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国际金融中心有两大巨人 其他都是侏儒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教授Wing Thye Woo

凤凰财经讯 2017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于6月3-4日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经济全球化与金融业规范”。凤凰财经做为特约全媒体全程报道。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教授Wing Thye Woo在论坛上表示，人民币应该更加快速的国际化，快于当前国际化的步伐。上海应该成为一个全球化的金融中心，而且速度也要加快。

Wing Thye Woo认为，如果纽约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指标是100，伦敦约是90，东京大概只有30。基本上来讲，在全世界的国际金融中心当中有两大巨人：纽约、伦敦，除此之外其他的都是侏儒，都是小矮人，比如纽约是100，日内瓦就只有10，中国需要推动金融向外发展。

同时，Wing Thye Woo为人民币国际化和中国创建国际金融中心支招，Wing Thye Woo认为，首先金融市场必须是开放的，其次金融市场必须是复杂经济的，而且不仅仅要搞洗钱，而是要能发展各种各样的金融工具，来满足多元化的需求。第三，金融市场必须是安全的，而且是要根据不同的方面、不同纬度的标准来衡量它是安全的。

以下为Wing Thye Woo发言实录：

大家中午好！非常感谢主办方邀请我，来到这么一个精彩的大会。

“一带一路”倡议，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全球举措。这样一个全球公民的责任，应该扩大，将中国的金融发展包括进来。具体来说，我要说一下，人民币应该更加快速的国际化，快于当前国际化的步伐。而且，上海应该成为一个全球化的金融中心，而且这个速度也要加快。

我当然知道，这个观点实际上是不同于现在中国的情况的，因为中国现在外储3年连续下降，而且资本的管制在过去6个月也趋紧了。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现象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金融的开放是有很多方面我们需要考虑，我来说一些理由，为什么我们需要进一步金融的开放。

之前的发言人，都说到了全球的安全性，由于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我们更加危险了。美国确实是全球化当中一个重要的部分，特别是在过去几年。欧洲的民粹主义抬头，以及英国退欧的决定，以及最后特朗普的当选，使得全球化的进程倒退。

全球化或者去全球化，现在出现了这样的趋势，上一次是30年代发生的。这是肯德伯克之前所说的，“这是使得衰退成为大箫条的一个原因”。所以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全球化或者去全球化，对于全球来说都会有巨大的影响。确实，全球化的管理并不是特别的理想，特别是IMF，也从80年代以来成为了美国银行的债务收债人，但是IMF对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并没有处理的特别好，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保持全球化的趋势，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全球化，这个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

我们一定要像中国一样，做出这样负责任的做法，要加强对于全球化的产品供给，这就意味着全球化是持久的，而且是在全球化的治理框架或者机制之内。

这和我所说的金融对外开放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来说一下，先从中国的入世说起。为什么中国需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呢？你只要单方面的来承诺，致力于自由贸易就可以的话，就不需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了对吧？但是，如果中国只是想，我单方面宣布就可以，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将是一个愚蠢的决定。

而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世界贸易的团体，如果不加入可能就会受到美国以及欧洲其它国家的排挤，而且会违反国际法。由此，会有一些高科技的转移给中国，比如美国国会，可能不会继续给中国最惠国待遇。

所以，当时中国入世，等于是唯一一个中国可以成为一个全球化的负责任经济体的条件。

同样，全球化对于中国也是必要的。主要是由于，世界第一大货币美元，不一定按照这种规则出牌。实际上，就是由于美元是世界第一货币，导致了30年代和08年的两次大萧条。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们一定要有多种世界货币，而不只是有一个，像现在这样美元一元独大。

所以，除了多元化以外，对于国家安全也是非常必要的。为什么伊朗就不再去造核弹了呢？为什么伊朗人现在可以参与到国际的支付体系当中来？就是之前由于美国的制裁。如果把美元的垄断打破，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金融开放，就会带来进一步地缘政治的影响，中国也没有必要来承担不必要的系统性风险。所以，对于国家安全来说，要有一个多世界货币的体系。

我们如何来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以及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呢？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让一个货币成为一个世界货币的话，它本身就是一个安全的目标。有很多国家的货币，比如瑞典的货币瑞朗，等等，都没有像美元那么的地位，也就是说在非居民之间的交易他们都没有办法使用。

我觉得这也是人民币的目标，那就是要成为一个国际交易货币。

下一个目标就是，不光是打造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而且是在最高层面的，打造最高级别的国际金融中心，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纽约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指标是100，伦敦差不多是90，东京大概只有30。所以基本上来讲，在全世界的国际金融中心当中有两大巨人：纽约、伦敦，除此之外其他的都是侏儒，都是小矮人，比如纽约是100，日内瓦就只有10。所以，这就是我所讲的两个目标，要推动金融向外发展。

我们要采用什么样的流程和过程？当一国的货币达到了国际化的地位，而一国的国际金融中心，能够成为世界顶级的国际金融中心，我们看一下历史上的金融研究文献，现在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总结，金融市场必须是开放的，金融市场必须是复杂经济的，而且不仅仅要搞洗钱，而是要能发展各种各样的金融工具，来满足多元化的需求。第三，金融市场必须是安全的，而且是要根据不同的方面、不同纬度的标准来衡量它是安全的。

