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母亲节，先祝所有的妈妈们节日快乐！
封面放了三个老男人的照片：杨照、马家辉、胡洪侠。这三位六零后的同代男，分别来自台湾、香港和大陆。
今天我们来对比、对照，这三人、三地的——母亲节。
以下本文摘自《对照记@1963》杨照 马家辉 胡洪侠著
那个母亲节的前一天
文 | 杨照
杨照，1963年出生于台湾，本名李明骏。作家、文学评论家和政论家。看理想节目《呼吸》、《古今：杨照史记百讲》主讲人。
当年大学入学联考，固定在七月一日、二日两天举行。母亲节是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很容易算的，距离联考不到两个月，只有五十天左右。
十八岁那年，母亲节前一天，星期六的早上还到学校去，已经没有老师上课了，该上的早就上完了，通常老师来了就发考卷，同学可以选择作考卷，也可以选择自己念书。
中午放学走出校门，上次模拟考的成绩还贴在布告栏，忍不住再瞄了一眼，依照模拟考的排名，如果现在就考试，我应该可以顺利考上第一志愿吧！
多么希望今天就考试，今天就可以解脱被联考压得喘不过气的压力。在这种心情下回家，很难让自己马上钉坐在书桌前，继续读那些已经读破读烂了的高中课本。晃着晃着，看见妈妈要出门了，顺口问：“你要去哪？”
妈妈要去巷口买水果，也就顺口问：“要跟我去吗？”我其实已经很久没跟妈妈一起出门上街了，但想想出去晃晃，似乎比在家里晃稍好一些，就去找鞋穿了。
到了水果摊，老板一眼看到我身上穿的制服，注意到上面绣着代表三年级的三条杠。“啊，三年级了，快考试了？”我客气地点点头。老板又说：“建中的，没问题啦，一定上台大。”我赶忙摇摇头回答：“没有那种事！”然后，老板问：“那是准备要当医生，还是要念电机？”
那个年代，联考分成甲乙丙丁四组，甲组是理工科，排名最高的是台大电机系；丙组是医农科，排名最高的是台大医学系。一般“正常”的男生，都选择念甲组或丙组，所以会有水果摊老板这无心一问。
但偏偏我不是个“正常”的高中男生。我属于我们学校大概只占百分之四的少数异类，选的是乙组文科，而且填的第一志愿还不是更有前途更好看的外文系，而是历史系。
水果摊老板突然一问，我正准备回答：“喔，我念的是文组班……”话还没出口，一直低头挑拣芭乐的妈妈猛地先说话了，她抬起头来，夸张地摆着手，对老板说：“啊，还没有决定啦！”
我吓了一大跳，而且发现：显然妈妈也吓了一大跳。我们两人都一时不知该如何应对妈妈口中直觉跳出来的谎话，从买完水果到走回家，两个人一句话都没有说。
回到房间里，我情绪激动，因为理不清自己为什么激动而更加混乱激动。坐在床沿，我强迫自己整理。至少十分钟过去，勉强整理出第一条：原来妈妈觉得我选择念文科，是件见不得人、丢脸的事。
可是在过程中，从我高三要转文组班，到我跟她领联考报名费，她从来没有表现过一次反对，一次都没有。爸爸有过意见，但也只有简单的一项：“尽量不要去念政治”，如此而已。对父母那辈的台湾人来说，政治还是个会惹祸、 危险的行业。
我竟然从来不知道妈妈反对我念文科！不，我不知道的事还多着呢！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想过，妈妈身上可能承担的压力。我自己刻意不在乎社会上将一个念文科的男生视为“怪物”的眼光，觉得抗拒这种眼光才是更值得追求的目标，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原来妈妈也要应对别人认为她养出了一个“怪物小孩”的眼光。
