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车窗里,谁是“范雨素” | 霍俊明专栏


来源:凤凰读书



 

时代的车窗里谁是“范雨素”

副标题:"××的名义"或一场人性与文学性的博弈



 霍俊明专栏 ✪ 临门一脚

更多的时候,不断膨胀的自媒体时代一夜之间爆红的与文学相关的人物和事件,往往是社会学意义大于其文学价值。从这个层面看,范雨素以及《我是范雨素》正是新媒体时代的"宏大叙事"。但是,从命运的角度而言,1994年夏天我也走在类似于"范雨素"的道路上。于人于事于己于情于理,我们都成了一个空前分裂的矛盾体。

  ——笔者

  时代车窗里那些在午夜或晨昏中模糊不清的一个个面孔是谁?当这些面孔经由文学和媒介的合力而逐渐形成一个时代"故事"的整体形象的时候,我们是否在几分钟热度的媒介那里获得了认识自我以及他人乃至整个社会场阈的机会?余华说"我们生活在如此巨大的差异里",那么共识是如何产生的呢?

  近日来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范雨素"疯狂刷屏,其后台阅读量已接近400万,各种歧义纷生的急于表态的意见也纷至沓来。各路媒体、记者以及出版社和出版商正在奔赴北京东五坏金盏乡的皮村。从一夜爆红到突然"消失",范雨素以及"范雨素们"到底经历了什么?当这些热点与文学以及整个社会牵连在一起的时候,你是否急于给出自己"看似公道"的判断而实则丧失了仔细阅读、分析、甄别这些特异"文本"的冷静与耐心?

  "范雨素"已经不再是一个在业余时间写作小说、纪实文学和个人自述的具体的个体,而是在围观和热议中具有了种种可推而广之的丰富的社会文化象征性,比如底层(阶层、阶级)、打工、现实、命运、人民、乡村女性、教育(打工学校、私立学校、农民工孩子、没有户口的黑孩子)、城乡、尊严、穷苦、不公等诸如此类。当"范雨素"由一个具体的人进而被附着了大量的象征和符号的时候,这一形象不是越来越具体、清晰反而是越来越模糊和膨胀。任何需要通过或借助"范雨素"来发表自己声音和话语权的人都可以"自由""开放"甚至"任性"地按照个体的理解对号入座,甚至运用这个时代流行的易于引发关注和热议的观点以种种"名义"(比如最流行的"底层的名义""现实的名义""人民的名义"等)来阐释和发挥,比如各种围绕着范雨素展开讨论的文章。或者反过来考量,我们会发现这些一夜间爆红而瞬间传遍各地的个人和故事最大的特征就是能够让很多具有类似经历和看法的人能够对号入座心有戚戚。尤其是对于我这样一个有着几十年乡村生活和劳动经验并且目睹了乡村巨大裂变的"故乡的陌生人"而言,我对范雨素不只是理解和同情,而是具有某种情感血缘的相通性。通过这些"个人故事"的碎片我们一定程度上得以察看这个时代的诸多切片,当然也必须注意到这个引发巨大关注的个人和故事在自媒体和新媒体介入传播的过程中经过了种种过滤和重新编辑和剪接,并进一步通过种种热度话题达成巨大的文化象征性。媒介从来都不是中性和不偏不倚的。"个人声音"转换为"宏大叙事"在以往单一主流媒体时代是通过行政手段和硬性的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予以实现的,而现在则是通过自媒体轻而易举地实现,并且"宏大叙事"其表现形式也发生了变化,更为日常和个人,也更为煽情,易在公众同情和共鸣中引发大面积的拥趸。

