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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进文:国际视野下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


来源:凤凰财知道

文/邹进文 中南财大副校长、教授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应该说这几年以来取得了很大的学术成果,也有很多的学术著作。但是这些学术著作更多的是以本国的视野来进行研究,特别是在民国以前主要是谈中国近代经济思想

文/邹进文 中南财大副校长、教授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应该说这几年以来取得了很大的学术成果,也有很多的学术著作。但是这些学术著作更多的是以本国的视野来进行研究,特别是在民国以前主要是谈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与全球经济思想的关系;民国时期主要谈中国经济思想史与西方经济思想史的一些交锋,但是很少把它放在国际视野上来进行研究。我认为中国近代经济思史研究的视角应该具有国际的视野。

人类的经济思想主要包括与经济形态相关切的两种经济思想形态。一个是农耕文明与农耕经济思想文明。农耕文明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起源是多中心的,根据各个地方的自然环境形成多文明形态。比方说四大文明一般是在一些大河形成大河的流域文明。这些农耕文明由于受当时的技术条件限制,缺乏相互的沟通,很少往来。比如说尼罗河流域文明与中国的黄河流域文明之间很少交流,所以农耕文明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文明是多中心的。思想的文明也好、物质的文明也好都是多中心的,相互之间缺乏交流。

农耕文明时代中国的经济学思想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因为中国古代的文明成就高。中国古代意识形态一个最大的特性,从中国对周边少数民族的称呼就可以看出来,“南蛮、北狄、西戎、东夷”,周边的文明在那时的中国看来都是畜牲,不是熊就是狗。因为中国的文明程度高,所以对其他文明不存在学习。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很少学习西方,主要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对西方、对其他的文明产生影响。在这个方面有很多研究学家,有两个人写了博士论文。一个是法国第戎大学博士李肇义,1936年他写的一篇文章《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主要流派及其对形成重农学派学说的影响》,还有一个是上海财经大学的前校长谈敏教授写的博士论文《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在这方面有两个博士论文在研究这个问题,当然国外的学者研究更多。总体来看,在农耕文明时代中国主要经济思想领先于西方,西方欧洲国家学习中国。

第二种文明形态就是工商业文明与工商业经济思想文明。这种文明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文明呈现出单中心的发展趋势。它首先在一个地方发生近代文明,然后这个文明不断地向几个地方扩张,在欧洲大陆发源,然后向美洲、向亚洲向全世界扩及。这个文明是单中心的,不像农耕文明是多中心,相互之间缺乏交流。所以工商业文明时代的经济思想是一个全球化扩展的过程。文明之间相互借鉴学习。经济思想出现了全球发展趋势。所以要研究工商业文明的经济思想一定要有全球的视野,所以我认为研究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一定要在全球的视野下加以研究。

在近代工商业文明时代,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方。所以思想文明的交流路线也发生了逆转,由原来的“中学西渐”变成“西学东渐”。整个近代经济思想史就是一部“西学东渐”史。

因为那个时候中国人还没有真正能接触西方,在经济学西学东渐过程中最早将西方经济思想与经济制度介绍到中国的是传教士。原来我对魏源的经济思想评价很高,后来读魏源的著作《海国图志》才发现魏源的经济思想都不是他自己的,《海国图志》中有关经济部分的内容几乎全部来自传教士所撰写的中文经济著作(如德国传教士郭士腊1840年所著的《贸易通志》)和办的中文报刊发表的经济方面的论文。他都是抄的传教士的,抄传教士的报纸、抄传教士的书。

我今年有个博士生毕业,他的博士论文就是“传教士与魏源的西学东渐”。我让他专门去研究魏源的经济思想哪个地方是抄西方传教士的哪儿本书、哪本报纸、哪篇文章,都做了一个统计,最后发现没有魏源自己的分析,魏源的那些本来就是抄传教士的分析。

