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君在前天推送了《遭性侵13年后她选择了死，文学竟也是暴力的帮凶》，梳理和阐释了台湾作家林奕含向自己和读者发出的问题，在施暴者性侵的过程中，文学是处于怎样的位置，有着怎样的角色。她怀疑文学的目的，还有它的艺术性和真诚。
2017年4月29日，今年26岁的林奕含在家中自缢而亡，而在去世前两个月，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已面世。
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这篇小说中，林奕含以她“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书写，描述了一个女生（房思琪）爱上了诱奸犯老师（李国华）的故事。在之后采访中，林奕含以其兰质蕙心的敏锐，连续向世界、向社会、向她的读者叩问了一系列迷惑她的问题。
文学是否是暴力的帮凶？文学是否有着一种浩浩汤汤的道统？书评君今天推送一篇文章，作者被林奕含的文字感染、打动，更被林奕含的问题触动，于是以他的思考方式选择了哲学这一角度来思考林奕含提出的问题。
撰文 | 王鹏
她的文字感染了我，她的自述打动了我，我本可以随意看看、不放心上，就像打发任何一个新闻事件一样，但她抛出的这一连串深刻的问题，却缠绕我心，久久不能挥去。
下面，我将从哲学（哲学作为批判性武器、哲学作为诗歌的统帅以及哲学作为治疗）的角度回答林奕含的三个问题。我相信对这些问题的叩问、求索和回答都有普遍的意义，也许能提醒一些被文学辜负的青年展开“哲学的自救”。
林奕含生前接受视频采访。
问题一
文人怎能背叛道统？
先来看看林奕含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她质问诱奸女学生的补习班老师李国华以及辜负张爱玲的胡兰成道：“一个真正相信中文的人，他怎么可以背叛这个浩浩汤汤已经超过五千年的语境和传统？”
这个超过五千年的语境和传统是什么呢？简言之，就是文以载道。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用“哲学作为批判性武器”的角度来分析。
哲学一向采用“前提批判”的方式来看问题。林奕含的这个问题本身就预设了一个经不起推敲的前提：历史上真的存在这样一个传统。但很显然，这是一个书呆子才能预设的前提。钱钟书先生说得好，不认识字的人，被人骗；认识字的人，被书骗。林奕含被书骗了，被文字骗了。
因为，历史上何尝真正存在过这样一个传统？
你不能靠读《四书五经》来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传统，就像你不能靠看《宪法》来了解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
林奕含问了一个伪问题，怎会得到真答案？
林奕含对文学传统的审美迷信，让我想到哲学家康德对道德义务论的理论迷信，后者认为人不可以撒谎，因为撒谎将会造成这个世界的混乱。事实上，哲学的理论世界以及文字的经典世界（比如《四书五经》里的世界），向来都和这个包含肮脏丑恶的真实世界离着十万八千里。那个“文以载道”的传统，那个浩浩汤汤超过五千年的传统，是被后世建构起来的传统，说得难听点，是被后人妄想、伪造、意淫出来的传统。在本体论的层面上，它从来没有真实存在过。
不能因为最早的文本记载着“道”，后来的文字就该有这种功能。即使把目光投向西方，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是一样的，不能因为最早的西文记载着摩西十诫，后来的西文就不能用来制造罪恶。
坦诚“迷信文字”的林奕含陷入了文字的陷阱，没有对文字展开批判性认知。她忘记了文字原本只是工具，它可以承载任何东西。当文不载道之时，文字（和文学）就成了巧言令色的把戏，而这正是林奕含的第二个叩问。
问题二
艺术是否只是巧言令色？
