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如何大获全胜并让欧洲伟大起来

文/理查德·艾伯林译/禅心云起

战火由1914年绵延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迄今过去了百年。然而，第一次真正笼罩欧洲乃至全球各地的现代世界大战，其实还要再早一个多世纪发生，也就是，1791年到1815年之间，起初是革命法国、随后是拿破仑法国与几乎所有欧洲国家之间的交战。

四处都是死亡和毁灭。法国军队侵占各国，受到抵抗后被驱逐出去。历史学家罗伯特·麦肯齐在他1882年十九世纪史中分析了这场冲突：

“19世纪初，全欧皆疲于战事。此时欧洲人口一千七百万，就有四百万之众，自愿或服从政府命令参战。他们退出和平的职业，专事残害他们的同胞。供养他们还要花费巨大代价。和平的利益在大动荡中凋零：各国的全幅精力，产业的全部果实，都被倾注在毁灭的努力当中。

从欧洲最北端到地中海沿岸，从欧亚边界到大西洋，人们焚烧彼此的城市，荒废彼此的农田，毁灭彼此的生活。某些地方响彻胜利的欢呼，某些地方萦绕失败的哀号。苦难来自于连绵战祸那只是徒然的毁灭；悲伤和恐惧弥漫在每一户人家…有人说，和平只是智者的梦想，而战争贯穿着人类的历史。”

以邻为壑的经济战

为配合军队摧毁、征服各民族和各地区的实体战，好战者还引入了经济战。1806-1807年，拿破仑下令实施所谓大陆封锁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法国政府妄图限制被占领国或同盟国从英国进口任何货物。此外，法国海军在英伦列岛附近实施封锁，以彻底阻止战争物资在英国港口靠岸。

英国在大西洋及沿欧海岸针对中立国与法国及其同盟国贸易的商船实施了反封锁。不久，在英国政界和商界内部产生了一场辩论：如果英国不能与包括欧陆的许多国家包括法国进行贸易，那么，这对英国的物质财富是否会造成严重损害？

毕竟，有人认为英国是生产力发达和富有效率的国家，在农业和制造业当中，遍布勤劳能干的人民。失去贸易会造成多大的物质损失呢？诚然，可能有一些商品和原料在英国本土没有生产而不存在，有一些商品从某些国家能以较低成本购得。

但事实上，许多先前依靠进口的货物，即便由英国来生产，也具有绝对优势。也就是说，比起过去这些产品的进口国，不管是哪一国，英国的生产者都能在时间、劳力和资源方面，“成本”更节约或至少不变地制造任何一种产品。因此，英国生产者也可以提供它们，而且花费成本更低。即便无法与他国贸易，也不会带来巨大损失。事实上，英国的情况还会好转。

贸易自由带来的“极大充裕”

这种说法，受到某些政治经济学家的挑战，其中最重要的当属罗伯特·托伦斯、詹姆斯·穆勒和大卫·李嘉图。 穆勒（1773-1836年）在《为商业辩护》（1808年）中提醒读者，只有本地或国内制造的成本高于从他乡或异国购买的成本，各个个人及各国国民才会相互贸易。穆勒解释道：

“各国国民之间的商业往来，事实上仅仅是劳动分工的延伸。这样的劳动分工，给人类带来诸多好处。就像同一国家因为各省之间的贸易而更加富裕；该国劳动从而可以无限分工，生产力也高于以往任何时候，由于各省互通有无、互惠互利，从而倍增了整体的日用所需，这个国家因此达到更富裕、更幸福的程度；同样美满和谐的结果，可以出现在全世界这个‘大帝国’，它包含不同王国和部落，相当于一国包含各个省。

类似的，在世界这个壮丽‘帝国’中，一‘省’生产某种商品更为有利，而另一‘省’生产另一种商品更为有利。通过相互贸易，能够实现最适于每一特定地点禀赋的劳动分工或分配。人类劳动因此变得更加富有成效，每一种日用所需的供应，也都极大充裕起来。”

穆勒继续推理，像英国这种国家藉助这样的方式，不仅能够更好地实现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也能够更好地实现便利品和奢侈品的供应，从而提高所有人包括社会当中地位远逊于富豪和地产贵族之普通成员的生活水平。它实际上是通过向“劳动阶层”提供越来越丰富而便宜的商品，来减少社会当中经济不平等的有效手段。

