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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勇: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优势与潜力


来源:凤凰财经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已经跌入了发展的中等收入陷阱,也有的学者说中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毫无悬念。笔者既不认同悲观看法,也不认同毫无悬念这样的判断。中国从中高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迈进时,有许多的风险,有不确定性

文/周天勇 著名经济学者、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已经跌入了发展的中等收入陷阱,也有的学者说中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毫无悬念。笔者既不认同悲观看法,也不认同毫无悬念这样的判断。中国从中高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迈进时,有许多的风险,有不确定性,面临许多挑战,需要在战略和战术上高度加以重视。但是,中国有着自己许多的优势和条件,认识不到这些,也是片面的。关键还是改革、创新、更高层次的开放。本文谈谈我们有什么样的优势和条件。

增长的基本因素:民族的勤奋与创业

常常听到质疑者提给笔者观点的问题:“你认为人口增长速度下行、人口结构老化,人口红利丧失,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基础原因,那非洲和中东一些国家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高,人口结构年轻,人口的地理密度也很大,肯定有雄厚的人口红利,为什么他们没有中国曾经的高经济增长成就呢?”

从简单的道理上讲,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其经济是什么,一方面,人生来是要吃穿住行,要消费和享受;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人类还要建造生产设施和工具,也要身体力行,利用其创造财富。人口增长快、密度大、结构年轻,其消费享受欲望强,潜在需求很大,但是创业工作欲望和能力都很低,没有储蓄投资意愿,建造不了相应的生产能力,人口的创业工作红利和人口市场需求,都不能够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当然,大家都勤奋工作,都储蓄投资,生产能力较强,而消费不足,同样也会导致生产过剩。

从微观看,一个村庄里,有的家庭,工作勤奋、生活节俭、盈余储蓄、买牛置地,不断地增加着家庭的财富,子女有受教育的财力,知识能力一代比一代强,代代的生活越来越来越富余;有的家庭,儿女很多,好逸恶劳,借债消费,甚至出售祖产,陷入越来越穷的境地,子女没有财力上学,知识和工作能力低下,贫困在代际之间恶性传递。其实,将其扩延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范围类比,也是如此。

因此,除了一个正常的人口增长率,合理的人口结构外,“…—勤奋工作—储蓄投资—创业创造—生产财富—教育学习—合理消费—能力提高—勤奋工作—…”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人口潜在红利能够转化为现实红利的价值观念、文化习俗和行为传承。因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人口再多,人口结构再年轻,如果总体上工作不勤奋、花费不节俭、消费去借债、不愿学知识、就业技能差,其从人口数量和结构方面看的应该有的人口红利,其实基本上不存在,无法为经济增长提供真正的人口红利动能。

一个国家的民族的职业精神如何,是否有勤奋和认真的传统,其同样劳动力投入条件下,装备的维护成本,产出的数量和质量是不一样的。一个国家的民族,越有勤劳和认真工作的敬业精神,其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就要比出工不出力、工作不认真的国家和民族快和高一些。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农民工进入城市,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劳动纪律看,按劳分配、计件工作、出工出力、认真负责、遵守时间、有事请假等,成为工作的行为方式和规则。相当多的单位中,许多管理人员和一线职工,继承了中国农民优秀的勤劳传统,在投入和精力上,忘我工作。总体上看,中国人传承的勤劳精神没有变,而且在现代社会中,变得更加有组织和有纪律。