所以中国人对近代西方经济思想的了解主要是通过传教士。真正在中国开经济思想研究课程的也是传教士。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最早在京师同文馆开设经济学(“理财学”)。该课程的讲义1880年由同文馆毕业生、同文馆教习汪凤藻、丁韪良校订出版,书名《富国策》。直到20世纪初以后留学生才开始取代传教士成为中国经济思想“西学东渐”的主角。

所以研究近代经济思想史主要是研究20世纪以后整个经济思想的“西学东渐”。

用国际的视野来研究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我认为有很多线索。今天只谈四条线索。

第一条是西方学者有关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文献的评述。就是从他者的角度来看待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西方人怎么看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一些成就。

第二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对西方经济理论、经济政策产生的影响。

第三就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变迁中的国际因素。

第四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家的国际学术背景与中国近代经济学的发展。

第一条线索是西方学者有关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文献的评述。

西方学者有关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文献的评述有两类作者,一个是汉学家,一个是经济学家。汉学家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文献的评价,是从中国文明这个角度来评述;而经济学家是从经济理论这个角度来评价,他们的视角是不一样的。

这些汉学家都对中国非常了解,比如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马弗里克教授,他研究中国对法国重农学派的影响。他写了很多中国和法国重农学派的关系这方面的书,《中国对法国重农学说的影响》(1938),《中国对魁奈和杜尔阁的影响》(1942)、《17和18世纪被欧洲人崇拜的中国经济和政府》(1946)。他曾经就评论过我们的美女博士李美步的博士论文——《中国经济史:关于农业》,李美步是中国第一个经济学女博士,1924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非常漂亮。胡适也是哥伦比亚获得博士学位,他们那时候也有点交集。那时搞了一次中国留美学生交流会,胡适第一次见到李美步,惊为天人,太漂亮了。可惜李美步在毕业以后,她的父亲是一个教堂里面的牧师,被人打死了。她后来为了继承父亲的遗志就放弃了经济学的研究,做了一个女牧师。后来胡适多次去看她。李美步的书出版了以后,马弗里克就写了评论文章。

另外一个是英国的汉学家波乃耶(1847-1919),这也是一个著名的汉学家。这个人在香港工作了35年,写了很多有关汉学的著作—关于中国的著作。比如《佛教是推动还是阻碍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天朝和他的宗教》等等这一系列的书。陈焕章是第一个在国际上产生影响力的中国经济学家,1911年以《孔门理财学》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波乃耶他作为一个汉学家,陈教授的博士论文一去,他就在国外写书来评论陈教授的博士论文。

还有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汉学家温斯顿,这个人也写过很多中国方面的文章。比如说《威权下的中国商业与金融活动》、《民国时期的中国财政》。这个人写了十多篇评论中国经济学的文章,是从他者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成果最多的一个人。

针对博士论文,他写了十多篇书评。1915年他在《美国经济评论》上面发表了针对哥伦比亚大学博士魏文彬1914年博士论文《中国的货币问题》的书评。魏文彬是中国第一个货币银行学的博士,写了第一部货币银行学的著作。他的博士论文出版以后,这个温斯顿就在美国经济评论上面发表他的书评文章。温斯顿1915年还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陈兆坤的博士论文《清代中国的税收制度》的书评。陈兆坤还是北大的老师。还有哥伦比亚朱进1916年的博士论文《中国关税问题》,温斯顿也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了书评。黄汉樑,就是著名的汉学家黄宗智的父亲。他1918年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地租》,1920年同样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书评。

这些是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非常珍贵的史料。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史料是最重要的。先有史料研究就好多了。没有史料就很难进行新的开发,这是一个新的视角。

还有提出了著名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的德裔美国美国汉学家魏特夫,他写了十多本研究中国问题的著作。他于1936年在《太平洋事务》杂志上发表了针对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冀朝鼎1936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的书评。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和西方经济学方法,系统分析水利事业与区域经济发展,及其与国家统一和分裂的互动关系的学者。该书可以视作运用马克思基本原理和现代西方学术方法撰成的见解独到的开拓性学术著作。