做一个怪物，是我自己的选择，却不是妈妈的选择。在那脱口而出的谎言中，我明白了：妈妈何尝不希望我“正常”些，别那么“怪物”呢！
理解了这件事，一度让我愤怒，原来妈妈也跟别人一样想！不过愤怒只维持了几秒钟，继之而起的是深沉的哀凉，我早该明白，只是我一直在逃避，妈妈本来就没有道理真正体会我在想什么我在干嘛，并且记起了赫曼赫塞小说《彷徨少年时》里的那声疑惑呐喊：“我不过只是想要过自己的生活，为什么会如此困难？”
再继而，我的眼眶红了，因为意识到：多大的包容，才让妈妈没有像其他同学的父母一样，规定我一定要走他们想好的路，禁止我去追求他们无法了解的东西，还愿意因此承受压力，不将压力转嫁给我？
这是我不会忘掉的母亲节，或者该准确点说：母亲节的前一天。
不打麻将，要干啥？
文 | 马家辉
马家辉，1963年出生，香港传媒人、专栏作家、文化评论学者，台湾问题研究员。凤凰卫视、有线电视、香港电台节目主持人。
香港很早便开始流行庆祝母亲节了，早到我七八岁时已有印象，那应是四十年以前的事情了。我们的年龄是隐瞒不了的，对吗，其他两位同样出生于1963的作家同业？
小学时代，每年到了四月底五月初，学校老师都会说，母亲节即将来临，所以这个星期的作文题目是“我的母亲”，也要画一张图画，画完，带回家送给自己的妈妈。于是，我就写了，也就画了，写什么和画什么、早就忘记了，只记得，妈妈真是好，她从来不批评我写得不好或画得不好，因为，她从来没有认真去看。
这样说绝对没有半分埋怨或不敬，相反，是羡慕，羡慕她的豁达性格，广东话叫做“大情大性”，从不焦虑，从来不把事情看得过度严肃重要，有也行没也罢，都可以，反正，活着就好，即使死掉也无妨。
母亲七十岁了，生平看得最重的事情恐怕只是一个“赌”字，主要是打麻将和到澳门赌场，从二十岁到如今，赌博一直是她的生活主旋律，without apology，毫无愧色，毫不歉疚，始终如一。
举个诚实的例子吧。我出生后大约三四个月，她把我抱到亲戚家里串门子，聊不到五分钟，当然是坐下来打麻将了，我便被放在睡房床上，无人看管，不知如何，到她竹战结束，竟发现我躺在地上而不是床上，脸色青黑，不哭不闹，但呼吸困难。她吓到了，马上把我送到医院，直进加护病房，医生对她说：“目前情况尚未稳定，能否脱险，难说，你们不妨先回家，等消息，如果晚上收不到电话通知，便应表示度过危险期，有救。“
母亲唯有哭着回家，眼睛有没有哭肿，我没问她，但许多年后忆及此事，她耸肩淡然道，那个晚上也真难过，返回家里，百无聊赖，睡不着觉，只好再打麻将了，一直打到天亮都听不见电话响声，便放心了。
我是难以理解的，忍不住质问：“我是你的儿子啊，躺在医院里生死难卜，你还有心情打麻将？怎么搞啊，你？“
母亲皱眉回答，脸上表情很明显是难以理解我的难以理解：“不打麻将，要干啥？我又不是医生，坐在家里也救不活你，不打麻将，漫漫长夜岂不更难过？打麻将有罪吗？生有时，死有命，我能如何？”
坐在麻将桌面前的母亲，显然是快乐的，即使输钱亦有快感，这是所有赌徒都明白的被虐待心理，毋须弗洛伊德费言解释。为了打麻将，她或许把世上能说的谎言都说尽了，许多时候还要孩子们帮忙，譬如说，不知道曾有多少个傍晚黄昏，她在外边打麻将，明明说好要回家煮饭或带我和姐姐和妹妹出外吃晚饭，但因打完十二圈还要再打十二圈，回不来，不回来，索性只打电话回来，对姐姐道：“你拉开我的睡房抽屉，取出十五元，带弟弟和妹妹去买叉烧饭盒，假如爸爸打电话回来，千万别接听，要到八点后才接，告诉爸爸，我回来过，跟你们吃完晚饭后才再出门打牌…...”