节俭储蓄是中华民族的另一文化传承。一方面,没有储蓄,就没有投资的源泉,储蓄率高,则投资充裕,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基础。节俭简约的生活方式,对于平衡人口需求与资源供给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只有节俭,才能有更多的储蓄。从现代看,无论是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居民家庭的储蓄率也较高。2017年,央行第二季度的城镇居民调查显示,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占42.8%,倾向于“更多投资”的居民占31.8%,愿意更多储蓄和投资的占近74.6%,而倾向于“更多消费”的居民占25.4%。[1]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居民储蓄率迅速下降,由10%左右下降到了2011年的2%左右。[2]虽然在此期间有些年份略有波动,但是近五十多年来,美国人储蓄率的峰值也在10%左右。当然,中国居民储蓄率高,也与教育贵、房价高和养老保障水平不高有关。但是,即使除去这三大因素,中国居民储蓄率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中华民族是向往创业的民族,从古到今,民间蕴藏着巨大的创业创造活力,这种每个个人、家庭、家族、合伙和股份的创业,涓涓汇集,充满无限的活力和巨大的能量,成为这个民族发展兴盛的根基。中国的创新创业大规模开始于2014年。这次双创的特点在于:(1)创业从少数人的追求,变成了大众创业。创业者越来越年轻,参与的大学生越来越多(从过去的1%不到,上升为5%左右);大学、科研院所的教师、工程师、技术人员,甚至一些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的管理职员,也纷纷按照政策,创新创业;有的国有企业科技人员,甚至一些普通员工,也走上了创新创业之路。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的数据, 2016年市场主体保持旺盛增长势头,全国新登记市场主体1651.3万户,同比增长11.6%,平均每天新登记4.51万户;新登记企业552.8万户,同比增长24.5%,平均每天新登记1.51万户。2017年一季度,新登记企业125.5万户,同比增长18.0%,保持平均每天新登记企业1.4万户。[3](2)创新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科技掌握新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人才,与商业模式创新的人才相结合,大数据、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给这次创业提供了新的技术条件,形成了新的商业模式和各种互联网+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新业态。(3)大量的海外人才回国创业。中国与东亚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等地一样,先是大量青少年出国留学,许多毕业后在外就业和创业,到一定阶段后,海外人才开始回流祖国,参与创新创业。(4)创业创新与更多渠道的政府和金融支持相结合。有政府提供的创业财政一次性补助、孵化器的租金补贴、税费优惠等,有天使、风投、股权、并购等投资方式,也有创业板和中关村产权交易资本市场融资,还有投贷联动、认股权证等硅谷银行式的新型科技信贷。

笔者想要说明的是,中国虽然人口增长速度放慢,人口结构老化,但是,总体上勤奋工作、储蓄投资、创新创造、合理消费、崇尚知识的意识观念、文化习俗和行为传承的民族特质没有改变。这是中国虽然由于计划生育使人口规模过度收缩,人口结构过度老化,但是在未来国际经济社会发展竞争中,与其他这种特质不强和不明显而人口相对较多和较年轻民族和国家相比,能立于不败之地的一个基础性因素。

人力资本积累与技术后发优势

现代经济分析了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贡献率,主要是分析教育投资、知识水平提高,形成人力资本,成为区别与普通劳动力的经济增长的投入要素和动能;而科学发现、创意试验、知识专利等,作为在资本和劳动投入边际收益率下降的情况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的投入要素和动能。当然,二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交叉复合性。

这对人口红利消失情况下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即用人力资本红利和技术进步红利弥补和替代人口红利,持续地推动经济实现中高速度的增长。当然,一个平行的前提是:相应地提高大众收入水平,扩大消费需求,使在经济主力人口减少的状况下,能够平衡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投入创造的相对多的产出。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睿智开启最早的民族之一。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500年之间,在哲学、政治、法律和宗教等方面,中国出了与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等齐名的大思想家孔子,以其哲学理念,形成了中国后来的儒家文化。而且在春秋战国年间,思想界形成诸子百家、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产生了老子、孟子、庄子、墨子、商鞅等一大批中华民族思想进步的先驱者。

国内外华人,如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李远哲、崔琦、朱棣文、钱永健、高锟、屠呦呦等,先后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从现代历届国际奥林匹克数理化等中学生竞赛看,中国学生多次获得各科团体总分第一,加上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参赛学生的成绩,华人在奥林匹克竞赛中的优势更加显现。这说明,中华民族的智慧能力,并排于世界各优秀民族之列。

有研究机构计算过,1985年时,中国人力资本总量按当年价为33.59万亿元,到了2012年时不变价增长到了161.23万亿元。[4]如果城乡人力资本2012年以后,年平均分别按照1.3%的比例长消,并以1958年各自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计算,2015年中国按照1985年价,人力资本总量为186.23万亿元。

从上述基数推算,一是由于人力资本投资,主要是以消费品为主,考虑物价变动系数4.6329;二是中国人口老龄化,受教育人口及人力资本退出工作;三是知识折旧和智能退化两个缩减因素,以40%计算,2015年中国人力资本规模现价517.67万亿元,折汇率美元近79.64万亿。即使收益率为5%,2016年人力资本创造GDP的潜力近26万亿元。假定2016年GDP总规模72.2万亿元,人力资本创造GDP的比例将达到36%。根据舒尔茨等人力资本积累推动经济增长的理论,这将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强劲的动力。

