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佃农理论出于长滩州立

 按：今年是国际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发表《佃农理论》50周年。为纪念《佃农理论》发表50周年，张五常教授近期特别给凤凰财经发来8篇专栏来详细向读者追忆当年发表《佃农理论》的来龙去脉及解释《佃农理论》在经济学上的重要创新和意义，以飨读者。每周二连载，连载8期，敬请关注。本文为第五期。

第一期：回顾《佃农》先说闲话

第二期：思想文章，传世知难行易

第三期：超龄带技，拜师屡遇高人

第四期：寻找路向的日子

《佃农理论》五十年，之五

当年洛杉矶加大经济系的规定，是先过了四个范围的博士笔试的关才写博士论文。这四项笔试最重要是理论。因为我要考阿尔钦出的理论笔试，要多旁听他的课，所以在考该四试之前就先考虑论文的题材了。阿尔钦及赫舒拉发不管我的先后取向。

当时美国的博士笔试是隆重的，被认为是英国博士与美国博士的主要分别：当年英国的只写博士论文，没有笔试，但据说英国的博士论文比较苛求。有人说这边难，有人说那边难。一般人认为美国的博士比较难，主要是因为那些博士笔试。当时美国的大约要多花两年时间。然而，我有不少同学博士读不成，主要是论文难倒他们，不是博士笔试。

当时一年分两个学期，那四个博士笔试同学一般分四个学期考，也有分两个或三个学期考的。我选在五天内考四个。那是一九六四的秋天了。论文题材选来选去还是一片空白，过了该四试的关再算吧。我没有作什么应试准备：天天都在想的学问，还有什么需要准备的？

五天四试，同学哗然，但我知道在论文题材上自己还是一片空白，难关未过，博士遥遥无期也。在这个失望、苦闷的情况下，我考虑在其他大学找一份教职换一下环境，才再攻论文。那是一九六五年的春天。

经济学易找教职的年份

一九六五很可能是经济学最容易找到教职的年份。该年初我还没有尝试出外找教职，就有四间大学招手。一间是位于加州中部的州立大学，我去倾谈过。其他三间二话不说就寄聘用合约来。那是美国的University of Alaska、英国的University of Sussex与澳洲的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我没有去信求职，而他们没有看过我的读书成绩，没有要求推荐或介绍我的信，就寄聘用合约来了。可见当时的经济学教职容易找，导致读数或读统计、物理的纷纷转攻经济。

我选去位于长滩的加州州立大学任教职，因为此校离洛杉矶加大只一个小时车程，让我可以容易地回校听课及跟老师们研讨论文。当时我驾车到长滩市看了，见到是近海，环境可人，就到那里的州立大学——California State College at Long Beach——的经济系求职。他们不知我是谁，问我老师的名字，要了我的联络电话。过了一天就通知我有职位了。

三年合约，我随时可以辞职。是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税前月薪五百美元，比我在加大作助理教员（teaching assistant）的月薪高一倍，但每星期要教十二节课，比作助理教员也刚好多一倍。当时的师友说，州立大学这回事，因为以教书为主，研究可做可不做，是易进难离的学府。他们说没有谁进入了这类学府后，可以再到以研究为主的学府去。

德沃夏克凡事维护

一九六五年的秋天进入长滩州立，他们把我安排与德沃夏克（Eldon Dvorak）共享一个办公室。德兄比我年长几岁，没有发表过什么文章，是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博士，经济学的基础好。职位比我高一级，德兄健谈，办事能力强，若干年后，他一手搞起美国的西部经济学会，会员多达三千，是美国第二大的。

到了长滩几个星期，德兄就对其他同事说，有朝一日，长滩州立会因为我在那里教过而知名。当然是胡说，但对我没有害处。一年后，德兄跟一些学生连手，给我弄来一个十八间州立大学的最佳经济学教授奖。这对我的好处更大，因为我是中国人，教书的英语水平总有疑问，这个教授奖是把这疑问消除。我在前文提到一九六七年初在长滩艺术博物馆举办盛况空前的摄影个展，也是由德兄穿针引线，然后替我在大学申请得五百美元资助，跟着因为资助不足，他亲自在家中的车房给我造了数十个相片木框。