比较优势：贸易令所有人受益

此外，穆勒和李嘉图认为，英国这样的国家，虽然在不少商品的生产上与其他国家相比，也许拥有绝对的优势。然而相对于潜在贸易伙伴，英国生产商某些方面比其他方面更有效率和生产力。如果英国专注于本身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生产领域，同时从他国效率相对较低的生产商那里购买其他产品，那么，英国就会变得更加富裕。

大概是由于李嘉图《政治经济与税收原则》（1817年）中的表述，比较优势的概念变得空前出名，尽管托伦斯和穆勒先前都阐释过大致的思路。李嘉图也曾强调贸易自由所产生的一般利益：

“在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各国都必然把它的资本和劳动用在最有利于本国的用途上。这种个体利益的追求和整体普遍的幸福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由于鼓励勤勉、奖励智慧并最有效地利用自然所赋与的各种特殊力量，它使劳动得到最有效和最经济的分配；同时，由于总产量增加，它使人人得到好处，并以利益关系和互相交往的共同纽带，把文明世界的各个民族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正是这一原理，决定葡萄酒应在法国和葡萄牙酿制，谷物应在美国和波兰种植，金属制品及其他商品则应在英国制造。”

对李嘉图比较优势的例子稍作一点变化，假设一名英格兰工人能用4小时生产一码布匹，而需要一小时才能收获一蒲式耳土豆，而爱尔兰工人需要12小时才能生产一码布匹，而需要两小时才能收获一蒲式耳土豆。英格兰在布匹生产方面的生产力是爱尔兰的三倍，在土豆种植方面的生产力是爱尔兰的两倍。

但同样明显的是，英格兰在布匹生产方面相对更具成本效率。也就是说，当英格兰放弃生产一码布匹时，它可以收获四蒲式耳土豆。然而，当爱尔兰放弃制造一码布匹时，它可以收获六蒲式耳土豆。

如果英格兰和爱尔兰以某种价格比例交换布匹和土豆，例如，一码布匹换五蒲式耳土豆，那么两地的处境都会得到改善，英格兰专门从事布匹生产，而爱尔兰专门从事土豆种植，英格兰生产一码布匹将换得五蒲式耳土豆，而不是假设自己种植和收获本地消费的所有土豆时的四蒲式耳。而爱尔兰放弃五蒲式耳土豆就可换得一码布，而不是假设自己生产本地消费的所有布匹时的六蒲式耳。

正确理解的比较优势理论表明，所有个人和所有国家，都可以在全球商业和贸易当中占据一席之地。无论是“强者”还是“弱者”，无论是生产力和效率最优者还是最劣者，都可以在国际劳动分工中找到市场定位。通过劳动分工，所有人都能凭借在世界市场上改善他人的条件来改善自己的条件。政府强加的贸易壁垒和管制，由于阻碍了人们之间的自由、竞争协作，只会让英国在物质和经济上变得贫穷匮乏。

《谷物法》强化了贸易管制

然而，当拿破仑在1815年战败时，英国政府不是放宽而是加强了贸易管制。随着和平的到来以及对欧州大陆国际贸易的放开，人们担忧英国将被廉价的农产品进口“淹没”，而农场主包括不少地产贵族会被“毁灭”。

因此，1815年议会通过《谷物法》，对外国小麦进口征收高额滑准税（注：滑准税是对进口税则中的同一种商品按其市价标准分别制订不同价格档次的税率而征收的一种进口关税）。也就是说，小麦国内价格愈低，外国小麦的进口税就愈高。或相反，只要小麦国内价格上涨，任何国外小麦供应商都可以在支付略微减少的进口税后在英国销售小麦，并且仍然可以从中获取一些利润。

保护主义者的贸易壁垒，不仅使普通劳动者的食物成本居高不下，还使英国制造业从国外进口的其他原材料和资源成本高昂，这限制了英国包括国内销售和出口业务在内的工业发展的成本效率。