2015年出国留学超过50万人,留学在读规模达到172万人。改革开放以来到2015年,留学生回国人数总规模在210万人左右。近两年留学生归国人数在30万人左右。

中国仍然是一个收入中等偏上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在劳动比较成本、工业化经验、人口红利等后发优势结束后,实际上应当进入利用技术后发优势的阶段。首先,从时间上看,中国不用对许多技术从生产头学起,我们还可以大量地引进、学习、消化、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以节约技术研发的时间,并向每个技术先驱学习,选择成功的率先创新进行模仿改进,避免大量技术探索中的失误,大大降低其技术开发活动的不确定性和失败的风险。其次,我们可以在现有的技术上,既可以进行技术进一步突破的创新,如中国的核电CPA1400,就是在引进美国西屋公司CAP1000基础上的技术提升,并且在CAP1000图纸的实际建设中,对西屋公司的主泵、爆破阀等关键技术进行了修正和提升;也可以对引进技术综合,进行集成再创新,如中国的高铁技术,就是引进学习日德法不同国家的高铁技术,在取各家之长的基础上,对技术再提升,集成再创新。再次,目前许多前沿技术,如大数据、计算技术、3D打印、智能机器人等,各国都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中国已经储备了足够的专业的研发人员,资金实力也开始足以支撑前沿技术研发的投入,并且我们在20%左右的前沿技术领域中领先,未来我们有实施追赶超车战略的后发优势。

2015年中国科技人力资源规模在7500万人左右,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在2500万人左右。2014年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达371.06万人/年,研发人员投入规模占世界第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总部发布的《2015年科学报告:面向2030》称,美国用于研发的投资占全球28%,依旧处于领先位置,中国紧随其后(20%),超越欧盟(19%)和日本(10%)。[5]从2003年到2013年,中国在研发领域的投资大幅增加,每年投入的研发资金平均增长19.5%。尤其是中国在航空航天、医药工程等高科技制造业的投入占据了全球总产出的27%,仅略低于美国所占29%的份额。而在科学和工程教育方面,中国的投入则远远超过美国,拥有所有这些领域学士学位的人数大约49%来自中国,来自美国的仅为33%。从2000年至2012年,中国拥有科学与工程学位的人数增长了300%。[6]

技术研发组织体系逐步发展和完善。到2015年,科技部公布了新增的75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分布在新能源汽车、农业生物技术、高性能复合材料、核能、智能电网、电子核心基础等多个领域。至此,中国国家重点实验室已经达到252个。[7]2015年中国各类众创空间已超过2300家,科技企业孵化器、加速器有2500多家。比如,中关村现有各类孵化器130多家,最活跃的包括天使汇、车库咖啡店、联想之星、3W咖啡、创新工场、微软加速器等。[8]2015年底,中关村等国家级高新技术园区共145家,国家级经济区共219家。这些高新区和经济区所创造的增加值占GDP的25%左右,达169175亿元。[9]

根据专家们的计算,我国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52—1957年为27.78%,1957—1965年只有8.24%,1965—1976年间更是仅为4.12%。[10]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努力,2016年有关部门的测算,中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56.2%,并且规划2020年的目标为60%。

发展中国家,在其现代化的过程中,有一个人口红利和成本比较的后发优势。由于计划生育使人口增长速度提前放慢和人口结构过度老化,人口红利和低成本比较优势,已经丧失殆尽,现在需要用技术后发优势加以替代和支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创新战略,从阶段看,先走了以市场换技术,引进吸收和消化国外先进技术为主的道路,后在大规模出口导向经济发展阶段,选择了对引进吸收消化的技术进行再创新,以及开始自主创新的技术创新发展战略。而到了经济转型阶段,中国技术创新进入了自主创新为主的前沿重点突破、综合体系集成、互联网加商业模式,以及智能制造为主的工业2025等新阶段。从动态位势上看,从改革开放初期技术水平较为落后到建成创新型大国,中国选择了从起点到目标的弯道超车战略,首先是模仿学习应用紧紧跟随;其次是中间积累一定人才、条件和资金实力时发力;再次是在一些领域实现越来越多的重点突破,一些领域获得越来越多的并排,缩小技术跟随的领域;最后,实现相当技术领域领先,许多技术领域并排,较少的技术领域跟随。由于科技进步的交叉复合、领域拓展、技术更新加快,对于一些新领域的技术,我们与欧美日等国家在同一起跑线上,并且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技术在全球进入领先地位。

总之,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强劲动力。创新人才的积累和投入的加大,使技术研发能力大大提高,科研和技术转化条件今非昔比以及许多技术正源源不断有创新、被培育、产业化,成为制造业换代升级和服务业转型的基础。