对于李国华包裹在文学外衣下的性侵，林奕含问道：“艺术可不可以含有巧言令色的成分？”当她知道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奈保尔竟然虐打妻子时，她对文字的信仰坍塌了，只好进一步问道：“会不会艺术从来就只是巧言令色而已？”
林奕含之所以问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在她的小说中，当李国华诱奸房思琪的时候，他总是谈论着文学，说着巧言令色的情诗和情话；同样，在《今生今世》中，当胡兰成强暴了小周、辜负了爱玲之后，他居然还能以巧言令色的散文体为自己开脱。
林奕含很困惑，她认为一个真正的文人就应该有千锤百炼的真心，一个诗人应该用诗来表述真情。当她发现这些“真心”与“真情”并不存在时，她的世界观崩溃了。
在我看来，林奕含的这两个问题可以换成：“为什么艺术远离了真？”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用“哲学作为诗歌的统帅”的角度来回答，因为诗是最原初的艺术（海德格尔语）。
《理想国》
作者: 柏拉图
版本：商务印书馆（1986）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苏格拉底（借助柏拉图之笔）在《申辩篇》里说，他发现诗人是不智慧的，因为他们写诗并不是靠智慧，而是靠灵感，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另外，诗人因为自己会写诗，就认为自己在别的事情上也有智慧，但苏格拉底通过和他们谈话发现，他们其实一无所知。
后来，苏格拉底在《理想国》里指出，诗人说的都是虚构的，无论关于神还是人的事，都不真实；他们所知的只是幻象或外表。这样看来，诗歌当然离“真”最远。既然诗人的作品充满了虚构，他们本身又缺乏智慧和德性，因而，出于教育的目的，我们应该把诗人赶出理想的城邦。因为诗人不模仿善，却模仿灵魂当中非理性的那部分，让人迷失自己，失去理性。
在《普罗泰戈拉》《高尔吉亚》等对话录中，苏格拉底对诗人的批判更加激烈，他认为诗人由于其根深蒂固的影响，难以让人们认清他们的本质。他们很像智术师（sophist），后者是兜售灵魂粮食的商人，就他们兜售时所用的工具——诡辩术、演讲术、修辞术而言，他们能让很多人在实际事务中得到好处，他们还能利用修辞颠倒黑白、曲意逢迎、随意处死人、把优秀的人赶出城邦。
我们知道，在希腊文明中，诗歌作为最主要的文学形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神话故事是靠诗歌传达的；教育也是靠诗歌提供文本的，荷马的著作就是课堂上的教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诗歌还是哲学家表达思想的文体；政府经常举办赛诗会，这更是希腊神圣的节日。但我们要知道的是，苏格拉底对诗歌的批判，并不是为了全面否定诗歌，而是指出诗歌中固有的缺陷。这种缺陷就是它缺乏智慧，它远离真（真实、真理），它是非理性的。
带着“哲学对诗的批判”回过头来看待林奕含的困惑。为什么像李国华、胡兰成和奈保尔，这些艺术家或广义的诗人会做出不道德的事情？因为他们缺乏真正的智慧。
什么是真正的智慧？那是对善的理念的模仿，是用理性统治灵魂当中非理性的部分（激情和灵魂），是不断省察自己和他人的灵魂；换句话说，只有哲人的生活才有可能是智慧的。而在当时的雅典城，只有苏格拉底是智慧的，因为只有他知道自己一无所知。而其他人，无论是政治家、诗人、工匠还是智术师，却强不知以为知，并且利用他们的诡辩术败坏了青年，并最终把这个黑锅背在了苏格拉底头上。
即使我们换个角度，用中国的眼光来看待哲学和诗歌的关系，也会得出相似的结论。中国有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先秦的很多经典既是文学作品，又是史学材料，还是哲学文本，比如《四书五经》。在这种“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下，对一个人的人格也有一种完整的要求，因此君子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我们要注意，在“艺”前面有三个限定词“道”“德”“仁”（这三个概念属于中国哲学探讨的范畴），于此可见哲学之于诗-文-艺的统摄地位。
