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张玮玮 如父如子
图/邱敏
“在做《白银饭店》专辑时，他开始重新认识故乡，重新认识与故乡勾连一生的父亲。
”2016年春节过后，音乐人张玮玮去了一趟西藏。这一年他40岁，按照对年龄的传统划分，他将步入中年。藏历十五凌晨3点，他背着父亲的灵位，在寺庙里点了一千盏酥油灯。试图找到平静和安慰。
十年前父亲曾到西藏看张玮玮。彼时青藏铁路尚未通车，从家乡白银出发，在西宁和格尔木转车，得折腾三十多个小时才能到拉萨。张玮玮当时正在拉萨北京路的一家夜店驻演，每天看台下的饮食男女摧枯拉朽地把自己灌醉。他事前设计了很长时间，想在车站给父亲一个热情洋溢的欢迎仪式：献上白色的哈达，说一句“扎西德勒”。可就在见到父亲的一瞬间，他整个人僵住了，语感、冲动全部丧失，直到两人上了公交车，他才从包里掏出这条哈达，递过去说：“藏族人玩这玩意儿。”父亲看了一眼，装进包里。
一对典型的中国父子，吝啬于表达感情，直至天人相隔才知痛感将蔓延一生。“我和我父亲其实是互为彼此的人生。我们共同完成了一个人生。”张玮玮在今年3月的一次演讲中说。
父亲出生于1949年1月的绵阳，热爱音乐，一生荒废于日益落魄的西北工业小城白银。2016年年初他因病去世。
儿子张玮玮出生于1976年12月，幼时痛恨音乐，飘荡于北京和云南，曾耻于谈论白银，30岁之后才以此为支点，开始叙述镶嵌在故乡时代缝隙中的荒诞故事。
“我出生于西北工业小城，那里没历史、没文化，看不到任何支撑我的东西。直到做《白银饭店》，我准备了五年，我立在天地之间，突然不恍惚了……我就是白银的人，那里现实的、虚幻的，都是这些年我要琢磨的东西。我得先搞清楚自己从哪儿来的。”5月中旬的一天，张玮玮坐在大理古城的一家咖啡馆里说。他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顶着标志性的瓜皮帽，谈起父亲和故乡时，语气中充满了时不我待的耿耿于怀。
当时高原正下过一场雨，夹杂泥土味的空气从窗外奔涌而来，阳光穿过黛青的云翳，照在白色的纱帘上。楼下就是野孩子乐队的排练室，苍凉的歌声不时传上来：“我眼望着北方，弹琴把老歌唱，没人看见我，我心里多悲伤。我坐在老地方，我抬头看天上，找不到北斗星，我只看见月亮。”
张玮玮那天自然没有参加排练。他得了麦粒肿，眼镜和墨镜频繁切换；他在圆桌对面就着一杯拿铁咖啡讲了四个小时的故事，关于被管束的童年，关于曾经激烈反抗而今逐渐理解的父亲，关于白银，关于他是谁。
“只要不搞音乐，干什么都行”
张玮玮很早就接触音乐。1985年，家里买了一台价值3500元的珠江牌钢琴。当时父母二人每月工资加起来只有200元；钢琴从广州运到西北小城，路上走了整整两个月；之后的几个月，总有四面八方的人来家里看钢琴长什么样。但张玮玮没有自豪感，他毫无反抗地失去了午休时间——每天中午和晚上，他都得练琴一小时。当时台湾电视剧刚进入内地，为了看热播的《星星知我心》和《昨夜星辰》，他就在钢琴架上摆一块镜子，一面看电视，一面胡摁。
没多久，他又被父亲带到兰州去学单簧管。每个周末，他都得早早地起床，和父亲坐三个半小时的汽车到兰州，吃过午饭后才能去敲老师的门。父亲通常不进去，在外面等两小时，上完课，父子俩当天再坐车回白银。
对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这一切太枯燥了。为了练好吹奏乐的基本功，他得将蜡烛的火苗吹到倾斜45度角，既不直立也不灭掉，一口气均匀分配出来，这个长音20秒，下个长音40秒， 如此循环往复，直至吹得头昏脑涨。
“练半天，完全不理解到底在干什么。就觉得和音乐一点关系都没有。”张玮玮讨厌音乐，也讨厌父亲一股脑儿地将音乐梦想寄托在自己身上。当时的张玮玮崇尚工人，那种安稳休闲的大锅饭体制是他所能看见的生活方式的总和。
