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黑暗中用自己的生命和著作点燃光亮


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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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 伊丽莎白·扬-布鲁尔

译者:陈伟 张新刚

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年4月



犹太裔美国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在旁观完艾希曼审判一年后写下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经刊出便引发轩然大波,争议不断。反对者批评阿伦特冷酷无情,有意为罪者开脱,无视犹太民族的苦难。然而伊丽莎白·扬-布鲁尔笔下的阿伦特却用她自己的方式“爱这个世界”。

 

《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被西方学界公认为最早且最权威的一部阿伦特传记,1982年首次出版。该版本为中文译本的最新版。伊丽莎白·扬-布鲁尔是阿伦特最亲密的学生和朋友之一。她从“书面材料和那些尚健在的认识阿伦特的人那里收集资料”,以传记的方式,讲述汉娜·阿伦特一生戏剧性的故事,并试图与历史的语境和时代的气质相勾连:与海德格尔的爱恋,与雅斯贝尔斯亦师亦友,与海因里希·布吕赫相知相守,与玛丽·麦卡锡亲密无间……“她的欧洲一代以及我们黑暗时代的历史,远不止是她个人故事的背景;她的故事折射着那个时代,她的著作也是为了寻求对那段历史的理解。”这本传记不仅为我们展现一个多面的阿伦特以及她在那个时代的道德哲学思考,更让我们看到一个榜样,如何在黑暗的时代用自己的生命和著作来点燃光亮。(本期推荐人/李佳钰)


本书作者


伊丽莎白•扬—布鲁尔

ElisabethYoung-Bruehl

1946—2011

 

职业心理分析师,毕业于纽约社会研究学院,工作于费城的宾夕法尼亚研究所和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分析训练和研究中心,擅长对人物内心的把握和描述。她是阿伦特的学生和朋友、最亲密的人之一。著有《安娜•弗洛伊德传》(1988)、《创造性人格》(1991)、《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1982,2004)、《阿伦特为什么重要》(2006)等。



精彩书摘


许多在“二战”前或“二战”期间来到美国的欧洲难民,常常是频繁地从一个国家迁移到另一个国家,无家可归。当他们讲述关于迫害与遗弃、个人厄运及政治灾难的故事时,他们的美国听众以新奇甚至几乎难以理解的方式,看到了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正如布莱希特(Brecht)所言,每一位故事讲述者,都是一位不幸消息的传递者。

                                                                                           

能找到工作的艺术家和学者很快就做出贡献,这些人往往十分杰出。他们在美国和世界文化中的角色广为人知——他们给数学、物理学、音乐、绘画、社会学、精神分析学,带来了宝贵的财富。但是,当这些难民开始营建新的家园,并修葺他们残破的生活时,反映他们个人境遇的诸色故事仍然值得讲述,这不仅为了他们那一代人,也为了未来世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十五年以来,关于纳粹德国的历史及其分析,大体都是由移民社会科学家作出的,这些社会科学家在战前便已经崭露头角。但是有一本名为《极权主义的起源》的书,出自一个受哲学训练的女性之手,作者在纽约一个很小的移民圈外鲜为人知,此前也从未写过关于历史或政治理论的鸿篇巨制。对阿伦特著作的批评性反响是巨大的:“它是一部大师之作”,“此人堪与马克思相媲美”。在后来的二十四年里,随着大量论文和著作的发表,从《人的境况》到《心灵生活》,阿伦特获得了国际性的声誉,并在当代理论家中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作为一名备受争议的思想家,一名与学术流派、政治党派及意识形态路线保持距离的独立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拥有范围持续扩大的读者。无论是专业人士还是普通读者,都试图从她那里寻找灵感;他们对阿伦特在1968年所编传记的序言中所表达的那种体会颇有同感:“即使在黑暗时代,我们仍有权利期待某些火光。它们往往不是来自理论与概念,而是来自一些人在生活和工作中的那些不确定、飘忽并且经常是微弱的光,它们几乎在所有的环境下都会闪烁,超越时间限制而永放光芒。”

 

这种来自个人作品的光亮将直接进入世界,并在作者身后一直续存着。无论它是大是小,是短暂还是持久,都依赖于世界及其运行方式。后世自有公论。来自一个人的生活——言谈、姿势、友谊——的光亮只有在记忆之中才能够存活。如果它要进入世界,就必须找到一种新的形式,以便能被记录、传承。一个故事必须从许多记忆和故事中产生。

 

我将讲述汉娜•阿伦特的故事,我从书面材料和那些尚健在的认识她的人那里收集资料。她的欧洲一代以及我们黑暗时代的历史,远不止是她个人故事的背景;她的故事折射着那个时代,她的著作也是为了寻求对那段历史的理解。就本质来说,传记关注的是一个人的生活。但它假定,一个人的生活,尽管只是大历史的一小部分,也应当讲述给未来世代听。后人可以对此一人生进行评价;但作传者只需要判断故事当如何去讲。直到阿伦特45岁,也就是她从纳粹德国逃离的十八年后,汉娜•阿伦特的名字才为公众所熟悉。惊讶而又困惑,她问她的老师兼朋友卡尔•雅斯贝尔斯:“我告诉过您了吗?一个星期前我成了一名‘封面女孩’而不得不从各个书报摊上看我自己。”1951年某日《星期六文学评论》封面上登了一幅照片,《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的作者在羞涩地微笑,从她看到这张照片的那天起,到她首次同意在美国电视上接受采访——条件是摄像机必须放在她背后,阿伦特努力避免以一张广为人知的面孔去生活。个中原由她的朋友奥登(W.H.Auden)作了解释:“公共领域中的私人面孔/要比私人领域中的公共面孔/更为明智,更为优秀。”(摘自《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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