因此，站在哲学的角度，我可以对林奕含第一个问题给出肯定的回答：是的，艺术（诗歌）本质上就含有巧言令色的成分。
更进一步说，当艺术（诗歌）远离哲学的指引时，当美远离真与善时，当文不载道时，它就只是纯粹的巧言令色。
看到这儿，一定会有不服气的读者反驳说：你们哲学家也有很多巧言令色的禽兽！
没错，哲学家卢梭毫无责任感，将自己五个孩子送去孤儿院；哲学教授海德格尔加入纳粹，并参与迫害自己的恩师胡塞尔；哲学博士戈培尔成了纳粹的喉舌；就在一个多月以前，分析哲学界的头牌哲学家约翰·塞尔也传出了性骚扰丑闻……这个名单还可以列很长。
所以在我看来，李国华、胡兰成以及奈保尔的问题是：要么他们没有真正的哲学，要么他们没有拿哲学统摄艺术。
而卢梭、海德格尔、戈培尔以及约翰·塞尔的问题却是，要么没有将哲学当作一种生活方式（塞尔），要么没有将哲学当作灵魂的医学（戈培尔），要么没有接续苏格拉底所开启的“认识你自己”和“关心你自己”的传统（卢梭和海德格尔）。也即是说，他们的哲思与其生活方式是脱节的。当哲学仅仅流于概念分析和理论思辨时，它对人心的医治和护卫作用，它对道统和正义的守护功能就被遗忘了，它就成了一种巧言令色。
当代法国哲学家皮埃尔·阿多说道：“哲学作为生活方式，作为生活选择，也作为治疗的观念丧失了。……哲学越来越陷入纯粹形式的道路汇总，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探寻哲学本身的新意：对于哲学家来说，这意味着变得尽可能的独特，要不就创造出一个新的体系，但至少生产一种话语，为了做到独特，这种话语需要非常复杂。一个概念建筑得或多或少灵巧的结构化为自足的目的，因此，哲学越来越远离人类的具体生活。”
阿多的意思正是说，哲学越来越成为一种巧言令色了。
阿多对当代哲学的批判，是不是跟林奕含对艺术的批判如出一辙？林奕含在采访中说道：“所谓的艺术家他不停地创新形式，翻花绳一样创造各种形变、各种质变，但是这些技法，会不会也只是一种巧言令色而已？”
这已经不是叩问了，而是声色俱厉地指责。哲学失职了，它放弃了对生活和艺术的指导；艺术也失职了，它逃脱了对哲学和生活的忠诚。
问题三
变态的艺术欲望是什么？
致力于达到艺术高度的林奕含有着自己的审美观，她相信形式和内容是不可分开的。她还援引安德烈·纪德的话说：“表现和存在是不可分开的。”我完全同意她的观点，可我要再加上几句意思相近的话：
“为文和为人是不可分开的。”
“学问和做人是不可分开的。”
“艺术和天道是不可分开的。”
“诗歌和哲学是不可分开的。”
林奕含看到了要保持艺术完整的“不可分开”，但她并没有强调后面几个旨在保证人格完整的“不可分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忽视？
我想用“哲学作为治疗”的观念来解释。
林奕含一直都在追求自身的完美，她的容貌、学业成绩、文学造诣相较于大多同龄的女生，也许已经很完美了。但她却拒绝面对和接受人性的完整，所谓完整，一定包含丑恶的成分。
林奕含有道德洁癖，而且她的洁癖主要针对的是她自己。从她的言谈中，我们可以读出她对自我的厌恶。她接连用了“变态”“不雅”“屈辱”“巨大的诡辩”来形容自己的书写行为。也许在她的潜意识中，理应完美无瑕的林奕含，是与这些词汇矛盾的。当这些词汇突兀地进入她的世界时，她本能地排斥和厌恶这样一个自己。而这样的排斥和厌恶则是导致抑郁症的重要原因。
《抑郁症的正念认知疗法》
作者：津德尔•西格尔等
译者: 余红玉
版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7年1月
正念认知疗法的焦点在于教会患者在他们的想法、情绪和身体感受的关联中，建立起简单且根本的转变。
用《抑郁症的正念认知疗法》的术语说，这种“驱动-行动”的心理模式，正是导致抑郁症和使其复发的思维状态，这种模式本质上没有任何问题，但“当我们一些个人的、内部世界的事情（如我们的感觉和想法，或者我们认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并不像我们所希望的样子时，我们很自然就会转向同样的行动模式。事情在这里就开始出现可怕的错误了。”