1954年，白银有色金属公司成立。作为新中国最早建设的大型铜硫联合企业，它先后被国家列入“一五”、“七五”、“八五”重点建设项目。1960年铜硫生产系统建成投产之后，白银公司一度是中国规模最大的有色金属生产企业。怀抱着建设大西北热情的人们从全国各地涌来，正如张玮玮在第一张专辑《白银饭店》文案中所言：“直到把那片荒凉的戈壁滩挖得灯火通明，兔走浪奔。”
到了80年代，具有阶级优越感的工人们早已把自己从拼搏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人浮于事造成的集体懒惰如传染病一样肆虐。所有人定点上班、定点下班，一个人能完成的事情分成十个人干，其余时间下棋打牌、喝茶聊天。幼时的张玮玮断定这是和谐生活的典范。他自然不知道其中意义，许多人将因此而蹉跎一生。
“我父亲没有陷在生活的泥沼里，他一直在往上爬，他希望我从小就能从那里拔出来。”后来的张玮玮意识到，父亲逼自己学音乐是因为这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
在白银，父亲曾是负隅顽抗的异类。年幼时热爱乐器，自己琢磨竹笛和板胡，爷爷却认为玩物丧志，把笛子掰碎，扔到炉子里，父亲赌气，爬到房梁上不下来。奶奶也觉得做音乐是不务正业。多年后张玮玮去北京闯荡，她问：“你在北京做什么？”答：“做乐队。”——“啊呀，人家在底下跳舞，你在上面吹喇叭，多丢人啊。”
“文革”开始没多久，父亲找到了一个从上海下放来烧锅炉的单簧管老师，拜师学艺，自此正式开始不为人知的音乐生涯，辗转于公司宣传队、厂矿子弟小学和中学之间。他固执、清高，没有圆融的社交能力，和谁都不来往，也甚少参与看电视、吃花生、下棋的家庭活动，他的唯一爱好就是在桌上抄音乐谱子。
“小时候我就觉得他不食人间烟火，对我们很苛刻，强加了很多东西在我身上。”张玮玮说，“所以我当时有个梦想，只要不搞音乐，干什么都行。”
“我是靠摇滚乐才得救的”
张玮玮叛逆的青春期终于伴随着白银惨淡的光景一同到来。“1994到1998这四年，白银一直在绝望的处境之中，大小工厂纷纷倒闭。依附在工厂的一个个家庭靠着微薄的低保维持生活，我母亲的纺织厂甚至有人因此跳楼自杀。我的一个同学和全家人在路边摆摊，我曾在深夜看到他们全家人推着车回家，除了货车轱辘在路上发出的声音，其余就是沉默和无边的沉默……几乎全城的年轻人都在往外跑，拼命地逃离这个困境。”2016年，孤悬已久的“白银连环杀人案”告破后，张玮玮在微博上发布了文章《关于白银》。
这个偏远的小城，所有反应都比大城市慢半拍。及至90年代，这种迟钝演变为限制城市发展的桎梏，按照张玮玮的描述，就是“整天死气沉沉，所有人每天都在鸡毛蒜皮里搅来搅去”。
1993年，父亲把张玮玮送进西安音乐学院，为他挑的乐器是单簧管。张玮玮依然反感传统的音乐教育，当时他能想到的最好的未来就是去黄河边做一名乡村音乐教师，直到他在宿舍遇到一个很酷的人，那种跟谁也不说话、每天晚上一个人躺在床上听录音机的摇滚青年。跟他混熟之后，张玮玮就被带进了摇滚乐的世界，周末等舍友们都出去玩了，他俩就在宿舍里放大音量，一个乐队一个乐队地听。张玮玮一头扎进新世界，自负地认为以前父亲给予的音乐教育毫无意义。“我是靠摇滚乐才得救的。”他想。
1997年春天，张玮玮在突降大雪的兰州街头见到几个久未谋面的朋友，他们打算第二天南下广州闯荡。借着酒劲，张玮玮借钱买了张车票，跟着一起去了。四个月后，他穷困潦倒地回到白银。没多久，从小在心底发誓“只要不搞音乐，干什么都行”的张玮玮决定去北京搞音乐。
2012年2月14日，台北，野火乐集《走江湖——大陆新民谣宝岛放歌会》媒体见面会，野孩子乐队的张玮玮(左)、郭龙(右)与张佺(中)一起出席演唱
“90年代末，北京成了又一个黄金世界，很多人从各地来到了那里。他们骑着单车坐着公交车不停地忙活，直到把那座古老的城市忙得灯火通明，车水马龙。”张玮玮后来在文章中写道。他借住在郊区一个朋友租的小平房里，终日练琴，1999年加入野孩子乐队，同时给万晓利、左小祖咒担任乐手。那时一场演出的收入只有几十块，但张玮玮依然觉得这是他最快乐的时光。
除了1989年就相识的音乐人郭龙，此时的张玮玮切断了和白银的所有联系，“很多留在家乡的同龄人，都逐渐被生活磨得圆滑又世故，看见名利权势就会不假思索地扑上去。”