  一定程度上,范雨素和《我是范雨素》正是新媒体时代的典型性的"宏大叙事"。

  在中国阔大的地理版图上我们因为范雨素(湖北襄阳市襄州区打伙村)再次聚焦到湖北。确实,文学视野中的湖北在近年来一直热度不退,从鲁奖获得者车延高的被冠之的"羊羔体"到参评鲁奖引发巨大争议甚至打官司的柳忠秧,再到风头一时无两的余秀华,再到近期引发截然相反评论的方方的长篇小说《软埋》(最初发表在《人民文学》2016年第2期,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单行本。最初发表在期刊杂志上的几篇评论文章对这篇小说进行了非常高的正面评价,近期则是对此小说的否定和批判,比如"乌有之乡"上的文章《武汉工农兵读者举行批判方方 座谈会: 是一株大毒草》。更耐人寻味的是《软埋》刚刚又获得了第三届路遥文学奖并进一步引发大规模争论。) 以及近日来强劲刷爆朋友圈的范雨素。有一个湖北的朋友偶尔会给我打来电话,他(她)只是在电话里嘿嘿笑,这时往往湖北诗坛又有大事发生了。

  当我在2017年4月29日星期六晚上,试图再次打开通过微信公众号"正午故事"(知名的非虚构写作平台)链接收藏的那篇引发巨大关注度的《我是范雨素》时突然发现因为"接相关投诉"违反《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已经被删除了。我再次打开其他链接,看看这篇文章到底是哪里引爆了难么多人甚至整个社会各界的关注。

  一个人突然在一夜之间被整个社会热议肯定有个人之外的诸多"引爆点"和"象征物"。当这一个人具有特殊的社会身份并且是作家、诗人或文学爱好者的时候,其文本的重要性往往是退居到次要的位置。比如范雨素的这样一首诗,如果抹掉作者的名字,很难说是一首能够引起广泛关注的具有重要性的好诗——

  玉米棒子

  三十年没变

  都是六毛钱一斤呀

  地里整不出奶粉钱

  我的孩子……

  为了生存

  我做了城里人的保姆

  我的孩子

  成了有妈的孤儿

  而反倒是那些由阶层、社会身份、现实命运所交织成的种种"故事"和不可思议的"寓言"更为耐人寻味。而这正是围绕着"打工文学""郑小琼""《我的诗篇》""许立志""余秀华"的人性、社会伦理和文学性所展开的热议--因为这一"故事"往往还超出了这个时代诸多作家包括非虚构作家对现实理解的极限能力,其新奇性、荒诞性和不可思议的"噱头"必将引发强社交媒体以及"朝阳群众"和普通"吃瓜群众"瞪大双眼、眼眶欲裂的啧啧围观、喷水。比如《我是范雨素》的文章前媒体所加的编者按就意味深长--"她文笔轻盈,有种难以模仿的独特幽默感,有时也有种强烈的力量喷薄而出。她像位人类学家,写下村庄里的、家族里的、北京城郊的、高档社区生活的故事,写下对命运和尊严的想法。"我关心的不是这段评价文字是高估或低估了范雨素的文学能力和讲述真实故事的水平,而是这句话是否准确与客观。至于有媒体指认《我是范雨素》具有"史诗感",我则可以肯定地指出这种言论太不负责任而言过其词了。这段编者按其中"难以模仿的独特幽默感"确实在范雨素的这篇"自述"文章中有生动的体现,比如关于81岁维权母亲的遭际以及对北京皮村的印象,"维权队伍里,队长六十岁,是队伍里年龄最小的,被维稳的年轻娃子们打断了四根肋骨。母亲八十一岁了,维稳的年轻人是有良心的,没有推她 ,只是拽着胳膊,把母亲拉开了;母亲的胳膊被拽脱臼了。"当《我是范雨素》中范雨素的母亲站在墙角劳作的照片出现,那种直接的震撼和感同身受立刻扑面而来,有谁能够对此视而不见?这时范雨素的母亲就不再只是个体,而是具有了推而广之的象征性,可能有很多人的母亲也有这样的遭际。接下来请继续感受这种特殊的"幽默感"--"我所居住的北京皮村是一个很有趣味的村子。中国人都知道,京郊农民户户都是千万富翁,他们的房产老值钱了。""我的房东是皮村的前村委书记,相当于皮村下野的总统。"这是啼笑皆非而又裹挟着巨大无奈和痛苦的戏剧性的情节,是荒诞剧、活话剧的当代翻版。比如由范雨素对郊区农民的评议到近期热度无两的雄安新区以及各种真实或杜撰的相关段子。这似乎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范雨素的看法,"艺术源于生活,当下的生活都是荒诞的。"但是,范雨素以及相关参与者的说法有的也有些片面甚至过于绝对,比如"都是""全是"这样的全称判断。范雨素的文学写作和阅读经验(比如她喜欢郑小琼的《女工记》)自然会使得她的非虚构文本也具有某种修辞性和文学性。其老母亲维权是一个极富戏剧性的场面,而从文学经验上看这一典型的事件并不新鲜,甚至我不自觉地想到2004年沈浩波的组诗《文楼村纪事》其中的一首同样是关于"维权"的《他们是后韩的》。这是一首同样让人嬉笑皆非的乡土版戏剧,同样是关于农村问题以及人性(国民性、劣根性、地方性)问题的。