大国规模经济优势

国家规模的三个基本要素:领土面积、人口数量和经济总量,前二者是国家规模的基本要素,后者是前二者形成的生产力要素,三者之间相互叠加和复合,形成国家规模经济。全球经济中,对于国家来讲,也存在规模经济以及规模不经济的问题。国家规模经济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竞争力的基础之一。认识这一点,对于把握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增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统筹中国经济增长的战略布局,有着重大的意义。

中国是一个版图、人口和经济大国。国土面积960万平方千米,2015年仅大陆人口规模就达137462万人,虽然2012年开始经济增长速度放慢,2015年经济总量还是达到了676708亿元人民币,折合年中平均汇率106000美元。如果我们认为经济总量是教育技术、工业制基础、交通信息条件、金融体系、经济体制等的结果,将人口规模看成是劳动力资源、人力资本载体、消费力量,将国土面积看成是人类活动基础、经济纵深、资源源泉等,假定在规模中经济、人口和版图各占50%、30%、20%权重,并假定最高分折为100。我们可以大体估计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规模经济位势。据此,我们可以判断,中国规模经济优势排在全球第二位(见表2.3)。

那么,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从理论和实践上看,其规模经济有哪些优势呢?

第一,中国有产业分工协作和产业门类齐全的大国规模经济优势。以人口规模为主要方面的大国规模经济,意味着其每一个细分的分工协作的产业,都能规模化生产和经营。而且,一个产业、上游产业及下游产业之间,包括横向联系的产业之间,在供应和需求方面,得到平衡的比例很高。

因此,人口大国经济的一个特点,就是产业门类齐全。比如,改革开放初可口可乐探讨进入中国时,按照人均收入水平指标衡量,中国还不具备开发这样的市场的条件。但是,考虑中国人口规模很大,只要有1‰的消费,就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实践证明,投资是成功的。再如,一个人口500万的国家,投资建设一个汽车制造企业,如果不以出口为主,国内消费达不到能使企业盈利的需求规模,生产经营的规模是不经济的。一个人口和国土大国,汽车制造业,上游可以有钢铁、装备制造、塑料、钢化玻璃、汽车零配件、轮胎等产业满足其生产需求,下游和配套可有物流集散、高速公路和等级公路、油气生产供应、汽车维修、加油站体系等。

第二,中国有技术易于创新、应用和市场化的规模经济优势。以人口为主要方面的大国经济,创新思想较为集中,其交流较为频繁,技术创新发生率较高。由于市场需求规模较大,消费有传统和求新及不同支出水平等层次,新技术产品容易得到市场的逐级接受,使其市场化和产业化,包括走军民两用的技术,可以先国防开发应用,或者先民间开发国防应用,再民间市场化和产业化的道路。一个人口只有130万人口的国家,与中国这样有13.75亿人口的国家相比,创新思想人口的基数要小得多,创新发生和技术发明的总量规模要小得多。当一个人口小国的技术发明需要产品化、市场化和产业化时,由于新技术产品研发成本较高而初始投入市场价格较高,消费人口规模有限,使其陷入“价格高—市场规模小—不能规模化—价格高—市场不能扩大”的恶性循环之中。有些军民两用的技术,由于国防应用的规模也较小,而无法走“国防需求先解决规模化,扩大生产后降低价格推向市场”的产业化之路。比如,以色列,技术创新能力很强,但人口规模只有800多万,其许多新技术的应用和产业化,需要到美国、中国、印度等这样的人口和消费需求规模较大的国家去实现。

中国是一个有13.82亿人口的大国,许多新技术的产业化,开始时价格较高,只有比例较小的人群去消费,随着逐步被规模化,再逐步降低价格,消费层次逐渐下移,最终应用和生产被大规模化。一些军民两用的技术,还有一条途径就是,由于人口和版图大国的国防需要比小国规模大得多,先国防采购,使其规模化,再降低价格进入民众消费,同时降低国防采购的成本。