台湾的土地改革与农业年鉴

一九六六年的春天，事情终于发生了。我在一份中语刊物读到，一九四九年初台湾推出农地土地改革，大幅地压制地主的农获分成率，台湾的农业产量因而急速上升。政府大事管制导致产量急升，言不成理，我想是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吧。姑且到长滩州立的图书馆看看有什么资料可教。那是一间很小的图书馆，没有什么书，但奇怪地有一整套《台湾农业年鉴》。提供经济资料的政府推出的年鉴，通常简略，吹水多于实情，是政府的宣传工具，作为实证研究的资料一般是废物。然而，那一年出版一本的《台湾农业年鉴》却毫无宣传文字，只是数字密密麻麻，其详尽程度之前我没有见过。

一年一本，没有缺失。我把整套年鉴借了出来，细心审核。这些农业数据分县处理，然后分水田与干地，又分耕地与轮植地每年的变动面积，跟着是分不同植物的用地的轮植面积与收成的每亩的平均产量。我花了两个星期反复审核，找不到半点矛盾或互相冲突的地方。得到的结论，是那些数字不可能是假造的。

一年后我大手而又全面地利用这些数字写出那重要的《佃农理论》的第八章时，阿尔钦读到也吓了一跳，问那些数字从何而来。我带几本《年鉴》给他看，他自言自语：“发神经，怎么有人会那么详尽地搜集这些数据呢？”他要求我去查询，我去信台湾有关当局，得到他们解释搜集数据的方法，阿师满意。科斯后来对人说：“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佃农理论》不能被超越。”

一个晚上解通佃农分成与租管效应

我曾经写过，一九六六年的春天，在长滩，当我认为《年鉴》的详尽农业数据是可靠时，一个晚上我坐下来，用简单的传统理论推断台湾政府压制地主的分成率会否导致农业产量的上升。我先推出没有政府的管制，在佃农分成下，农地与农民劳力的产出效果会怎样。我见佃农分成没有一个价，只有一个分成的百分率，求不出资源使用的均衡点。受到戴维德的的捆绑销售的影响，我多加一个简单的合约条款均衡点就出来了。（后来在芝加哥大学的亚洲图书馆我找到中国的佃农合约版本，这条款果然存在。）佃农分成的均衡与地主自耕、雇用劳工或以固定租金把土地租出，这四者的资源使用效果完全一样。没有什么新意。但当我加进政府压制地主的分成率，该农户的产量却上升了。这跟台湾政府说的一样。

我曾经写过我要用三个小时去说服德沃夏克我的佃农分成理论与台湾的减租效应，在所有的细节上都对；也写过在一九六六年五月我提供十一页纸的文稿，在母校陈述该理论与台湾的减租效应时，在座的数十位老师与同学一致反对。政府管制分成率会增加产出不容易相信。后来我才知道，佃农分成在我之前已有定案：地主抽分成有如政府抽税，当然无效率，会有减产的效果。这传统显然没有想到，地主不是政府，减产对地主不利，而后者可采用固定租金合约，或雇用劳力，怎么会蠢到去选择减少自己收入的合约安排呢？后来一九六八年在芝加哥大学的图书馆，我追溯斯密之后的佃农思维，发觉他们其实不蠢，只是找不到正确的分析。

今天我有点遗憾，一九六六年五月写下的那十一页众人皆否决的关于佃农分成与台湾农地租管的文稿，没有保存下来。要是该稿还在，拿去拍卖可能值点钱（一笑）。众人否决，过了一天阿尔钦要求我让该稿在他教的研究班讨论。我当然高兴。一些同学为我紧张起来。我当时在长滩，每三几天收到同学的电话，说还没有谁在我那十一页的文稿上找到逻辑上的错。