冀朝鼎1927年在美国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冀朝鼎与孔祥熙同是山西人,他的父亲还曾是孔祥熙的老师。他回国之后在国民党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他给国民党出了很多损害国家和政府信用的主意。冀朝鼎参与了金圆券改革。后来很多国民党大员如陈立夫骂他:我们国民党不是灭在共产党军队手里,是灭在这个人手里。通货膨胀使老百姓生活不下去了,都起来反对国民党。

张培刚1945年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在美国出版了以后,也受到西方汉学家的关注。美国汉学家库柏林在《太平洋历史评论》上发表了书评文章。还有美籍华裔汉学家许烺光也对张培刚的博士论文有评论文章。但当时的学者对张培刚博士论文的评价没有今天这么高,还提出了很多批评,至于怎么批评的大家自己去看。

这是汉学家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第二个就是经济学家。西方经济学家有关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学论著的评论文章更加多。大家都很熟悉的凯恩斯,在1912年就在英国的《经济学杂志》写了陈焕章博士论文的书评文章。还有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莫里斯多布1929年在英国《经济学杂志》上为段茂澜1928年的博士论文《作为经济学家的西斯蒙第》写了书评,段茂澜是哥伦比亚的博士。著名的研究经济起飞理论的美国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为剑桥大学张自成1947年的博士论文《收支平衡的周期性波动》写了书评文章。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纳克斯1953年在《政治学季刊》上也对张自成的博士论文写了评论文章。还有著名的财政学家马斯格雷夫为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周舜莘1945年的博士论文《资本税》写了书评文章。

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看,汉学家和经济学家评论中国近代经济史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珍贵的文献。它们从全球层面展示了中国近代学者经济学理论成果所产生的国际影响,扩大了中国经济思想在世界的影响。这些文献为中国经济思想在世界上到底产没产生影响提供了很好的启示。这是非常珍贵的文献。从他者的角度来研究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这个问题原来关注的非常少,有少数人提到过,但是没有找到相关的文献。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度。

第二个角度就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对西方经济理论、经济政策产生的影响。

这个问题有很多学者关注,但是还做的不够,还需要进一步开拓。学术界关于中国古代对西方经济思想的影响研究的比较多,比如说重农学派的中国渊源的研究,还有亚当斯密与中国经济思想的关系。爱尔兰的一个学者写过一篇亚当斯密剽窃了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亚当斯密他的书里面有72次提到中国,而亚当斯密从来没有到过中国,他是古典经济学家里面提到中国最多的,有的问题还研究的比较深,比如说关于货币问题。亚当斯密写的《国富论》和重农学派有很大的关系,而重农学派收到中国的影响。他为什么会研究中国,亚当斯密与司马迁的关系,我认为还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值得进一步深入挖掘。

但是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与西方关系的研究是不多的。这方面研究的成果,是上海财大李超民老师研究的最充分。他写了陈焕章博士论文与美国经济政策关系的研究。

关于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对西方经济理论直接产生的影响,可能有很多,我只点几条,点几个方面,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陈焕章博士论文对西方的影响。在陈焕章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的第八篇《社会主义性质》第30章“政府对粮食的调控”里面介绍了中国的常平仓制度。这样的一个文献对西方、对美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罗斯福新政期间的农业部长华莱士曾说:我任农业部长后,不久就请求国会在美国立法中加入中国农政的古法——即常平仓的办法,而中国常平仓的名字我是得自陈焕章所著的《孔子与其学派的经济原则》。他还说,自己1934年就产生了常平仓的思想,就任农业部长以后多次研究过中国思想。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在西方有没有影响?美国近代农业的立法之前是很少国家干预的,美国30年代经济危机大萧条的时候,通过了《农业调节法案》,这就是美国人借鉴中国的一个办法。