林奕含的抑郁症就是跟这种可怕的心理模式有关，她在做一件她不能做的事。她自己知道这件事不能做，所以才用儒家的话“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来形容，但付出的代价我们已经看到了。
没有一个人是生来完美的，成长的过程也难免会遭遇一些屈辱、羞耻，我们难免会做错事甚至闯下难以被原谅的祸端，但一个人想要达到心理的成熟就必须包容曾经历的黑暗，就必须原谅那个含有道德瑕疵的自己。
而相反的例子则是胡兰成。在历经那么多生离死别和亡命天涯的事件之后，胡兰成却没有染上任何心理疾病，这是怎么回事？因为即使做错了事、辜负了人、站错了队，他很快就会拿出一套巧言令色的说辞为自己开脱。用“哲学作为一种认知疗法”的角度来解释，胡兰成通过改变他的认知，从而改变了其行为，因而不易沾染抑郁症。但年幼的林奕含就没那么容易走出自我苛责的心理模式了。
于是，她对着镜头问出了她的第三个问题：“身为一个写作者，我这种变态的、写作的、艺术的欲望是什么？”
站在一种更具体的哲学治疗的角度，也即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看，林奕含的这种变态的欲望正是拉康所说的“原乐”（或译“享乐”，jouissance）。这个词不是指生理意义上的性快感或感官快感，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心理满足（或占有欲的满足），更不是宗教意义上的狂喜与极乐。它是一种快乐，但它是“恶中之乐”“苦中之乐”“丑中之乐”。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与宗教、法律、伦理、道德等禁令的违反有关，与对快乐原则的超越有关，与弗洛伊德所说的死亡驱力有关。拉康认为，人类具有追求原乐的天然意志，愿在恶、苦、丑中求乐，也只有这样得来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它是万乐之“原”，故称“原乐”。
构成林奕含书写《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欲望，正是这种“原乐”。所以，采访一开篇，她就提到，当读者阅读这本小说时会感到一种“痛快”，既痛且快。林奕含在写作的过程中一定也感受到了这种痛快，这种原乐，所以她一方面厌恶这样的书写，另一方面又欲罢不能。可以说，林奕含所陷入的是人类最根深蒂固的困境之一：我们永远都是有所欠缺的。
驱使林奕含的这种“原乐”，是我们无法进一步描述的。人们只能通过它的缺位或不足来体验到它。作为主体，我们遭受着那些无法满足的欲望的驱使，无论我们怎样努力去填补欲望，我们总是会感到还有某种东西是我们所错失的，还有某种东西是我们所一直无法拥有的。“原乐”即是我们在贫乏的快乐之外所体验到的这个可以满足或实现我们欲望的更多的东西。
换句话说，林奕含追求艺术的欲望是由生命的本质决定的，生命注定是有所欠缺的，人注定是要有所追求的。写作虽然无法令她完全满足，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她的抑郁症，但与此同时它也给她提供了不少心灵的慰藉。对此，我们不该否定写作和文学对于生命的意义。
在采访的最后，林奕含说：“我无力也无意改变社会。”但人也许需要一点社会责任才能活下去。
从哲学角度看，人注定是政治的。所以亚里士多德才说：“城邦之外，非神即兽。”社会构成了更大的自我，是我们这个“小套子”外面那个更大的“套子”。写作者从来都无法“遗世而独立”，不管愿意与否，作家总是在“介入”社会。因此，只有担负起我们本该担负的社会责任，才能更好地完成我们自身的疗愈。
愿世间再无房思琪。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王鹏；编辑：阿东。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