父亲那年头是某报的总编辑，从早到晚困在报社忙忙忙，只能偶尔忙里偷闲致电回家跟子女聊聊天，但因那是尚无手机的黄金时代，母亲遂有说谎空间，我们也可帮忙圆谎，而酬劳是，如果她打牌赢了钱，回家后会付我和姐姐二十元港币；谎言有价，这道理，我从小就懂。
但世上没有永远不被拆穿的谎言，父母亲终究会因赌博吵架，也有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记得有一回，妈妈哭了，哭骂道：“你现在竟然责怪我烂赌！你不想想，当年我什么都不懂，是谁教我打麻将？是谁带我去澳门赌场？还不是你！是你！你你你！
父亲哑口无言；我们，子女，更是。
幸好夫妻恩怨难了难断，也没必要轻易了断，要紧的是，哭过了，可以笑回来，可以有机会重新再笑，便够了。每回吵完架，很快，母亲便又“牌照打”，重投竹战之乐，有时候甚至跟父亲和我和姐姐一起坐在麻将桌前，在一百四十四只麻将牌的啪啪响声里畅聚天伦。
所以，这么多年以来，我送过三四十份母亲节礼物，有大有小，有轻有重，有外买有自制，而其中最令我自己印象深刻、最令我妈妈感到贴心的一份礼物必是那个“麻将蛋糕”：我请饼店师傅在蛋糕上喷了“中”、“发”、“白”三张麻将牌奶油图案，祝她永远快乐、打牌快乐、不管是赢是输，都快乐。
活在麻将里，我妈妈真是一位快乐的女子。
没有了母亲的母亲节
文 | 胡洪侠
胡洪侠，1963年出生，河北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硕士，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
曾经有那么几年，一听到河北、山东一带大风降温、大雨成灾或口蹄疫蔓延之类的消息，我马上就想给父母打个电话，提醒他们关好门窗，没事少出门，买肉别光图便宜。可是，就在一两秒钟之间，我立刻意识到，这样的话不必打了，再也不用打了，永远没有机会打。
逢年过节也一样。父母离世后，有那么几年，每逢春节，我先想到的总还是“默认程序”：买票，回家，团圆。要到很多年以后才习惯：这些其实都不用想了，再也不用想了。
母亲节却是个例外。我是来深圳后才知道世上还有母亲节一说。看到同事伸手掐来算去，说五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天一定要给妈妈打个电话，我就犹豫：要不要也给母亲打个电话？可是，电话里怎么给我老母亲讲清楚这母亲节的缘故？
比如，是不是要这样说：“娘，今天是母亲节，您自己的节日。按理说，这一天您什么也不用做，光快乐就行了。莱我们买，饭我们做，酒我们给您满上，饭菜我们给您端上。按规矩呢，今天家中花瓶里要有忘忧草和康乃馨，那也应该是献给您的……可是，我回不去啊，只能电话里祝您节日快乐了。”电话那头，我的母亲会怎么回答我？
我想象得出来：听了这番话，她一定满脸惶惑；她一定不信端午、中秋、春节之外还有这门子节日；她一定会摇摇头笑一笑表示当娘的轮不上这等好事；她一定会说：“别胡说八道了，想吃面筋吃藕夹吃肉包子吃咸鲅鱼炖粉条你就回来，用不着瞎编个节日哄我。”
那些年的母亲节，我终究没有打过电话。我的母亲，终其一生也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为她准备的节日。如今我常为此自责不已，母亲确实是应该过一过母亲节的。记忆中每逢节日母亲总是最忙，她忙的是让全家人过节，她本人就成了节日的一部分。
如果节日是一台戏，她就是主持人，要宣布很多节目开始；她还是演员，几出压轴大戏是非她来唱不可的；她又是警察，得里里外外维持秩序；最重要的，她是指挥，从厨房到饭桌，从为列祖列宗准备供品，到分糖果压岁钱给孩子们，她都得发号施令，指点江山。
她绝没有机会在观众席上静静享受节日的气氛。换句话说，节日大戏一上演，除了不在观众席上，她有可能在台上台下的任何地方。她何曾真真正正轻轻松松过过一个节呢？
现在想来，积存在记忆深处的节日之快乐，并非全由节日带来，很多是由父母创造。这样的快乐，虽然无法重现，也总可以重温。唯独母亲节，对母亲来说是无从快乐的空白，对我而言，是无从改正的疏忽。母亲节是一个空头账户，我没有向其中存储过祝福，母亲也没有从中支取过安慰。如今，没有了母亲的母亲节一到，我只好默默地在想象中为母亲过节了。
我常常会想，如果当初我有心给母亲送份母亲节礼物，送什么好呢？我不记得母亲表达过她喜欢什么，想要什么。
去年我曾想过应该给母亲买架织布机。花瓶里的花花草草她自然也喜欢，可是她更喜欢在织布机上织出好看的图案来。从年轻到老，她那么喜欢织布，织出的布又那么有名，可是她从来也没拥有过自己的织布机。
今年我又改了主意：或许，我应该给她买一匹大红的绸缎才对。十岁左右的时候，有一次我在母亲常用的一个包裹里乱翻，翻出了一块红绸布。当时就想，这么好看的绸子，女生扎辫子应该不错。于是偷了出来，剪成很多条，分送给了班上的几位女同学。不知怎么，母亲就知道了，火冒三丈，咆哮了我一个晚上。这是记忆中母亲对我最凶的一次，我躲在炕上不敢还嘴，只自哀自怜地抽泣成一团。我至今不明白那块红绸布是什么来历，究竟有什么重要用途。但是我清楚：母亲发那么大的火，一定有她的道理。
如果——唉，只能是如果了——母亲健在，今年的母亲节，我一定要去买一匹，不，十匹、一百匹大红的绸缎献给母亲。我愿意用红红的绸缎把平平的房顶铺满，把方方的院子铺满，把长长的胡同铺满，把宽宽的大街铺满……只要母亲活着，而且快乐。
本文摘自杨照 马家辉 胡洪侠著《对照记@1963》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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