反谷物法联盟与支持自由贸易的理据

1820年，一批英国工业家发布了一份商人请愿书，声明他们“反对每一项限制性的贸易管制，它们对财政收入来说并非必不可少，反对提供贸易保护以免除外国竞争的所有关税”。1830年，下议院财政委员会常务主席亨利·帕内尔爵士出版了一本题为《论财政改革》的著作。他在书中宣称：

“一旦允许人们按自己的主见行事，他们很快就会让世界从贸易管制的错误中清醒过来，十分有利于社会地证明：商品从一国输往另一国，应该像空气与水那样畅行无阻。每个国家都应该普遍公平地对待商品销售，且制造最好商品的个人和国家会得到最大的利益。”

1836年，反谷物法协会成立于伦敦，1839年在曼彻斯特更名为反谷物法联盟。在接下来七年里，在理查德·科布登和约翰·布莱德的领导下，联盟为了废除《谷物法》，为了在大英帝国建立全面的自由贸易而努力奋斗。

反谷物法联盟的成员资格对英国全境的城市、城镇和村庄的所有人开放。联盟筹集了相当于数十万美元的自愿捐款，用于资助集会、会议、公开演讲和辩论。联盟组织了大规模出版运动，印刷了大量主张废除一切保护主义管制、把所有贸易和商业从政府控制下解放出的书籍、专著和宣传手册。

科布登及单边自由贸易的呼吁

科布登（1804-1865）从一开始为自由贸易辩护时，就认为打破贸易壁垒是非政治化人际关系的有力途径。他说，自由贸易把不同国家个人之间的一切市场交易私人化，将有助于消除战争的大多数理由。

科布恩宣称：“政府之间的交往应尽可能少，世界各国国民之间的联系应尽可能多。”为强调这一点，反谷物法联盟的口号是“各国国民的自由贸易、和平相处和友好亲善”。

此外，科布登和反谷物法联盟为单边自由贸易提供了理据。若干年后，科布登解释说：

“我们得出了结论，愈少试图说服外国人采用我们的贸易原则，成效就愈显著，因为对英国怀有的动机，疑虑如此之多，从而为国外保护主义者提供口实，煽动民众对自由贸易者的反感…为消除这样的借口，我们公然声称，我们完全不关心别国是否接受自由贸易；虽然我们应该消除自身的保护主义，却任由其他国家采取他们最喜欢的任何一种贸易方式。”

皮尔爵士和《谷物法》的终结

1841年，罗伯特·皮尔爵士（1788-1850）成为保守党首相。他决心维护《谷物法》，使之成为英国外交经济政策的基石。历史的天大讽刺是：这位受命捍卫保护主义的领导者，最终主张和负责废除了英国的贸易保护主义。

接下来几年，皮尔政府下调了，在某些情况下，消除了许多对制造业和工业产品的贸易管制，但他还没有削减农业的贸易壁垒。

在自由贸易主义人士不屈不挠的抗争下，皮尔终于在1843年的下议院辩论中承认：“我必须说，买便宜货才是我们的利益所在，不管其他国家买不买便宜货。”

1845年，在进口关税管制清单上的813种商品中，有430种被列入自由贸易清单。但是，皮尔还不愿在《谷物法》上屈服。然而，到了1845年秋天，人们记忆中最严重的降雨影响了英伦列岛，国内的农作物惨遭破坏。粮食供应下降，面包价格大幅上涨，爱尔兰的土豆欠收，出现大规模饥荒的凶兆。

在城市中，可以听到年幼孩子们的悲呼：“我受到了保护，可我正在挨饿。”爱尔兰议会领袖丹尼尔·奥康奈尔在爱尔兰率领了游 行示 威。在游行当中，人们将一座火炮拉上街头，附上一条标语——“要么得到自由贸易，要么得到这个家伙。”

1845年11月，托利党和辉格党的领导人都赞同废除谷物法。1846年1月，罗伯特·皮尔告诉下议院，谷物法将被废除。2月27日，该决议获得批准，《谷物进口法案》于5月16日在下议院三读通过。惠灵顿公爵迅速把该法案引入上议院通过，自由贸易在1846年6月25日成为大英这片土地上的法律。