如果学术文献是正确的话，我们就会看到，这些条件如果得到满足了，不仅是日内瓦、苏黎士，还有斯德哥尔摩，都能够达到，很多世界上的国际金融中心都能够满足这些条件，他们都是金融中心，但是他们并不是世界一流顶级的国际金融中心。

在学术文献当中究竟缺失了什么？缺失的正是肯德伯克所讲的，全球化是一个危险的现象。根据肯德伯克的研究，这个秘方确实就是科学，你要选择使用什么样的外币，就相当于你要用的是哪一种外语。所以规模非常重要，这也是为什么尽管斯德哥尔摩有一个开放的、复杂经济的和安全的金融市场，但是斯德哥尔摩并不是一个世界一流的、顶级的国际金融中心。

在这样一个角度上来讲，我们想问一下，我们要采用什么样的流程，来达到这个目标呢？首先要达到国际化的货币水平，然后要打造世界一流的国际金融中心。

肯德伯克强调指出，他觉得规模非常重要。也就是说，我们要看一下，相对经济体的规模，也就是一国经济体相对于目前全球经济体相对的规模大小。也就是，一国经济GDP的比例，而且是用购买力评价来测算持续的。我想请大家记住两个数字，也就是在1914年的时候，也就是一战之初，美国的经济体规模用GDP来衡量是相当于英国的两倍，在那个时候美元还并不是一个国际化货币，纽约那个时候并不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国际金融中心，尽管美国的经济规模是英国的两倍。

在10年之后，1924年美元已经超越了英镑，成为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货币，而在1924年的时候，纽约依然还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纽约什么时候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是在二战之后的事了。所以我们要记住第一件事情，就是2.1还不够大，3.2可能就是足够大了，对于一个国家能够达到国际化的规模。所以从绝对的规模来说，是我们可以讨论的，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必须要有一个最低规模的要求。

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需要意识到，当一国要建设世界一流的国际金融中心的时候，该国的货币必须要成为一个投资工具式的货币。这个时候当你的货币是开放的，外国投资人才会使用你这个国家的银行，必须要成为一个投资载体式的货币，这个时候这个国家才能够建设国际金融中心。

所以首先这个国家的货币必须要成为一个投资载体的货币，然后这个国家才有机会建设世界一流的国际金融中心。

历史上告诉我们第二个重要的经验，今天伦敦依然是世界最重要的两个金融中心之一，但是英镑并不是这样。也就是说在金融市场上有规模效应，由于平均成本不断下降。

当一个城市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之后，在运行一个普通的传统金融市场的成本是不断下降的，所以伦敦能够继续维持目前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从这个角度来说，除非欧洲人要设立一些障碍，来限制伦敦的发展，但是现在英国退欧并不会影响伦敦继续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我刚才讲了规模效应是我非常重要的一个论点、论据，但是我觉得我讲的地方也有一些不对的地方，因为规模效应的逻辑就是：均衡就等于绝对的垄断。

我们看到现在的现象，我们有两大国际金融中心，我刚才说的，你如果说纽约是100，伦敦是90，东京就只有30了，这是一个排名情况。

既然有规模效应之说，为什么会有两个国际金融中心，而不是只有一个呢？原因就是我们必须要思考一下地理的规模效应，是这样解释的。在夜间运行的时候，成本要比日间运行成本更昂贵，因为金融行业是需要各种各样支撑性、支持性的服务，法律、财务、会计，还有其他的一些辅助性的金融服务。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前提假设，在夜间运行的平均成本会上升，也就意味着在伦敦是晚上的时候，恰好是纽约白天的时候，也就是说纽约日间成本会更低，所以为什么纽约会继续发展下去？

我们要考虑把经济规模加总在一起，再加上地理区域的规模效应，就意味着应该出现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也就是说这个城市应该是在伦敦和纽约都是夜间运行，是关市的时候，这个城市是日间，所以悉尼、东京、上海、新加坡这些城市都可以成为候选城市，能够成为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的候选城市。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问一下中国是不是符合标准？我们看一下中国相对的经济实力。GDP的比例是可以把它细分成两个因素。

第一个比例是生活标准的比例，还有相对劳动生产力。

第二个比例是人口规模的比例，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人口再生的比例，我们知道未来的升值再生的比例是多少，我们都很有信心，也就是人口规模的差异，中美的人口差异是3.1，而中国的生活标准是美国的四分之一，你把这两个数字乘在一起，所以差不多经济规模是相当的。

