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10日开始，上海领资股权投资基金三度举牌上海老牌国企新黄浦（600638.SH），上海领资的举牌资金间接来自厦门市和云南省国资。图为上海黄浦江畔。（东方IC/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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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波澜不惊的举牌潮中，有8家上市公司的举牌者为国资背景，其中大多为地方国资，这在以往的A股市场并不多见。
混改实际上有两条路径，一个是把自身存量拿出来，吸引民间资本；一个是去资本市场做股权投资。第二条途径风险小，亦是本轮混改的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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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金宇可以踢了，赚了20个点，不能太贪。”2017年4月24日晚，A股投资者董建在一个微信群里发话。微群里是一群专注于“举牌概念股”的投资者，“举牌”指投资人在证券市场的二级市场上收购的流通股份超过该股票总股本的5%或者5%的整倍数时，上市公司发布公告予以披露。
11天前的4月13日，A股上市公司*ST金宇(000803.SZ)发布公告，称被北控清洁能源集团（01250.HK）举牌。看到举牌方有着地方国资的背景，虽然没有弄清北控清洁举牌的真正目的，董建还是凭着嗅觉在这支此前冷清的ST壳股上赚了一笔。
2016年凶猛的险资举牌潮退潮之后，2017年A股的举牌行为不再引发市场关注，这与过去两年重磅上演的“宝万之争”，前海人寿增持格力电器、南玻A等大剧，形成鲜明对比。
不过，在今年波澜不惊的举牌潮中，一股暗流却在涌动。南方周末记者梳理发现，25家被举牌的上市公司中，共有8家公司的举牌者为国资背景，其中大多为地方国资，这在以往的A股市场并不多见。
在这轮国资举牌潮中，低调更是其中一大特色。地方国资为何集中举牌上市公司？其资金来源是哪里，又投向了哪些公司？
1 国资举牌潮从2017年1月10日开始，上海领资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三度举牌上海老牌国企新黄浦（600638.SH），持股比例达到15%，超过上海市黄浦区国资委成为第二大股东。
据新黄浦公告，上海领资的举牌资金来源其实是国资，其中33.32%来自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66.65%来自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厦门信托的幕后股东为厦门市国资委，云南信托的大股东则是云南省财政厅。
从时间上看，新黄浦的这次被举牌，只是一轮地方国资举牌上市公司的开始。
紧接着，从1月24日到2月7日，隶属于青岛市崂山区财政局的青岛汇隆华泽投资有限公司通过大宗交易和集中竞价的方式，完成对天目药业（600671.SH）的举牌。此后，汇隆华泽又四次强势举牌，也使得天目药业从3月27日开始，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资产重组停牌。
之后，北京市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所控制的杭州文心致禾资产管理有限合伙企业在2月24日至3月7日之间，对金桥信息（603918.SH）进行举牌。该集团的唯一股东为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
除地方国资之外，央企在这轮国资举牌潮中也有出手。3月13日，国投电力（600886.SH）发布公告，从去年12月5日到今年3月13日，隶属于央企长江三峡集团的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长电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对其完成举牌。
从3月8日到4月5日，上海光控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光控安宇投资中心、上海安霞投资中心，完成对上海嘉宝实业（600622.SH）的举牌。工商资料显示，上海光控是央企光大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光控安宇和安霞投资也是光大集团下属企业的投资合伙人。
此后的三次国资举牌均发生在4月中旬。4月12日到4月13日，北控清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在两个交易日内对*ST金宇进行扫货，完成举牌，北控清洁是北京最大的国有企业之一北控集团旗下的上市公司；4月6日到4月14日，浙商金汇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对苏州天沃科技（002564.SZ）举牌，前者的法人股东为浙江省国资委。
4月14日当天，上海爱建集团（600643.SH）也发布公告，称上海华豚企业和广州基金国际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对其举牌。隶属广州国资委的汇垠天粤持有上海华豚33.33%的股份，广州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100%控股汇垠天粤，汇垠天粤100%控股广州基金国际。