自由贸易在英国获得胜利的同一天，信奉保护主义的托利党人恼怒于皮尔爵士对自由贸易主义者的妥协，迫使他辞去了首相职位。皮尔宣布，他希望无论现在成立什么样的政府，“都会把走向确立各国自由交往关系的原则付诸实践”。皮特爵士继续说：

“如果其他国家选择买贵的东西，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并不构成我们不该买便宜货的理由。

我相信政府...不会继续采取我们彼此认为最拖泥带水的政策，即与外国就互惠关税减让争吵不休，而是自行采取符合我们自身利益的自主道路。

让我们相信公众舆论对其他国家的影响——让我们相信我们树立的榜样，凭着其实际好处的证明，在不远的将来，会确保我们遵循的原则得到接受，而不是期待其他国家的对等妥协而无限期地一拖再拖。”

多年来经济自由和自由贸易思想的培养和传播，意味着当危机以豪雨成灾和庄稼损毁的形式出现时，知识和政策环境已有充分准备，足以说服许多人甚至执政的保守主义托利党人：只有贸易自由和不受束缚的商业，才能减轻贫穷和饥荒的苦难，并在危机过去之后，为所有人带来繁荣。这显然揭示出，重大变革——无论好坏——经常是观念和环境特殊结合的产物。

三年之内，到1849年，不仅《谷物法》被废除，还有从十八世纪遗留下来的、要求货物进口到英国时必须由英国船舶运载的《航海法》也寿终正寝。从那时起，任何地方的货物和商船都可以“像空气和水一样畅通无碍”地抵达英国，正如帕内尔在1830年所希望的那样。

人员、资金和财货的自由流通

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制定单边自由贸易政策的国家。在19世纪的其他时期——事实上，直到集体主义黑暗力量在一战期间笼罩欧洲——大英帝国向全世界开放，实现了人员、资金和财货的自由流通。

英国的经济成功，为全球各地树起一个光辉的、原则性的榜样，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遵循英国指引的方向，确立了就算不是完全自由贸易也至少有更大贸易和商业自由的制度。

在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协助下，人类迎来了19世纪的自由贸易时代，以及促进所谓“三大自由”的古典自由主义时代。这个自由主义时代，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结束。德国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古斯塔夫·斯托尔珀在他因二战流亡美国期间写下了《这个寓言的时代》（1942年），解释了这三大自由是什么：

“它们是：人员、财货和资金的流通自由。每个人都可以离开他的国家，随心所欲地旅行或移民到他想去的地方，根本不需要什么护照。唯一需要护照（甚至不是签证！）的欧洲国家是俄罗斯，人们以近乎轻蔑的微笑侧目于她的落后。总之谁还会去俄罗斯呢？ ...

欧洲大陆诚然仍有关税障碍。可大英帝国是自由贸易区，在自由竞争中向所有人开放，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如荷兰、比利时、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都接近于自由贸易。

一段时间以来，欧洲大陆的各个大国，都似乎一致转向。在19世纪6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国际自由贸易代表着未来。随后几十年，这一愿望并没有完全实现。70年代末，甚至出现回潮的趋势。然而，回顾当时实现保护主义的方法和程度，仍让人充满怀旧的羡慕。无论是稍高一点还是稍低一点，关税从未阻碍过货物的自由流通。它们的全部影响所及，是一些微小的物价变化，大致反映一些既得的利益。

在所有自由当中最为本质的是资金的自由流通。年复一年，数十亿资金被欧洲工业大国投资到外国，包括欧洲和非欧洲国家…这些巨额投资被视为安全投资，收益十分诱人，令债权人和债务人都感到满意，本息的最终返还是板上钉钉的。”

19世纪自由贸易对重商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压倒性胜利，是古典自由主义在历史上的伟大胜利之一。这是苏格兰道德哲学家和那些现在被称为“古典经济学家”的成就，证明了自由、竞争的市场体系所产生的自发秩序和协调——亚当·斯密的“自然自由系统”以及劳动分工制度给所有人带来的合作利益。

这种胜利在人类历史上的重大意义，其本身是怎么一回事，并不总被人理解：这是一个关系重大的制度变革，预示着人类的物质繁荣和文化进步，通过人类彼此的互惠互利、个人之间的和平协作而启航。即使面对上个世纪重返家长式政府和政治干预人类生活的回潮逆流，这种变革也仍将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