父亲对于儿子的生活逐渐失去了掌控力，他的胁迫变成了担忧。张玮玮说那时候马路边的吉他手经常被当作地痞流氓，父亲最担心的就是儿子会学坏、会和一帮摇滚青年干违法乱纪的事儿。“他不知道我去北京干嘛了，他的想象是无边无际的。”
调到一个郊区中学担任音乐教师之后，父亲每天都得坐半小时的火车通勤。姐姐搬到了兰州，母亲也因工作调动去了省城，父亲独自守在白银。以前在小学任教时，他曾试图推进自己的音乐教学实验。为了给学生们解释清楚五线谱，他腾出四五十平方米的教室，将五线谱画成跑道，给每个人安排一个音符，随着音乐的进行，让他们在跑道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没搞几次，他就被校长批评说不好好上课，耽误课程进度。
很多年过去，每当张玮玮在家练习乐器，父亲在写字台前抄五线谱的那个身影都会从脑海里浮现。他开始试图接近当时的父亲：“家里人不理解他，工作单位的人不理解他……那么多年，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在想什么？”
“那股劲儿其实也没什么用”
在北京一待14年，很多美好的回忆都留在了2003年之前。
那时张玮玮刚开始做独立音乐，意气飞扬。朋友的表哥到平房院子里听他唱歌，沉默不语，穿过麦田时突然对他说：“玮玮，你一定要找到一个纯洁的集体，待在里面好好唱歌，别的什么都不要做。”
他找到一群伙伴，十几个人聚在一个简陋的屋子里，一摞一摞地听磁带，晚上关掉灯，谁也不说话。他找到一种与世界的对抗感，并基本以这种对抗感为支撑，度过了物质生活匮乏的岁月。
2001年，野孩子乐队在三里屯南街开了一间既用于排练也用于演出的“河酒吧”。全北京的文艺青年都在那儿扎堆喝酒，小河、万晓利，以及不属于音乐圈的罗永浩等人，都驻扎在这个只放得下三张桌子的酒吧里。张玮玮同时在三个乐队担任乐手，唱黄河谣，玩即兴音乐，日子过得逍遥。
2003年，“非典”席卷而来，河酒吧于当年夏天关门大吉，张玮玮所在的野孩子乐队、美好药店乐队、LZ乐队相继解散。他所居住的摇滚村霍营，开始遭遇一场以逃离北京为主题的灾难。好多人躲“非典”，回了老家，从此再没出现。“本身特别脆弱的生存方式其实特别经不起变动，穷小子们背上琴，说散就散了。”
张玮玮没有收入，住在郊区冷冷清清的村子里，秋天入冬的时候，大风吹得树杈噼里啪啦地响。白天他经常站在村口看树枝，一看两三个小时就过去了；晚上就坐在院子里看井，一看又是两三个小时。“精神特别恍惚，动不动就定住了，后来我就意识到不对劲。”张玮玮开始害怕，觉得自己应该再回到人群中去。他带着全身上下仅剩的400块钱，在东四十条的一个院子里找了一间屋子，月租1200——钱是管左小祖咒借的，住了三个月，张玮玮续不上，只好又搬到了郭龙家的书房。
那段时间的张玮玮感觉自己非常疲软。“最初的时候人都是靠荷尔蒙、靠青春那股劲儿撑着，到后来发现那股劲儿其实也没什么用，转眼就消耗完了。”张玮玮开始怀疑自己，“这条音乐道路是不是真的行不通？是不是真的应该像父母那样，应该早点结婚成家？”
他发现做乐手就是把自己的梦寄托在别人的梦里，别人的梦一碎，自己就变成了孤魂野鬼。
2006年，又飘荡了三年的张玮玮30岁，依旧一无所有。父亲却“突然从那个一直紧绷的位置上放松了下来”。之前几年，这个一直盼望着把儿子培养成音乐人的父亲开始劝已经成为乐手的儿子回白银找份安稳的工作。
又过两年，张玮玮混得略有起色时，会把发表的一些作品、接受的媒体采访寄回白银，告诉父亲自己在外面没有混得很惨。父亲每次看完，都会劝他：“人还是要务实。”——当然这是后话，2006年，张玮玮最迫在眉睫的事情是，如何找到自己内心想表达的东西，从而延续自己的音乐生涯。
“我们只有这个故事可讲”
张玮玮决定开始登台唱歌。2006年第一次上台，他就傻了，没想起一句歌词。头三年在台上，他基本站不稳。做乐手时，他能把自己藏在角落里，可一做主唱，就好像得承担全部的舞台责任。