  他们是艾滋的

  他们是可怜的

  他们是文楼大队后韩村的

  他们是温顺的

  几百年来一直这样

  连他们自己都说——

  "我们是顺民啊"

  他们是离村政府最远的

  他们是更可怜的

  他们是受了委屈的

  "凭什么别的村都修了路

  就不修我们这一段?"

  他们是悲愤的

  他们是积攒了几百年脾气的

  他们是想闹一回的

  "上个月王庄有个婆娘

  死在雨天送医院的半路上

  闹了一下

  就给他们修路了"

  他们是学来的

  他们是气势汹汹的

  他们借来卡车和拖拉机

  他们是集体行动的

  他们说人都快死了还有啥怕的

  他们是去县政府请愿的

  他们是被打回来的

  他们是垂头丧气的

  他们回来之后变得无声无息

  只有几个老妪

  捂着流血的脑袋

  在村子里哭

  她们是被打得最狠的

  村里人让她们站到最前面

  他们说老弱妇孺站到前面才管用

  她们是顺从的

  她们是被警棍抽打的

  他们是逃跑的

  他们是跑得飞快的

  他们是聪明的

  他们是没挨打的

  他们是后韩的

  他们是河南的

  范雨素那篇8000字左右的自述或者自白书《我是范雨素》被认定为是非虚构文本,但是很多媒体和参与讨论的人们却普遍忽视了这一文本的"虚构性""修辞效果"以及个人想象的参与度,甚至强调范雨素正在写作的长篇小说也是"真人真事"。比如其中一部分文字涉及范雨素给北京某土豪雇主做工的经历,其中"如夫人"的形象更是让人印象深刻而有着不知今夕何夕的超越了时间局限性的普世性,"每每这时,我就会恍惚,不知道自己是活在大唐盛世,还是大清帝国,还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可我没有特异功能,我也没有穿越过呀!"但是这一部分并非是范雨素本人的亲历,而是听其他小姐妹讲述而进行转述和部分想象的结果。这样说,我们就不能在完备意义上指认《我是范雨素》是纯正、客观的真实文本。

  范雨素(1973~),这位人到中年的70后外省来京务工的育儿嫂,我们看到的媒体中那张流传最广的照片是她坐在一个略显老旧的社区的某间屋子里,面部近乎没有什么表情的平静,两只手略显紧张地交叉。这一外省的务工人员的形象我们并不陌生,而关于中国农村和乡土遭际的书写、研究以及各种虚构尤其是非虚构的文本我们遇到的还少吗?这确实揭示了当下时代最为显豁的社会问题、现实情势甚至某种裂变和持续的震荡。很多人都不能做一个事不关己的旁观者,因为很多事情和变化正发生在自己身上,比如代表性的《文楼村纪事》《我们那的生死问题》(沈浩波)《云南记》(雷平阳)《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神圣家族》(梁鸿)《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追故乡的人》(熊培云)《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冉云飞)、《老家》(刘汀)《正方形的乡愁》《故乡故人》《乡愁与良知》《双面人:转型乡村的人生、欲望与社会心态》《崖边报告:乡土中国的裂变记录》《中国的乡村生活:社会学的研究》《乡土中国的当代图景》《我们的乡村》《中国乡村研究》(系列)《乡愁·中国》(系列)等等。这些"乡村写作""返乡写作""离乡写作"已经是现象学意义上的了,正在成为认识当下中国的方法和认识论,且承担了乡村转型期的显影剂。有一个来自中原的老诗人到北京办事,他的村庄刚刚已经被完全拆除了。他说,"俊明,我已经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了,我在那里的废墟上连一根针都找不到了。"是的,故乡的针没有了,但是那种刺痛确实如此地令人惊悸。

