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盲人“奇葩”蔡聪 | “蔡网红，你得红下去啊！”
有一次机构买来避孕套做活动。同事一窝蜂跑过来“想摸一摸”，因为之前根本没有接触过。还有同事去情趣用品店买东西，店主瞅来瞅去觉得不对劲儿，问：同志，你走错了吧？
蔡聪说，盲人使用智能手机主要依靠的是读屏软件。新京报记者李兴丽 摄
文｜新京报记者李兴丽 编辑｜胡杰
校对｜郭利琴
►本文约4847字，阅读全文约需9分钟
自从上了辩论类综艺节目《奇葩大会》，蔡聪的微博置顶了13个有关盲人的奇葩提问：“盲人怎么用手机，刷微博？是不是有特殊手机？”、“盲人看不见怎么剪指甲？”、“盲人吃鱼吗？”、“盲人接吻的时候什么样？”……
2017年的春节，这个失明20年的湖北人几乎刷新了大众对残障人士的原有认知。身穿灰色西装，手拿红白色盲杖，当他站上《奇葩大会》的舞台时，他说：“我叫蔡聪，我是一个盲人。”
“伤残本身只是换了一种新的活法，是一个人的特点而非一种缺陷。”当他亮出自己的主张时，摇着扇子睥睨全场的高晓松给出了极高的评价：“这是咱们大会到现在为止最精彩的一次演讲……因为残疾你体会到了别样的人生。”
“别样的人生”不但刷屏，半年后，还逐渐成为健全人世界的一种参照。
一家世界五百强企业邀请他谈人工智能的前景，一个演讲类节目邀请他分享“寻找内心安定的经验”。还有各地的销售商找到他，开出一场几万块的价格，想请他站上讲台刺激下那些欠缺动力的员工。有不少真人秀节目邀请他加盟，“就表演非视觉摄影”。
一站成名后，这个拒绝以按摩谋生的男人成为1200多万视障碍人中的代表。
没有苦大仇深，不愤世嫉俗，也不过分自尊。蔡聪试图呈现一种不为人知的盲人世界。
蔡聪在《奇葩大会》节目中。图片来自网络
“酷酷的”盲人
“看”这个词在盲人的世界拥有多个变种。
在位于北京市丰台区木樨园附近的办公室里，蔡聪伸出右手，摸了摸戴在左手上的布拉德利手表。他想看看几点了。
那是一款为纪念美国士兵布拉德利设计的盲人手表。他在阿富汗战争中失去了视力。钛合金的表盘上凸出十二个刻度，磁轨里的两颗钢珠随时间转动。通过触摸珠子的位置，盲人可以“看见”时间。
蔡聪喜欢这款手表。除了避免“现在时刻，x点x分”的报时尴尬，炫酷的外观让盲人觉得有尊严感。他花了1400块从淘宝购入，戴上觉得“酷酷的”。
蔡聪目前是1+1残障人公益集团旗下有人公益基金会残障项目的总监，“一加一”残障人公益集团创办于2006年，是残障人自行管理、执行的非营利性的中国民间本土残障人自助组织。
“酷”是蔡聪和盲人同事追求的一种生活状态。
他上下翻着自己的ipone5，对自己主编的“有人”微信公号的内容进行把关，读屏软件和语音辅助功能给了他工作的可能。没有多少感情的女声，以一秒钟4-5个字的速度把手机屏幕上的内容读出来。要求改进排版的留言多了，他就知道页面做得不够美观。
他对坐在对面的同事马薇说，“排版得再优化一下。”马薇视力只有0.5——发票贴到眼跟前，可以分辨出领导出差吃的是麦当劳。
作为把她招进1+1残障人公益集团的领导，蔡聪的视力比她差了几十倍。他10岁因药物致盲，视力萎缩至0.02。盲杖敲在橘黄色的共享单车上，嘴上会念叨“这是个什么鬼”。
这个来自湖北荆州的小伙儿已经在这间办公室呆了7年。书包会被精准地扔在座位旁的椅子上。做饭的阿姨把菜放进锅里，他就能闻出炒得是青椒还是豆角。
像大多数上班族一样，蔡聪会对着办公桌上的电脑“啪啪啪”敲下一串串文字。“我，我们的我；沉，沉静的沉……”他熟练地点选，读屏软件的声音像快放的磁带，“一点点加快”，直到常人几乎听不懂的速度。
当然，错误在所难免。有一次邮件回复晚了，他开篇写到：对不起，脱了这么久！等到被对方指出错别字的时候“简直是五雷轰顶”。
新消息会叽哩咕噜从放在桌上的手机里跳出来，标点和表情也会被朗读，比如一个笑脸，会被描述为“眯着眼睛露齿而笑”。
蔡聪目前是1+1残障人公益集团旗下有人公益基金会残障项目的总监。
“哟，盲人还能用电脑啊？！”
蔡聪的办公室隐藏在一座商住一体的高层里。
一楼负责开电梯的阿姨刚来时，看到五六个盲人来挤电梯，惊讶得半天没动。“可能她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盲人。”蔡聪的同事傅高山回忆。
等第二次再见时，阿姨拦下了所有人，让盲人先走。后来知道盲人可以自己坐电梯，遇见热心帮忙按电梯的，她会抢着说，“不用管他们，他们自己会按。”再后来，了解多了，一见面就张罗着给盲人介绍对象。
