要降税负，更要强调降低企业综合成本

在税收仅占企业综合成本比重很低的情况下，解决企业综合负担重的问题，显然不仅仅是降税，必须要推动各个方面的体制改革。在宏观经济下行，尤其是制造业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企业负担痛感较深，在情绪性的舆论导向下，大家把发泄口都放在税负上，需要理性看待，综合施策，深化改革，降低企业综合负担。

（一）通过深化改革降低企业综合负担，切实提高企业消化成本的能力

为了解决企业综合负担重的问题，显然不仅仅是降税，还必须要推动各个方面的体制改革。

一是清理不合理收费负担。目前一些地方征收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水利建设基金和工会会费构成对企业的不合理负担。对于前两项，建议适时取消。工会会费按照工资总额的2%征收，比失业保险的征收比例还高，建议大幅降低或取消。此外，建议国务院组织对各部门涉及不合理收费的问题进行全面梳理和整改，制定时间表，推动减负落到实处。

二是破除“垄断保护”。维护公平竞争，是政府降低实体经济成本的一项基本职责。例如，破除电网领域的垄断，建立用电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对于普遍降低企业用电成本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大意义

三是整治“权力中介”。督促政府部门依法履行职能，有效提供优质公共服务，不得随意将本应政府提供的服务转移给中介；全面清理、整顿中介服务事项，真正从源头切断中介高收费和行政职权的联系。

四是大力促进“金融回归”，为实体经济服务。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才能从根本上降低融资成本，在提升实体经济效益的同时提升经济整体运行效率。要加快金融现代化的步伐，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积极发展金融市场，为实体经济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

（二）进一步清费立税，规范政府各种收入

对于确实需要保留的政府规费，必须严格按照“谁受益、谁付费”原则，规范收费管理，科学分摊公共产品提供成本。

总之，降税空间不大，片面关注降税并不能解决企业成本高、负担重的问题，应该综合施策降低企业综合负担。全面深化改革并加快各项改革落地，是降负的关键所在。改革进程滞缓，导致制度性成本快速上升。同时，政府不能也无法解决企业的所有问题，企业还需提升自己的生存发展能力，以度过经济“严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