南方周末记者梳理发现，2016年也曾发生过多次国资举牌上市公司的案例。比如，被宜昌国资委控制的长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对武昌鱼（600275.SH）举牌，隶属于广东国资委的广新控股举牌TCL集团( 000100.SZ )和生益科技（600183.SH），青岛市国资委旗下的城投金控也多次举牌恒顺众昇（300208.SZ）。
多位关注中国股市和国企改革的业内专家均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在以往无论是地方国资和还是央企，对上市公司进行举牌不是很常见。
“在国有企业当中，同一个国资委控股的几个企业交叉持股，这种现象比较普遍，但是国有资本对民营资本进行举牌，在以前很少见。”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
一位接近广州基金国际的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广州基金国际所属的广州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前也没有直接举牌上市公司的先例，“以前控股上市公司，主要以定向增发来实现”。
在这轮国资举牌潮中，低调是其中一大特色。
一直关注举牌概念股的投资人董建直言，如果不仔细研究上市公司的公告以及举牌方的工商信息，真不知道有些举牌方的幕后老板是国资。
比如对金桥信息举牌的杭州文心致禾，它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上海文心智合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南方周末记者查询工商信息获知，它的唯一股东是北京市文化中心建设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后者是北京市文资办国有独资企业北京市文化投资发展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更为隐蔽的是对新黄浦举牌的上海领资，作为一家股权投资的合伙企业，从工商信息上来看，它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是杭州领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而该公司又是一家私人企业。
根据新黄浦的公告，厦门和云南国资的介入始于今年年初这家私人企业的两次转让。
1月3日，上海领资原有限合伙人王丁辉将其所持有的合伙份额转让给厦门国际信托。2月27日，厦门国际信托又将其尚未实缴的20亿元财产份额转给云南国际信托，此后云南国际信托通过其设立的信托计划对上海领资进行出资，最终形成了云南国际信托占66.65%、厦门国际信托占33.32%的出资结构。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股权投资公司多为成立时间一年左右，有的成立时间仅两三个月。比如，上海领资成立于2016年11月份，青岛汇隆华泽成立于2016年3月份，杭州文心致禾成立于2017年1月份，广州基金国际的母公司广州汇垠天粤股权投资公司成立于2014年4月，而广州基金国际的成立时间则更晚。
两家央企的股权投资公司成立时间也不长。上海光控股权投资成立于2013年6月份，三峡资本控股成立于2015年3月。
2 自有资金为主对于舆论所关注的本轮国资举牌的资金来源，交易所曾数次发函要求举牌方对此予以说明。南方周末记者梳理发现，上述多个举牌方表示其举牌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
青岛汇隆华泽在此前回应上交所问询时，披露了举牌资金的来源，其四次举牌共斥资7.28亿元，其中自有资金为3.85亿元，其余的3.43亿元均为银行贷款。
上海光控股权投资公司在对外回应中表示，举牌所需的6.25亿元人民币全部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并强调没有通过资产置换和其他交易从嘉宝集团获取资金。广州基金国际回复南方周末记者，其此次举牌为华豚企业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自有资金。
其余几家举牌方，并未在公告中提及资金来源。
“监管加重之后，险资不能再像以往那样掀起举牌潮，资金较为充足的国资就凸显了出来。”上述接近广州基金国际的人士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
一位业内人士分析，青岛汇隆华泽和上海光控股权投资公司都是国有企业的投资平台，其自有资金多来自作为母公司的国有企业。而作为广州市国资委下属的投资平台，广州基金国际的自有资金则主要是政府基金项目募集而来。
国企改制重组专家、天强管理顾问创始人祝波善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国有企业在融资渠道和融资渠道上都有很大的优势，这也意味着国有企业在资本市场上对中小企业举牌，并不会出现资金不足的问题。
上述接近广州基金国际的人士也直言，由于国有企业的性质，加上评级等级高，广州基金国际的融资成本要比民营的基金管理公司低很多。
不过，资金充足、融资成本低，并不能成为国资举牌上市公司，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原因。
董登新认为，国资举牌上市公司，不排除地方政府为了让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将资产在资本市场上运作的可能。
▲（梁淑怡/图）
和很多举牌股一样，上市公司被国资举牌后，股价一般会有一个短期上扬，这也是投资者盯着举牌概念股的重要原因。同时，相较于险资，很少使用杠杆的国资，也显得更为安全一些。