如果中国能够成功追赶上，我们就说能够追上80%的美国生活水平，这是一个非常乐观的预测了。因为对于欧洲的生活标准是0.7，这有一些人口的偏好和娱乐生活水平的偏好等等。我的测算结果就是，中国GDP对美国GDP的比例到2050年、2060年，大概的比值是2.56，如果中国要陷入中等收入陷井，什么是中等收入陷井？我们知道拉美国家的经验，也就是说你在达到美国生活水平30%的时候就会停滞不前了。在1950年的时候，拉美国家就达到了这样的水平，然后就停滞不前了，如果中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井，而又继续增长，达到中国GDP对美国的GDP是2.56，这会意味着什么呢？我要请大家记住两个数字，2.1还不够大，3.2才足够大。在中国现在对美国GDP的比例是2.56，这说明什么呢？人民币是符合条件和资格的，但是还没有确保，自然禀赋是具备了，我们还要后天培养。我的想法就是由于我们考虑到中国有这个市场的能力，中国已经参与到了全球交易当中，这方面是在确定大宗商品也就是确定人民币的交易价格之后，是可以谈判的。

现在澳大利亚70%的铁矿石都卖给了中国，而且都是通过5年期合约的方式卖给了中国，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很明显是有市场实力的，因此中国是能够去谈判澳大利亚铁矿石的价格，而且是人民币来谈判。更重要的是，“一带一路”战略使得中国成为一个重要的信贷者，我们是债权方而不是债务方，这样的话你可以选择贷款计价的币种，你的溢价权是更强的，就要比借款人更强。

所以中国政府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来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成为国际货币，不仅仅是有自然的力量，尽管这些自然的力量可能还不足够强，所以后天的培养和努力是更加重要的。而且考虑到有这样一个事实，我说了你必须要自己主动推人民币国际化。

第二，中国在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速度应该多快？

东欧市场经济发展也不是特别好，所以这种逐步主义、渐进主义的理论是失败的。所以中国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速度以及开放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速度要有多快，我们可以考虑到各种各样的监管制度。

你在启动这个过程的时候，必须要确保监管到位。很明显，如果没有如何时间限制的话，可以这样来想，中国肯定是能够慢慢地去发展，是没问题，可以承受的。但是我认为，中国是有一个机会的窗口，中国必须要行动起来，而这个行动的窗口在我看来也就是未来10到15年。如果就像日本，日本是没有抓住时间机会，也就是在相对实力比较强的时候没有行动起来，就会错失这个机会的窗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机会窗口呢？这个机会窗口什么时候会存在？我们会忘记另外一个新兴的巨人，它叫做印度。

到2050年，印度人口将会比中国多出30%，所以即便是印度的GDP要比中国小，但是印度的相对GDP的规模要比中国更大。所以对于莫迪先生的政策，我们要有多乐观呢？很明显，印度这个社会已经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就是我们要追赶中国，并不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国家安全威胁，莫迪的政策在过去30年中，是主宰了印度政坛、议会以及整个社会的共识，就是要发展，尽可能追赶上中国，就要像中国这样快速地发展。

我们看一下美国和中国之间有一个差异，美国是追赶速度每年1.3个百分点，中国是5个百分点，到2060年的时候，中国GDP对美国的比例达到2.56。如果印度增长速度要比中国快1.3%的话，就会达到中国的规模，印度跟中国增长速度一样快的话，到2050年，印度的经济就会比中国的经济规模更大。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等候不是一个好主意，主要原因就是地理的经济规模效应告诉我们，世界上还会崛起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也就是在伦敦和纽约夜间运行的时候，第三个中心是白天，要么是上海，要么是孟买。

所以从这个基调上来讲，我认为中国应该积极地去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这不仅仅是考虑到国家安全，而且是为了促进国际的金融稳定，成为国际上的支付货币和积累财富的一种货币。

我觉得规模不光是中国一个能够打赢的因素，印度也有这样的规模，所以我们要考虑到三大条件，金融市场应该是开放、复杂精细和安全的。因此我认为这三个方面，中国应该是能够出台政策来解决这三个方面，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应该在印度市场发展到同样的开放、安全、复杂精细之前就应该出台政策，所以现在这些条件是都存在的，我也认识到有这样重要的角柱存在，也就是中国的脆弱性，中国对于抵御金融危机，尤其是在市场开放之后，对于抵御金融危机的脆弱性有多大。

比如说一场金融危机就是由于股市崩盘导致大家都是大量的抽出资金，导致股市崩盘，最后大家是从股市一下子把资金抽出来，投入到外汇市场当中，这样会出现螺旋式下降崩盘的过程。

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要研究脆弱性，不是光看稳定性，不光是看现状，不是说要导致停滞不前，而是要理解究竟什么是构成了金融的抵御能力、抗击能力。

我刚才讲了，金融危机有两个过程是相辅相成的，一个是股市的崩溃，导致了外汇市场的崩溃，然后会导致人们从国内市场逃离。马来西亚的做法是外汇管制，这样资本就逃不出去了。而香港采取的措施是制止了金融市场的崩盘，怎么做的呢？香港经管局出手去收购了金融市场25%的资产，应对金融市场的崩盘，是非常规性的政策措施，也促使我们这些经济学家要思考这种急救药和常规维持药之间的区别。对中国央行来说，有了这些全球的经验，也能够帮助中国更好地去管理好这些问题。

所以讲到这儿我想说的是，“一带一路”同时应该伴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和上海的进一步开放，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中心。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