中国学者钱存训写过一篇文章《美国在亚洲研究的启蒙》,里面还针对这个事情做了一个评论,“美国采用了中国古代的所谓平粜制度,这项中国古代的经济理论,最早是由哥伦比亚大学的陈焕章在1911年的博士论文加以讨论。1918年华莱士先生举编一份周报,这篇研究论文正巧都在他手里。自此他对这一项中国古代制度极为赞赏。”“当华莱士于1933年出任农业部长时,这个中国的理想终于为美国所采纳。他运用此经济理论以控制不断增加的小麦及其他剩余农产品,当20世纪30年代中,美国颁布的《农业调节法案》乃是罗斯福实施新政的主要措施,也就是“平粜法”这个中国制度在美国具体化的一个案例。”

第二个案例,就是杨汝梅博士论文对西方的影响。杨汝梅,1921年留学美国,1926年在密歇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叫《商誉及其他无形资产》。他是国际上研究无形资产非常有名的学者。无形资产的问题在西方起源于19世纪末,杨玉梅所在的20世纪20时代,无形资产很多问题都没有解决。无形资产它到底值多少钱?怎么会计处理?无形资产到底是怎么样?当时在西方没有定论。杨汝梅在密歇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着力研究无形资产问题并完成博士论文。博士论文出来第二年,美国会计学非常有名的学者亨利兰德哈特菲尔德在《美国会计评论》、glover在《美国经济评论》。哥伦比亚大学托尔在《会计学报》发表对杨汝梅博士论文的书评,高度评价杨玉梅博士论文的学术成就。

美国著名会计学家,美国会计学会会长派登——1922年主编美国会计学界享有盛名的《会计师手册》——在1933年第二版所撰第十四部分“无形资产”,基本上全部接受了杨玉梅博士论文的研究成果,并对对会计师手册加以改写。会计师手册就像我们的大百科全书一样,不能够随便改的。杨汝梅博士论文出版了以后,它在无形资产上基本上改写了。

1940年,派登和利特尔顿合著的对现代会计准则理论形成了重要影响的《公司会计准则导论》一书中的有关“收益”部分的“无形资产”内容,着重吸收了杨汝梅博士论文中的观点。利特尔顿也是著名的会计学家。1947年,美国会计师手册第三版出版时,838页和841-843页仍引用杨著。

你说中国的经济思想对西方有没有影响呢?杨汝梅当时27岁,27岁做出这样大的成就。

第三个例子,林霖博士对西方货币理论的影响。林霖这个人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我认为他非常了不起。这个人是广东的,后来跑到台湾去当台湾大家经济系的系主任,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林霖在中国经济思想当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1934年12月获得俄亥俄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是《联邦储备货币》。1937年,他在《美国经济评论》同一期发表了两篇文章《定期存款是货币吗?》和《格雷厄姆教授关于出没被货币及百分百货币的提议》。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经济学学术论文。《美国经济评论》是当前世界上面排名第一的经济学刊物。1949年以前,中国人在这个刊物总共发表过三篇文章,他一个人就发表两篇,而且这两篇文章是在同一期,这在中国经济学界是空前的,恐怕也是绝后的。同一期期刊发表两篇文章,为什么要一期发表两篇文章?跟他研究的关系有关系。他研究什么问题?他研究定期存款是不是货币的问题。

30年代主要观点包括费雪是,只有现金加活期存款是货币,定期存款不是货币。林霖这篇文章就要论述定期存款也是货币。两篇文章都登在美国经济评论,这让华人经济学人第一次在这个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前一篇论文是林霖关于定期存款是货币问题的正面论述,后一篇论文是介绍琳琳论文相反观点的材料性文献。这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在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之前,货币理论认为货币的功能主要是完成交易、保证交易有序的进行。在凯恩斯之前,货币理论里主要讨论货币价值问题,货币的属性、货币的价值。凯恩斯之后,由于把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凯恩斯理论是货币经济学,不是单一的研究货币,不是单一的研究货币价值问题,更多的转向研究货币与经济的关系。比如研究货币与投资的关系,货币与利率的关系,货币与价格水平的关系、货币与就业的关系。所以凯恩斯之后,货币理论上发展到了对货币数量进行管理,来作为调控经济的一部分。所以就要牵涉到要对货币进行分层,厘清货币内涵,哪些要到货币里面去,进而统计货币供应量,成为重要的学术课题和货币当局亟待决绝的显示问题。。