  范雨素以及"范雨素们"有权利为自己以及上辈人的乡村命运、乡土经验站出来说话,实际上我也是其中一分子。沈浩波曾经几次提醒我不要再写一般乡土意义上的诗歌了。我明白他的意思,但是作为一个乡村经验渗入血液的人来说如何能对此避而不谈?对于有着乡村经验的70后一代人而言(当然不是全部),幼年时期开始的乡土经验已经成为精神成长史的重要部分,尤其是此后这种经验遭受到更为强大的其他权势经验挑战的时候其失落、尴尬和分裂感就随之发生,"权势经验对道德经验的抵触。曾经坐在马拉临街车上学的一代人如今面对空旷天空下的乡村,除了天空的云彩一切都变了,在毁灭和爆炸的洪流般的立场中,是那微小、脆弱的人类的身体"(阿甘本《幼年与历史》)。范雨素提到"约1990年之前,中国农村妇女的自杀率世界第一"。乡村女性的自杀已经成了重大的社会学家关切的问题(比如《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还包括作家们,比如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而就我个人的观感而言,这个农村女性自杀问题确实揭示了乡村的命运之一种(而不是全部)农村女性自杀之所以在一个时期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确实与女性在乡村的地位、传统和男性(男权)的规训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渊源。就我而言,我曾长期生活在河北东部平原,我亲眼目睹了我的同村玩伴(也是小学同学)经常于酒后家暴,一次次她的妻子被打得遍体鳞伤。一次她被暴打之后不堪忍受,于是夜里喝农药敌敌畏自杀了。我当时都在现场,围观的村农更多是来看热闹的,当然也有少数人很气愤说几句公道话,但最后仍就是不了了之。一个鲜活的年轻农村女性就这样不明不白甚至不值一文地死去了。面对这样的事情谁不愤怒?但也不止是愤怒所能解决问题的。有时候文学不一定能解决社会问题,但是可以提出问题,比如沈浩波写于2000年的诗歌《我们那的生死问题》可以与范雨素等人的"非虚构文本"进行比照阅读。现实的力量和文学的力量,人性和文学性的张力关系该如何达成有效的平衡?

  我们那儿是一片很大的农村

  农村里到处生长着庄稼、男人、女人

  以及他们家里的畜生

  我们那儿有很多女人是自杀而死的

  有的喝农药,有的上吊

  大部分选择了喝农药

  我们那儿管这种死法不叫自杀

  就叫"喝农药喝死的"

  我有时很佩服这些喝农药的女人

  她们是真正视死如归的人

  从想死到死

  甚至都没有考虑一下

  就干脆死掉了

  有时候我又很佩服那几个上吊而死的女人

  她们是真正考虑清楚了生死问题的人

  真的决定好了要去死

  这才上吊死了

  我们那儿管这种死法也不叫自杀

  就叫"上吊吊死的"