但并非所有的上市公司都对国资抱着开放的态度。南方周末记者查询上述8家被举牌上市公司的公告发现，其中一家明确表示并不欢迎国资的入局，一家也因国资的出手使得其股权争夺战变得越发复杂。
巧合的是，这两家公司的举牌方在举牌目的上都提及了为国有企业混改探寻新的模式。
就在汇隆华泽完成第三次举牌后的一周，天目药业第一大股东长城集团开始反击。3月20日晚间，长城集团发布增持计划，并且表示为了稳定天目药业的控制权，拟在未来6个月内通过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天目药业不低于1%的股票。长城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赵锐勇、赵非凡也重申：“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出让天目药业的控制权。”
在第四次举牌后，眼看着汇隆华泽将取代长城集团成为第一大股东，天目药业开始了长达一个多月的停牌。外界认为，这是针对汇隆华泽举牌的缓兵之计。
而汇隆华泽对外表示，不断增持是希望与公司合作，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并为地方国资通过资本市场进行混改探索出适当的形式和途径，从而有利于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
另一家抛出“混改论”的举牌方是上海华豚企业及其一致行动人广州基金国际。与青岛汇隆华泽类似，这起举牌，也陷入了上市公司的股权之争中。
广州基金国际在给南方周末记者的回应中表示，上海国有老企业集中，而广东社会资本集中，本次增持除了看好爱建集团的发展外，“更重要的是响应《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有关精神，为沪、粤两地的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与社会资本的有效结合探索出一种崭新的模式”。
但是，不少业内人士看来，有些举牌的混改跨度太大。比如，青岛汇隆华泽的母公司青岛全球财富中心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是一家在青岛市崂山区内从事土地开发建设和投资的国有独资企业，而天目药业则是一家医药健康领域的上市公司。
作为一家基金投资公司，广州基金国际对爱建集团的举牌，也被多个分析机构认为是看中了爱建集团所持有的信托、证券和租赁牌照。
上述接近广州基金国际的人士也向南方周末记者直言，根据广州市政府给他们的定位，实际控制人广州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是一家以股权投资为特色的金融控股集团，按照规划，要做一个包含更多金融业务的金融控股集团。
4 风险最小的混改路径多位业内人士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去年到今年，资本市场上出现国资举牌潮，亦是这一轮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题中之义。
2015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出台，除了在特殊领域国资释放股权引进民营资本外，该指导意见还要求国有企业发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资本运作平台作用，以公共服务、高新技术、生态环保、战略性产业为重点领域，对发展潜力大、成长性强的非国有企业进行股权投资。
祝波善对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国有资本混改实际上有两条路径，一个是把自身存量拿出来，吸引民间资本；一个是去资本市场做股权投资。”
在祝波善看来，第一条途径由于可能导致国有资本流失、自身利益受损，潜在风险较大，很多国企不愿意做；而第二条途径风险要小很多，国资参股上市公司后，客观上也形成了混合所有制，并且上市公司已经形成了市场定价机制，这种“增量”改革，相对来说风险也要低很多。
常年关注国有企业改革的中国社科院经济学博士后冯立果也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地方国资在进行混改时，借助上市公司的平台，买卖双方都是透明的，这样就不会出现国有资产流失或低价贱卖国有资产的这些指控了，相对于别的操作方式，这种“借壳混改”的方式，无论是成本还是难易程度，都更具优势。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主任李曙光则表示，作为国企混改的一个方面，举牌上市公司对于国有地方公司的治理结构、规范经营、企业品牌有一定的影响。但被举牌的上市公司，也要与它的实体经济主业有契合度，战略投资条件需要成熟。
此外，除了国企和国企下属的投资平台直接出手外，地方基金股权投资平台的强势介入，也值得关注。最为典型的便是上海华豚及其一致行动人广州基金国际对爱建集团的举牌。
广州基金国际的实际控制人广州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便是广州市国资委直属的投资和基金管理平台。在该公司的简介中，该公司共有三大业务板块，其中股权投资业务板块的一大业务，就是在TMT、大健康、先进制造等领域，寻找有价值的项目进行投资，最终以股权转让、企业并购等方式获取资本增值退出，实现再循环投资。
与此同时，该公司也与多家市属国企成立了混改基金。
不过，虽然该产业投资公司的业务涉及对国企混改基金的管理，但是此次对爱建集团的举牌，与国企混改并无多大关系。上述接近广州基金国际的人士就直言，“我们自己的解读，跟这次举牌没有关系”。
（应采访对象要求，董建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