蔡聪觉得，现实世界里，盲人和普通人之间的鸿沟就像这位阿姨的经历，“不是不人道，只是不知道。 不是不理解，只是不了解。”他选择成为奇葩说的一名辩手，就是为了消弭这道鸿沟。
2008年，中国签署了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根据公约精神，残疾不是一种错误，而是人类多样性的一种状态，不应该“被纠正”。这成为他供职的公益机构最想传递的观点。
在全国拥有17171个盲人按摩机构的时候，蔡聪和同事拒绝成为按摩床前的一员，他们试图向大众呈现更丰富、更真实的盲人世界：播音员、热线客服、速记员、心理咨询师、IT工程师、律师、歌手、销售、淘宝店店主……
他们组织的活动看上去也挺“怪异”。其他助残机构带着残疾人去“种树、看花、看海”，他们组织同胞去摄影、打CS——每人戴上一个铃铛，就改编成了盲人版。其他机构的活动要求亲友陪同参加，他们强调需要独自前来。
他们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由盲人组成的广播制作团队、成为中国奥运会历史上第一个注册的残障媒体，培训出中国第一批盲人速录师。
他们还会和企业“叫板”。
盲人看不见，大多依靠声音构建世界。对声音的渴求让蔡聪们敦促企业改进电子产品的语音辅助功能。这是一种信息无障碍设计，依靠它盲人可以使用读屏软件、导航等多项辅助功能。
蔡聪走在下班的路上。
最开始时，大部分厂商的反应是：“哟，盲人还能用电脑啊？！”
蔡聪把企业的工程师拉到机构来参观。同事把电脑键盘敲得啪啦啪啦响，得到的反馈却很尴尬：“这是个系统工程”、“暂时没有那么多投资”、“要不，先等等，等我们APP火了，再给你们改”……
去年，针对某著名国产手机的信息无障碍问题，他们又召集了一千多视障人签名，厂家最后才同意改进。
“在国外，无障碍功能对一款产品来说是基本要件，否则可以理解为bug。”但在国内因为相关规定简单松散，设计师没有接受过无障碍规范的教育，设计一旦形成，牵一发动全身，“只能靠不断沟通、沟通、沟通。”
2014年，一个互联网企业号召为盲人读书的活动曾引发争议。为了吸引更多人参与，主办方把盲人描述为几乎无书可读的弱势群体。
“这是盲人真正需要的吗？”
蔡聪连夜写了文章批判：主办方故意忽略了盲人可以通过电脑、电子书、手机等渠道的阅读，看上去是在帮盲人，实际上是在强化刻板印象，突出盲人的无能。
像是一个陌生世界的导游，他挥舞着手里的小旗，跟主流世界争夺盲人的权利和形象。“比如盲人去找工作，普通人可能会觉得你们都没书可读，怎么能胜任呢？”
蔡聪和妻子肖佳。图片来自网络
曾经的“三次绝望”
与现实的犬牙交错相比，媒体上的蔡聪是“行走的鸡汤”。为了提升气质，《奇葩说》为他提供了一个眼镜框，他只在出席活动的时候戴上，“显得文质彬彬”。
来采访的媒体总是免不了试探：你一定有过一段挺难的日子吧？
他一脸无辜：没有啊。对方通常愣在原地好几秒，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这个三十出头的男人承认自己有过三次绝望。
一次是看遍武汉、北京等地的医生后，他们一家三口坐着轮船逆长江而上，到四川万县去看神医。传说那位老神仙对着人眼吹口气，能让残灯复明。
他接了仙气儿，父亲回去砍了祖坟上的两棵树，光明依然杳无音讯。他在乡下爷爷家的门槛上枯坐了半年，又回学校念书去了。
第二次是教育考试院拒绝他以工作人员读题的方式参加高考，“因为没有先例”。后来，他爸循着杂志上的广告，帮他报考了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针灸推拿系。
第三次“绝望”来得有些莫名其妙。毕业实习时，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坐在盲人按摩店里等客人。电风扇呼呼地转着，胃早早把清汤寡水的饭消化完了，混合着饥饿感，他在北京的夏天里感觉到“特别虚无”。卷了行李，连工资都没要，便跑回家去了。
蔡聪的妻子是一名盲人美容师，两年前在他的鼓励下，独自来到北京发展。
在漫长的青春里，这个精悍的南方人一直努力把生活过成另外一番样子。他喜欢机器猫。并为自己和机器猫找到了共同点——机器猫也是残障猫，它没有耳朵，“伸手不见五指”，而他“目中无人”。机器猫掏掏四次元口袋就能变出上千种道具，他也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小伙伴们踢球，没有队伍愿意要他，他就不算正式队员，跑来跑去当块肉盾。时间久了，球队研究出新的方案，在足球上套个袋，踢球时多喊一喊，让这个盲人同学能一起参与。