  那么,范雨素的关于自己命运的讲述方式以及态度与余秀华以及其他以往作家的相关文本有什么不同之处吗?而这也是人们纷纷拿范雨素和余秀华两个湖北人进行比较的重要原因。

  我们首先发现范雨素通过《我是范雨素》所揭开的诸多身份和命运背后的乡村以及城市的深层机制--乡村小学的民办教师、餐馆服务员、两个女儿的母亲、农村强者的女儿、大城市社会底层的弱者、遭受家暴而出走、母亲是在位四十年的村妇女主任、两个姐姐都是残疾(大姐智障且只活了21岁,小姐姐是小儿麻痹)、进城务工人员、北京郊区的皮村……。当这些底层身份和差别巨大的城乡空间所形成的象征性通过非虚构文本以及媒介传播开来的时候,被关注的部分正是个人的唏嘘命运以及连带其上的人性和社会性问题,比如贫困、不公。《京城保姆:农村进城务工女性社会网络研究》可以作为另一个解读"范雨素现象"的社会学文本。再次强调"范雨素"并不是一个人,而是在她身后站立着与她有相似命运遭际的众多的"范雨素们"。其中"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这句话足以成为被这个时代诸多有着"范雨素"相近命运的集体代言。这犹如一枚刺眼的钉子!再有,说到范雨素,从空间上看我们在关注中国农村的时候还会停留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以及城中村和郊区的皮村,这正是地方的伦理法则。比如皮村工友之家以及文学小组、皮村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在与范雨素相关的报道和照片中,我们看到了工友绘画的《工伤故事》--典型的"断指"叙事,看到了范雨素所在社区房间里的切·格瓦拉的招贴画以及2013新工人文化艺术节的海报,看到了与范雨素具有相似命运且喜欢文学的工友--李若、郭福来、胡小海、徐良园、王春玉等等。这个时代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城市秩序""郊区伦理""农村命运""阶层分化""社会不公"。

  平心而论,范雨素是一个非常清醒自己命运的人,所以她会被认为比余秀华更进一步,因为余秀华具有"双重性格""分裂""思维混乱""歇斯底里""缺乏自我辨识力",因而范雨素的冷静、客观、深刻和集体意识就更具有重要性,因为范雨素代表了"农民工阶层意识的发育"。范雨素成了抱团取暖、拥抱同情弱者的"代言人"。而范雨素这种自知能力显然来自于她特殊的农村家族命运,尤其是来自于她六岁开始就扎下的文学的种子。她十几岁远走海南三个月的流浪正印证了这是一个曾经怀有"诗与远方"冲动的农村女孩。努力改变自身命运,成了范雨素以及"范雨素们"的最切实的大事。无论是其父母辈还是同时代人以及他们的下一代,他们都集体都在这条相似的路上。比如文章《范雨素:一个人的自白书》中指认的"大家都不是范雨素,但却走在一条成为‘范雨素’的道路上"。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范雨素母亲对下一代人命运的极力维护,范雨素给大女儿在旧货市场买的一千多斤书也延续了其母亲的这种责任感,也所以才会有《我们都是范雨素》这样的文章出现。改变命运是可能的吗?这也正是范雨素自己以及所有人最为关注的,范雨素给出的答案是"因为没有亲人为他们求告老天爷,他们都变成了世界工厂的螺丝钉,流水线上的兵马俑,过着提线木偶一样的生活"。

  我也曾走在类似于"范雨素"的道路上。

  1994年七月高考结束后前途未卜之时,无所事事的我开始在小镇(沙流河)上最大的冰棍厂打工。外面酷热难耐,操作间却无比潮湿、寒冷,更让人难以忍受的还有巨大水池里刺鼻的某些化工气味。这与我想象中的在炎热的夏天一边吃着冰棍一边工作的美妙情形简直大相径庭。当我和附近村庄的一些年龄在三四十岁左右的人一起工作时,我感觉到某种不自在,非常像范雨素笔下的"大哥哥"。他们都已经成了职业工人,而我却对未来心存幻想,觉得只是这里的一个过客而已。冰棍(冰糕)厂有一个巨大的冷藏库,冰棍做好后我抱着大箱子进入白蒙蒙的寒冷内部。那个极其沉重的大门必须留一个缝隙以便出入,反之如果门关上了冰库里的人是出不来的。那将是极其寒冷的人成为冰棍的故事。那两个月的打工生活,现在想来并不是严格意义上后来进城务工者那样更为唏嘘感叹的不堪命运,但是已经足以在多年后的今天仍然让我不寒而栗。如果高考落榜,那么这个冰棍厂很可能成为我的命定的一部分,我的命运如何走下去走到什么程度都不敢想象。我也是多年来一直试图改变自我命运的人,尤其是有着乡村背景的群体来说。