阿尔钦给我亮了绿灯

一个月后，阿师通知我，说我的佃农分成与台湾租管可以动笔，准备要写两年。后来八个月完工，阿师说是奇迹。六月底动工，是暑期开始了。当时我不担心我的佃农理论找不到农业数据或数据的支持。我担心的是自己对台湾农地改革作出的肯定推断。是这样的。台湾政府一九四八年四月推出那有名的三七五减租的土地改革，即是把地主出租给农户的农地，由有关当局估计的平均地主占收获百分之五十六点八的分成，硬性地一律减为地主只能从农户收取收获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不管原来的农地租用合约是固定租金合约还是佃农分成合约，皆被政府约束，地主所收不能超越总产值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

当时我的理论推断，是在那硬性的三七五减租下，台湾农产品的总产值会上升。更为重要是农地的边际产值，出租的农地会高于地主自耕的；另一方面，农工或劳力的边际产值，出租的农地会低于地主自耕或雇用劳力代耕。这导致同样的农地，地主自耕与出租的，二者土地的边际产值不同，劳力的边际产值也不同。这是说，虽然在三七五租管下，农产品的总产值是上升了，但同样的农地其边际产值不同，同样的劳力其边际产值也不同。这是经济学说的无效率，否决了台湾政府之说。

要怎样去证实上述的两项边际产值不等之说呢？这是大麻烦，不是小麻烦。《台湾农业年鉴》提供的资料是难得一见的详尽，但只是各种农作物的平均土地产量，没有什么“边际”的数据。我当时知道经济学有一个“可变比例定律”（law ofvariable proportions），容许从一种生产要素的平均产量的转变来推断另一种生产要素的边际产量转变，而这定律的细节变化我当时有全面的掌握。问题是《年鉴》的数据虽然包括有所有农产品的土地平均产值，劳动力的多少可没有提及。

先作推断弃用计算机

当阿尔钦一九六六年六月容许我动笔时，我已经为上述的“边际”难题想了一些时日；六月阿师给我亮了绿灯，我就大事“去马”。苦思两个星期，我凭自己知道的《年鉴》数据推出一系列在三七五租管下会出现的农业产量转变，从而推出含意着的土地与劳力的边际产值转变。我把台湾不同的县排列，把水田与干地排列，把不同的农作物的轮植土地排列，也把不同农植需要的劳力投入排列。我跟着在纸上写下七、八项在三七五租管下将会出现的排列图案转变，从而间接地证实在该租管下土地与劳力的边际产值转变。反复思量，我认为这些推断不会错。

当时德沃夏克天天坐在旁边，见我写下那些推断，很替我担心，问我要怎样处理。我说要有一位助手替我把《年鉴》的数字加加减减，乘乘除除，也要用一间较大的房间。德兄立刻替我找到一些钱聘用一位助手，也找到一间较大的房间，他和我一起搬进去了。当时计算机的使用正在兴起，其他同学或学者都把找到的数据打在纸卡上，一盒一盒的，然后到洛杉矶加大的计算机中心排队轮候计算机时间。有两个原因我决定不用计算机处理数字。其一是《年鉴》内的数字太多，要用上无数纸卡，遗失了少许就哭得出来——这是一些同学的经验。其二是我见那些采用计算机的，用回归统计算出来的结果不满意，喜欢转换方程式或换数据，再到计算机中心排队。我不认为那是可取的玩意。理论或假说推断这回事，想得仔细，清楚，数据说是错了应该回头在理论假说那些方面再想。当时用手摇动的计算器的声浪震耳欲聋，难得德兄整天坐在同一房间受声浪之苦。一九六六年的暑期过后，助手和我把那七八项推断的结果都算出来了，没有一项不是正中我事前推断的。我高兴，德兄可能更高兴——他在同事之间奔走相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