到了中学，他加入了贝塔斯曼书友会会员，成为班里“启蒙小组”读书会的组长。一张汇款单可以换回5本书。为他读书的同学带着他看完了《水浒传》、《百年孤独》、《乱世佳人》、《康熙大帝》、《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等到大学毕业时，他已经长成一个无所畏惧又个性十足的青年。
他规划了一场三天三夜的毕业旅行，和5个老盲同学去了趟上海。每天一大早带着面包榨菜去看世博会。德国馆的时光隧道虽然只存在于别人的描述中，但依然让他大开眼界。
也是那一年，他写了满满4张word，应聘成为“一加一”残障人公益集团的一名播音员。应聘的问题之一是：如果《非诚勿扰》举行残疾人专场相亲会，你会不会参加？
“当然不会啊。专场相亲会本身就是对残疾人的一种歧视。”7年后，“一加一”的创始人傅高山想起当时读到蔡聪发来的邮件，“有种遇见人才和知己的感觉”。
蔡聪一家。
同志，你走错了吧？
蔡聪加了一个叫“返青复明”的微信群。每次进去就泼冷水，“要接纳自己看不见的现实，不要寄希望于复明。”
他开始关注盲人面临的问题。发现每一个问题都是社会问题在盲人身上的一种放大。
高中时，班里的男生开始看色情电影，他站在一边参与不进去。只能买性启蒙读物托同学慢慢读。那本名叫《青涩时光》的案例集，是他的第一本启蒙读物。
再后来，他看《金赛性学报告》，让他第一次看到了生命的多样性，“开始懂得尊重每一个个体。”
等到了盲校，他第一次和视障人住在一起，才发现盲人的压抑和“猥琐”。
学校里聋盲混住。听障的同学偶尔会带女朋友回宿舍过夜，声音出来了，盲人就“快快快，那边有节目，大家快来”。
他们学的是正儿八经的5年制医学专业，但到了生理卫生那两章，依然像初中一样，“自习”。
盲人性教育的捉襟见肘，在他成为残障培训师后，更加明显。
有一次机构买来避孕套做活动。同事一窝蜂跑过来“想摸一摸”，因为之前根本没有接触过。还有同事去情趣用品店买东西，店主瞅来瞅去觉得不对劲儿，问：同志，你走错了吧？
“大部分人会觉得，你都这样了，你还要性啊？！”
从2013年开始，蔡聪在自己主编的《有人》杂志上，主持了一个叫做“性趣”的栏目，每期回答残障人士关于性的提问。
对盲人与性最光明正大的一次谈论开始于2013年。他们租下北京繁星戏剧村的礼堂，希望模仿TED的形式组织残障人分享自己有关性的故事。
最初，同事担心盲人会不好意思去听。“没想到近三百人的场地，黑黝黝都是人头。”蔡聪的妻子肖佳记忆犹新。
在那天的演讲中，同为盲人的肖佳也分享了自己开按摩店遭受性骚扰的经历。“后来各个城市都组织了类似的演讲，”肖佳说，盲人公开谈论性不再是羞哒哒的事。
“你得红下去啊”
为获得更多为机构筹款的机会，蔡聪和同事希望在媒体上保持热度。
“蔡网红，你得红下去啊！”一次会议的间隙，傅高山调侃说。过去为了给盲人争取权益，他们“树敌无数”。通过媒体获得资源支持是他们最现实的生存路径。
今年，联系资源筹款是蔡聪和同事面临的一大挑战。
蔡聪敲打着盲杖自嘲，“没准儿哪天真接本鸡汤的书写写。”
“火的是我对残障人的观点，不是我这个人。”他的论据来自粉丝数量的变化——从去年12月开通微博，他的粉丝不过涨了1.3万，而与他同期的奇葩辩手马剑越涨了20万。
微博上，他始终保持了幽默、机智的形象。
“你们家需要开灯吗？”网友问。
“当然需要，吓到小偷就不好了。”他答。
他终究变得越来越温和了。在最近的一个论坛上，主持人谢场时，用“生命的斗士”赞美演讲嘉宾。搁在以往，他保不准会冲上去“辩论一番”。
现在，他只会站上台分享自己的残障观。
蔡聪说，今年的工作目标，除了筹款，还要到母校设立一个奖学金。
在北京夏日傍晚的余晖里，他左右晃动着盲杖，走上回家必经的天桥，“就叫‘金盲杖’奖学金。”
在此之前，他们曾试图在母校组织盲人出行，结果很快被学校否决，“万一出了事怎么办？”
但他有极成功的个案。从未独自离开过县城的肖佳，两年前在他的鼓励下，独自来到北京。如今，她已经是一个16个月宝宝的母亲，同时还是一名月销售三四万的美容化妆师。
他对激发残障群体的自我意识始终充满热情。“谁独自出行了，写下游记和心得，就有可能获得奖励。”
在天桥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他变得有些紧张，又有些兴奋：“独自出行的那种自由，应该得到鼓励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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