当时西方的货币大家费雪认为货币就是现金和活期存款,因为活期存款可以随时提出来,就等于现金,就是只有现金才是货币。林霖的研究结论认为定期存款一样是货币,应该把定期存款也纳入到货币体系中间。就在货币数量统计的时候也应该把定期存款纳入进去。他颠覆了当时在西方学术界颇有影响的“货币=支付手段=现金+活期存款”的货币公式。他这个理论应该说是革命性的。但我们在西方的货币经济学教科书里面,找不到他的名字。

但是他论述定期存款是货币的论文发表以后在西方一些货币学家里还是有很多影响。著名经济学家罗斯巴德就在其所著的《美国大萧条》,《经济学争论》、《银行的秘密》等著作中多次征引林霖上述两篇文章的观点。美国经济学家萨勒诺1999年10月1日在《自由人》发表的《20世纪2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的货币和黄金:奥地利学派的观点》一文中,认为林霖的《定期存款是货币吗?》是一篇“辉煌但被忽视的论文”,“它没有被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引用,但对罗斯巴德影响巨大。”

定期存款是货币我们现在已经习以为常。在学术发展史上,中国人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四个例子就是大家可能都很熟悉的张培刚,他被成为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张培刚1945年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是《农业与工业化》,该书列为《哈佛经济从书》第85卷,1949年有哈佛出版社出版。1951年被墨西哥著名经济学家埃德蒙多翻译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出版。1969年英文本在美国再版。

《农业与工业化》一书在人类经济思想史上第一次系统探讨了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问题。

刚改革开放世界好几个经济学家访华问中国教育部的官员,就是说培刚张哪里?因为他的博士论文是叫培刚张,教育部的人都不知道,后来找了很久找到华东科技大学,在一个耕地上面找到张培刚先生。张培刚先生2011年才去世。

2009年哈佛大学出版社的总编辑费希尔在《农业与工业化》出版60周年给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的贺函中说“此书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哈佛大学出版社发表如此具有深远与持久影响力著作的机会屈指可数”。

张五常先生对他评价很高,一般的经济学家张五常看不上,但是对张培刚先生他陈之张大哥。我参加过几次张五常在华中科技大学的座谈会,他就说发展经济学都是被搞乱了,发展经济学最重要的两部书一个是张培刚先生,一个就是他的佃农理论,其他的都是垃圾。张五常先生是很高调的,但是对张培刚必恭必敬,张大哥张大哥,非常诚恳。

中国为什么能够成为发展经济学的起源地?从世界范围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西方经济学家主要立足于西方市场经济运行的研究,很少有人关注殖民地国家及落后农业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殖民地就好好提供原料够了,不要搞什么工业。像非洲这些国家没有知识分子,无法研究。只有中国既是殖民地,但教育也很发达,流去西方的很多。中国人出国之前,中国人就发生过农业国与工业国的争论,所以张培刚到了美国以后,把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应用到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身上,是很自然的事情。中国成为发展经济学的创始国也有很多的原因。

还有很多一些例子我就不一一举了,还有很多还要进一步深入。

第三个就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变迁中的国际因素。

中国近代经济政策的制定、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变迁都受到国际很大的影响。

比如清朝末年,中国在制定货币制度的时候就受到西方很大的影响。就前面我提到的精琪,精琪是一个学者,当时他是美国派遣到中国的,所以他多多少少带有美国的价值观和美国的利益。在制定货币政策上他当时提了中国适合金本位。当时的中国,银是主要的货币,当时银币全国都可以发行,广州、武汉、上海、天津都有发行,那当地地方政府就可以获得利益。