  很多论者和媒体强调范雨素较之余秀华而更具有集体观念,更具有人性、悲悯、爱和感恩的情怀。这在道出了一部分事实的同时,也不自觉地凸显了某种伦理化和道德感的判断。范雨素以及《我是范雨素》所激发的大量的相关讨论和表态站队式的文本也不自觉地设立了诸多二元对立的结构,尤其是在拿范雨素和其他同类作家进行比照的时候(比如余秀华、许立志、郑小琼等),比如城乡、城郊村民与农民工、城市孩子与非城市孩子、人性与文学性、农民工阶层和权贵阶层、底层的异化诗人与体制文学的同路人、个体性怨恨与群体觉悟性等等。实际上这些对立项之间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的,如果只是从狭隘的二元对立的角度判断必然会有失偏颇。范雨素"事件"出来后,余秀华遭到最大诟病的一句话正是"范雨素文本不够好,离文学性差的远",于是就有了相关文章中 "范雨素的人性,让余秀华的文学性,脑瘫了。"这样的论调。

  我想就此追问一句,这是一个"人性"全面僭越和战胜了"文学性"的时代吗?是否存在着唯一性的真理化的写作?文学与社会学博弈的结果到底是谁占了上风?

  实际上"人性"还可以被替换为"时代""现实""人民""正义""道德""伦理"等等义正言辞且具有先天道德优势的"大词"。尤其是在一个强社交媒体和自媒体时代,各种声音和评论是借助了"匿名"的状态,这与当年的所谓的打着集体旗号的"写作小组"是何等的相似。至于以个人为主体的微信公众号更是有各种吸引眼球的招牌,比如一个名为"红色中国"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其宣传语就是"传承革命精神,弘扬红色文化,还原历史真相,剖析现实政治,探索未来道路,重建社会主义"。

  谁最终承担了这个时代的审判者,谁坐在了被审判席?诗性正义落实在文学上,这个问题在真正意义上被讨论和解决了吗?

  对于这些疑问,朋友,你的答案是什么呢?



霍俊明



霍俊明,河北丰润人,现工作于中国作协创研部,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台湾屏东教育大学客座教授。著有专著《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广西师大出版社)《变动、修辞与想象:当代新诗史写作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台湾秀威)《无能的右手》(北京大学出版社)《新世纪诗歌精神考察》(河北大学出版社)《从"广场"到"地方"——微观视野下的诗歌空间》(上、下卷,台湾花木兰文化)《萤火时代的闪电——诗歌观察笔记或反省书》(中国言实出版社)《"70后"批评家文丛  霍俊明卷》(云南人民出版社)《陌生人的悬崖》(四川文艺出版社),诗集《怀雪》《红色末班车》《一个人的和声》,合著《中国诗歌通史》《二十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文学现场对话录》,主编《中国好诗》(第一季、第二季),编选《在巨冰倾斜的大地上行走》《诗坛的引渡者》《百年新诗大典》《青春诗会三十年诗选》《天天诗历》《年度中国诗歌精选》。曾获《人民文学》《南方文坛》联合举办的年度批评家表现奖、大昆仑文化杰出诗歌批评奖、2015《山花》年度评论奖、《南方文坛》年度论文奖、《扬子江诗刊》诗学双年奖、2016"扬子江诗学奖"、《星星》年度评论奖、《诗选刊》年度评论家、《后天》双年奖评论奖、首届刘章诗歌奖(评论奖)、首届建安诗歌奖、《名作欣赏》年度论文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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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YA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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