“找到自己的一个主题，然后把它完成，是一个特别特别痛苦的过程。”张玮玮说。2009年，他开始和老搭档郭龙合伙写歌。曾想起小时候每个放假的周二下午，他都会被锁在静悄悄的家里，他听到两个卖菜的大妈坐在窗外树荫下说：“今年的洋芋特别沙，撒上些白糖，就是苹果的味道。”
2009年，北京，右起：张玮玮、郭龙、小河在路边排练
“是啊，那年的洋芋特别的沙，就像那年的我们一样，坐在命运给我们的故事里，看着幕布缓缓拉开……可我们只有这个故事可讲。”在《白银饭店》专辑的文案中，张玮玮这么写道。
一开始，他只想做一张架空的、迷幻的、叫《白云饭店》的专辑。做封面时，他在印刷厂旁写文案。他掏心掏肺地写了将近5000字，发现说的全是白银的事儿，他突然就觉得人生被打开了——“它接近真实，又不仅仅是真实。”
“如果要写一部荒诞的魔幻主义小说，让你挑写兰州还是白银？你肯定会选白银，兰州有什么可荒诞的？”张玮玮找到了他命运的起点，也找到了他表达的支点。也就在那段时间，他开始重新认识故乡，重新认识与故乡勾连一生的父亲。
“从父子关系的角度来说，我们本身就是一个整体。如果我爸不给我铺前面所有的线的话，我根本到不了西安音乐学院那个宿舍，不到那个宿舍我就碰不着那个人。碰不着那个人会怎样呢？”在白银，正常的生活轨道是读完几年书就去工厂上班，如此循环往复，直至下岗大潮来临。“那个地方埋没人太容易了。百万人，转眼就全部埋没了。”
父亲一生几乎未离开西北，最神采飞扬的回忆也仅是关于地质队的往事。16岁时，他和一个老队员一起在青海藏区勘探，被困山上后，用随身携带的手套和胶鞋去和当地牧民换粮食。
2014年，张玮玮去了一趟柏林，回来给父亲带了一个博朗的剃须刀。他讲柏林墙的故事，父亲就坐在那里安静地听，到最后只说了一句话：“你们这代人多好，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张玮玮说，父亲天天抄谱子，而他自己的人生也就像谱子一样，五条线，画得清清楚楚。“你能出这五条线多远？人生也一样，工作、家庭，你出不去。我父亲对这个世界有特别多的期待，但自己没有完成。所以我不要谱子，我就不让自己陷在里面。当然其实最终都一样，时代啊，谁能抗拒？”
每次从外地回白银，张玮玮都下定决心要做一个哄老人开心的儿子，可一到家，顶多撑一晚，第二天就又开始闹别扭，轻则沉默，重则吵架。每每再从白银离开，他就又会陷入愧疚：“我有必要较那个劲儿吗？”
《白银饭店》里，张玮玮写了一首同名歌曲，他在里面唱：“最光明的那个早上，我们为你沿江而来，可是你的愁云萧森，我们迷失在白银饭店。最温暖的那个晚上，我们为你朝南而去，可是你的暮色苍茫，我们搁浅在白银饭店。”
2016年，为了给父亲守孝，18年来，张玮玮第一次回白银待了两个月。他去看管虎的电影《老炮儿》，里面有一段，扮演父子的冯小刚和李易峰在小饭馆里吵架，儿子梗着脖子冲父亲吼：“你打我，你打我，你除了打我你还能打谁？”张玮玮在电影院里哭得涕泗横流。
很多以前断了联系的朋友在那时突然冒了出来，前前后后地帮忙。以前张玮玮看不起他们，觉得他们成了丧失个性的中年人。可当他遇到困难时，这群人却当仁不让地站了出来。
“以前离得太远，还是有误解。”张玮玮说白银现在正努力地顺应着时代的变化。“所有电影院、饭馆也在参加美团，支付也能用支付宝和微信，跟世界上所有人一样，都在努力地生活。戈壁滩上在重新种树，街上的路都在修，白银不是一个被埋葬在历史拐角的故事。”
张玮玮也开始重新厘清他从哪里来这个问题。他意识到，父亲的一生就是故乡和国家嵌套在个人身上的历史：诞生于新中国成立前夕，因社会主义召唤来到一座拨地而起的工业小城，去世前两个月，矿区停工，载着工人从市区到矿区上班的绿皮火车停开，白银完成历史使命。
“每个在那儿生活的人都有自己的命运。”张玮玮说，“我就是白银人，我就是要把白银的事儿说清楚。”
2015年年底，张玮玮在兰州演出。他给父亲留了票，但父亲因病没有到场。张玮玮不知道父亲这一生有没有为儿子骄傲过，但他知道，其实此后再也找不到非回白银不可的理由了。
本刊记者/徐雯 实习记者/王婧 发自云南大理
编辑/周建平 rwzkjpz@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