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财教授缪因知谈IPO争议：有的经济学家客串民间纪委

原标题：谈IPO股票首发加速为何应该坚持，又未能坚持？

【编者按】继6月2日晚间，证监会公布IPO获准名单降至4家后，市场再起激辩。该放缓还是该鼓励？各路经济学家纷纷站队，资深财经评论人叶檀反对暂停IPO，又有高善文称“A股是个名利场，停发新股做法很不可取”；而赞同方面，有吴国平表示IPO发行放缓是利好，侯宁则称“新股发行存缺陷”。那么，IPO提速究竟要不要坚持？由7家缓至4家，这是否是监管层又一次踩下了IPO刹车？一个股市又揭露了宏观金融怎样的痛症？监管只是A股的事儿吗？新京报推出第六期“刘士余主席，我想和你谈一谈”，聚焦新股发行减速及监管背后的宏观经济症结。

6月2日证监会宣布该周股票首次公开发行（IPO）企业从7家降至4家。今年以来，IPO节奏一度维持着每周10家，并在近期招致了部分财经界人士的猛烈批评。

此番IPO企业骤降，善意的解释是正好这一次的适格企业少了很多。但大家都了解证监会对新股发行实质上具有不小的“节奏裁量权”，可以通过安排发行审核委员会频次和上发审会企业数目等决定每个周期内的IPO数量。所以一般人都认为这不是巧合。我们理解证监会综合考量的权力，但如果是被骂停或随股指而伏，则不免令人遗憾。

关于证监会通过调整IPO节奏来“调控”市场之成败的讨论，已经伴随着市场演化走过了二十多年。但在当下，其实这个事情本来要更为简单一些。因为发行注册制改革已经从理论设想逐步进入了政策落实预备期。的确，注册制不应该是发行零门槛。但当前能在证监会“上会”的企业的财务指标、合规记录基本上都越过了未来注册制下可能的门槛。

把长期积累下来的排队长龙一窝蜂地放行，自然不够审慎，因为每一时点上市场有能力分析评估的新股数量是既定的。但在注册制开始倒计时的当下，放松发行的事前监管，尽可能给予企业参与机会，本来就是可预见的题中应有之义。有的民间经济学家客串民间纪委，还把新股发行定性为“感恩报恩”工具，沉浸于旧时代高门槛股市的暴利岁月中，令人悲哀。

的确，一级市场的开闸会吸走二级市场的部分资金，导致交易价格回落。但这不应该是反对IPO加速的理由。

一来，设立新股发行制度，本身就是为了让新生力量加入资本市场的竞争、给投资者更多选择机会，实现优胜劣汰。已上市公司的大股东等股份有锁定期的人，才真正应该害怕新股群起；包括投资基金在内的公众投资者坐拥用脚投票的流动性权利，不应由于手持旧股，而不分良莠地排斥新股。若讲新股日繁，让散户“乱花迷人眼”，不得不退出，亦正符合成熟市场发展的专业化轨迹。

二来，由于发行基本条件并未明显降低，故而新股在质量上未见得低于中位市盈率已经70多倍的旧股。在“经济新常态”、实业吃紧的这几年还能维持经济高增长时期制定的营收利润标准的公司，可能总体上抗压能力还早于不少老公司。它们进入市场，中长期内对股票指数等会有正面积极作用。

三来，一年多来3000亿元的募集资金额面对40多万亿元的流通股市值、20多万亿元的公私募基金规模，又能夺食几许？

议论虽是汹汹，股市主管部门也有可总结经验教训之处。一年多来，各种喊话、运动、新政，尽显大包大揽之势，如率性指认“坏人”、对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依法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出言恫吓、在经济下行期间行政干预企业通过并购重组来优化配置存量资源，引来万千目光聚焦。股指出现波动后，却想置身事外，自然不易。考验之下，竟是本来值得坚持的战线被动摇不已。

一方面，由于壳价值的虚火，大股东董监高出让股票的权利被集体陪斩，并带来规章内容是否超越行政部门权限的质疑；另一方面，发行审批者却放松了对壳价值的主攻火力。监管者的本位，是一个需要长期被讨论的命题。

□缪因知（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