精琪1904年向清政府提出币制改革方案——《中国新元法条议》《中国新元法案诠解》。为了制定币值方案,精琪曾到上海、广州、天津、厦门、武汉等地与地方官讨论币值问题,特别是和张之洞会谈了两次。有一次在张之洞在北京,他还为了见张之洞专门等一天,等他回来和他讨论,但是他的货币改革政策首先反对的就是张之洞,还有其他人,张之洞坚决反对。结果他这个改革未被采用。

所以在近代思想史上我认为一定要考虑国际因素。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但是中国实际上是主权的国家,特别是在民国以后。民国以后,我认为它的主权还是有很大的独立性。但中外交往的情况使中国任何的经济政策、任何的经济思想发生变化都与国际背景有关。

第四个就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家的国际学习背景与中国近代经济学的发展。

西方国家的经济学理论也不一样,在中国的传播至少有六条线。

一条是英国这条线,在近代是自由主义,比如说严复受英国影响很大。还有一条线就是德国、美国和日本。中国近代经济学者一直有一个观念,美国是自由主义。美国在大危机之前,主要是受德国的影响。德国的经济思想主要是国家干预,美国早期经济学家都是从德国留学回来的。我们今天看美国的经济学家都说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如芝加哥学派,我们的观念里面也认为近代留学生的经济思想主要受美国经济思想影响。当年的美国,它都是德国学派引进的。

所以来自于不同国家的留学生回国以后,他们的经济思想必定受到所在国家的经济思想的影响。包括共产党的马克思经济思想就是这样。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方面留美、留欧、留苏、留日留学生具有不同的特点。留日共产主义者更多地实在理论上而非实践中接受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强的独立意识。其共产主义信仰也在更大程度上基于理性而非诉诸情感的信仰。随着革命运动的不断发展,其艰难和残酷的一面逐渐显现,部分人难以顺应革命实践的潮流而落伍,终至退出党的核心领导层。他们更多的是理论家,这些理论家回国以后看到中国革命实践,他们脑子里更多还想一想这是不是马列主义,所以他们后来脱离共产党。中共首届三名中央委员中的两名留学生都有脱党的经历:李达因与陈独秀意见不合于1923年退出党组织,直到1949年才重新入党。陈独秀于1929年被开除党籍。著名的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和周佛海均于1924年脱党。中共早期著名的理论家陈启修在大革命失败后亦脱离中共党组织。

留苏共产主义者更多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信仰来看待,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行动指南。这批中国留学生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深度方面不足,所以他们大多数人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家而不是思想家。另外,从苏联传入的、一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苏联政治文化的影响,以致出现教条主义的影响。

而留英学生(如哈耶克指导的中国经济学博士蒋硕杰)更多的接受自由放任主义经济思想的影响。经济思想的核心是自由经济,主张回归亚当斯密时代精神,他一生致力于对凯恩斯货币理论的批判。

谈到这一块,我要提到真正的贾根良,他提出了一个中日大分流的概念。我认为这对我们经济思想研究是一个挑战。日本为什么明治维新成功了,中国为什么没有成功,从历史角度怎么来看?他认为中日两个国家之所以一个发展了,一个没有发展,关键的因素在于中国才用了亚当斯密经济理论,而日本采用了李斯特经济理论。他认为李斯特主义适合于后发国家,发展中国家、落后国家,必定要采取国家干预。

中国早期的留学生是日本回来的,而日本主要是李斯特经济思想。那早期的留学生回来会选择自由主义吗?他们肯定也是学日本那一套。北大早期的经济学教授大多是日本回来的。后来回来的留学生美国留学生占了主流,这些人实际上是受美国学派的影响,而美国早期的经济学家或者经济学的政策制定者汉密尔顿,本身就是主张国家干预的。

所以中国近代到底是国家干预占主流还是自由主义占主流,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责任编辑:谭红朝 PF009]

责任编辑:谭红朝 PF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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