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专家：中国经济有三个僵穴 这些人是救星

那些城市化潜力人口，是经济下行的救星

文/周天勇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中国能不能跨越发展过程中的中等收讫入陷阱，看法不一。第一种观点很乐观，中国没有中等收入陷阱，我觉得这绝对是错误的；第二就是我们有陷阱，但是跨不过去，这也是不对的。

我觉得要谨慎的乐观，要有办法，一要正视这个问题，二要想出跨越陷阱的办法来。

我最近也出了两本书《繁荣的轮回》和《跨越发展的陷阱》，还要进行修订，修订版由上海人民、三联、格致出版社联合出版，估计今年年底出。

中国的经济发展，东亚的这几个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和我们很有比较性，因为它是属于东亚文化圈；另外非常相似的就是中国在1950年以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战后都进行了土地的改革，印度虽然也土改了，但是这三个国家和地区分得比较平均，都差不多；都实行了计划生育，但是中国大陆的力度有点大、时间有点长。比较参照系上，好像你去拉美的国家比较，一些基本的条件不一样，可比性不一样。

我们在修订上述两本书时候有一些发现，韩国和台湾在中等收入跨向发达经济体的时候，其实基尼系数很低。其基尼系数呈现微笑曲线，不是倒U型，是正U型。就是开始的时候基尼系数高，中间低，高速增长的时候实际上很低。到进入后工业社会的时候，基尼系数又高起来了。仔细研究数据，实际上是这么一个变化过程。

我们在前一本《繁荣的轮回》这本书里，只分析到城市化人口退不出和进不去的问题，就是由于土地、公共服务、户籍体制不顺，但是还没有研究它带来的损失以及土地被管制的这些财富分配的机制，没有研究这些的后果。

所以我们在修订时，首先研究了韩国和台湾在一定收入水平上的城市化水平。数据显示，大概90年代左右城市化率到了75%，1980年的时候，台湾的城市化水平就达到了65%，而且85%的人有房屋的产权，并不是说进来的都是租户。另外这些进去的人都干什么？办小企业的特别多，农民进去的时候把宅基地一卖，或者抵押贷款，就可以创业。最后我们发现，实际上韩国和台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把农村的土地市场放开，土地资产就可以变现，可以有财富价值。

我们的土地只是生产资料，不能变现，不能抵押，城市资金投不进去。开始我们给农村土地起了一个名字叫“僵尸资产”，后来发现这个词不好听，就叫“冻结或休眠资产”。农村的土地，比如宅地、林地、耕地，从具体产权和市场上讲，因为各种限制不让你交易。

而城市这边是一个寡头行政垄断的土地市场，把农村的土地源源不断的征用过来，饥饿供地，一家拍卖，多家竞价，央行再投放货币，加上极端的市场，这个泡沫飞速增长，财富效应化非常大，导致了财富和土地资产性收入的城乡巨大差距。

这是在韩国、日本、台湾没有的，这一点是中国大陆的特殊性。而且导致的财富和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较为严重，仔细去研究中国的基尼系数，分别看城市的基尼系数和农村的基尼系数都不太高，但是两者综合，总的基尼系数就上升。原因是什么？城乡差距贡献了基尼系数的60%。

修订的时候解决了这么几个理论上的问题。第一就是城市化滞后带来的经济损失，被压抑的产出。比如台湾和韩国，20世纪80年代末时候就75%了，对照中国城市化过程，特别是滞后情况，应有农村人口和中国大陆现有农村人口相减就是城市化滞后的部分，可以按照农业生产率增加值的人均生产率和城市工业及服务业人均增加值生产率之差，可以计算出城市化滞后GDP的损失，以及国民收入的损失，也是被压抑的增长，压抑的产出。

我们这次发现有一个范畴，就是错过城市化人口，比如1980年的时候一个人20岁，土地退不出，户籍管制进不去，公共服务没有提供，到50岁、60岁基本上就进不了城市了，他没有城市化潜力了，只能在城里打一圈工又回去了。这个和韩国、中国台湾是不一样的，中国目前农村的错过城市化的人口规模已经有将近1个亿了。城市化是个动态的过程，是不等人的。你不让他进来，他变老了就进不来了。

所以我们有两个范畴，一个是城市化潜力人口，一个是错过城市化人口，错过城市化人口绝大部分是挽回不了的。这几年一些经济学家说我们城市化水平50%多，如果达到75%的话，中国台湾和韩国，这个时期经济是高速度增长的，50%多到70%多是高增长时间。按照简单比较，中国的国民经济未来确实应当还有15到20年的高速度增长的时间。但是这个判断没有考虑到中国的户籍、土地和公共服务体制问题，结果是“青出老回”，或者在城市漂泊没有市民化。城市化不会等人的，比如10年、30年以后说还有这么多人，还可以城市化？是不可能的。这一部分错过城市化人口已经占13.8亿人口的7%。也就是在考虑未来城市化空间时，可能要将这7%的不可能情况分析进去。

农村土地产权结构上不清，市场体制上不能交易，不能抵押，资产价格几乎为零，土地的财富效应和财产性收益，通过政府征用低价将农村的土地往城市这边转移，这里城市是行政寡头垄断的市场，土地和房屋价格暴涨，央行给他放货币，最后财富效应非常明显，形成极大的城乡之间的收益和分配差距。而农村土地因为不能交易，为因管制而被“冻结休眠资产”。投资就进不来，这与中国台湾地区、韩国有非常大的差异，结果是农村资产没有财富增长和财产收益增长效应，而城市土地及其价格暴涨。

我们现在怎么办？对目前还在农村，以及在城市中漂泊的城市化潜力人口一定要珍惜。现在我们三个“僵穴”，生育管制，农村土地被管制，不能市民化、户籍管制。因为什么？户籍管制，土地产权不清，或者产权结构比较复杂。如果把土地产权和户籍管制这两个“僵穴”打开，还有增长潜力。有潜力的城市化人口进行流动，资金往农村流动，商业资本可以投入进去，农村的土地资产可以抵押，贷款可以进去，把经济从下行变成上行。

我们天天讨论银行不给农村、农业和农民贷款的问题，但“僵尸”土地资产，谁敢接受，到时不能过户、交易，风险太高。风险太高的资产，别说投资，就连贷款都很难流入。不解决这个问题，总是让银行去贷款。最后，只能是数字虚报，欺骗了事而已。

十九大以后确实应该珍惜所剩不多农村休眠土地资产的激活，珍惜时间不等人的城市化潜力人口尽快尽可能城市化。产权改革，取消户籍，就是城乡之间的互动，人口和资金等城乡双向流动。

从我们一些基础数据的计算，如果户籍放开，加上财政体制的改革，在城市里，支出结构要把经济建设这一块降低，把教育，这些公共服务的支出比例提高。农民带孩子来，得让人家上学，类似问题解决了，增长的潜力是非常大的。

在城市土地国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不变的前提下，硬化土地的使用财产权，永久年期，允许交易、放开市场，户籍放开；公共服务取消歧视，把投入铁公基的部分钱投入到公共服务，让城市的资金能够投到农村去，近5年或者6年，估计一年提升GDP增速平均2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