第三,中国有发展网络经济的人口规模和密度优势。人口规模和领土面积大国的叠加,给宽带互联网、移动通信、大数据储存及快速计算等技术,给高铁、高速公路、航空、水运、城市内各类交通和城市内外交通枢纽及连接,给油气、邮政、供排水等一系列其他管网系统,提供了密集人口巨大的需求,提供了足够多的信息、旅客、资金、货物、水及能源等流动要素。其结果就是,有关网络技术发明、应用和产业化,在人口规模和国土面积较大的国家里,最容易实现和得到发展。凡是网络经济型产业,如互联网+和移动通信产业,互联网加的新商业和其他新服务业(如购物、旅游、出租、餐饮、金融、医疗等),如网络状的运输管道业(高速高铁、民航机场、油气等产业,如枢纽状的机场、车站、港口、技术和金融中心等,在人口大国,人口密集的地区,网络满负荷运行,形成了技术和模式不断创新、应用之地,得到了盈利发展的巨大空间。而在人口小国,或者用量不足,而网络不经济;或者版图大国,而人口规模相对较小,或者人口密集度程度不高,因网络分散稀疏,投入成本高,使用程度较低,使其亏损而不能发展。比如,美国客运铁路在人口密集度高的东北地区,盈利而得到扩张;而在人口稀疏地区,其客运是亏损的,使其难以发展。

第四,人口规模较大和国土面积较广阔的国家,在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方面,也具有大国经济优势。也即在国民经济遇到重大转折时,大国有较大的回旋余地。一是在一个人口规模较大的国家,前面已述,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发展有人口需求的规模效应,其起步发展实际上需要劳动力的重新配置,一些从传统和趋于过剩产业转移的劳动力,一些要进入劳动年龄的新增劳动力,可以由新的产业吸收。闲置的土地、传统产业不需要的社会资金等,可以向新的产业再配置和转移。中国阿里巴巴、淘宝等商业领域及服务的快递行业,在近两年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就业,就证明了这一点。二是人口规模越大、人口密集程度越高的国家,其就业的机会就越多,失业人员越容易被吸收。而以人口为基础的经济规模越大,央行形成的铸币税规模也就越大,并且以债务重组重整、缓慢适度物价消解、呆坏账核销、延时以发展和规模消化等多种组合方式,消化传统产业形成的债务也较小,国家有能力和容易平稳实现。

第五,由于人口规模为基础的贸易和资金流动投入等规模较大,在国际经济中,也有规模优势,交易成本低,竞争力强,并且抗风险能力大。一是一国货币在全球流通量越大,其可以获得全球流通所形成的铸币税利益越多,在国际资金市场上发行国债一般来说利率较低,在汇市和资本市场方面受到投机冲击时,资金集中的规模较大,应对的底气较足。二是在国际直接投资方面,在国际贸易方面,由于进出投资量较大,进出口规模也较大,国际直接投资还是要看中国未来的新兴产业的需求,要看正在成长着的旅游、教育、医疗健康和养老等服务业市场的成长前景,中国不仅要通过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通过改革体制开放服务业领域,通过毫不动摇坚持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来留住可能向国外流出的国内剩余资金,也要更多地通过开放市场和改善营商环境来吸引更多的国外直接投资进入中国,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有这样的大国经济优势。

第六,由于中国领土、领海面积辽阔,发展有资源环境等空间方面的经济纵深优势。一是随着东部经济发展,土地、劳动力成本上升和环境约束加大,经济和产业向中西部梯度转移。从近年郑州、武汉、长沙、合肥、重庆、成都、西安等地发展速度加快来看,由于其土地价格比东部低,劳动力资源比东部丰富并且居住、房租、路途和其他生活等成本比东部大大下降,加工工业向中西部的大城市集中退休人员增多,居民收入提高,旅游业也向中西部转移,使中西部一些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高于东部。二是海洋经济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巨大空间。中国海域包括渤海全域和黄海、东海、南海的大部分及其可以管辖的专属经济区近300万平方千米海域,以及37万平方千米的领海。海洋生物利用和矿藏开发、海岛海洋旅游与海洋生物和矿藏开发有关的加工制造,等等,有着广阔的发展基础和前景。三是技术与资源相结合,扩大中国的耕地和淡水。淡水缺乏和分布不平衡,农业用地紧张,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然而,中国有40多亿亩沙漠、盐碱、戈壁、滩涂、工矿废弃地等未利用土地,可以植树造林进行绿化,可以改造成湿地,一部分可以改造成良田和建设用地,村庄土地也可以经过整治集约腾出大量的可利用土地。中国从东北到南部,有1.8万千米的海岸线,南北水资源分布也不平衡。中国民间就有盐碱沙漠工矿废弃地改造、海水淡化等,淡化海水的成本已经降低到自来水的价格,改造盐碱地的成本已经低于化肥的投入,有各种各样的技术可以选择,有些技术已经成熟。而且,中国在资金、技术等方面,已经具备了水资源调丰补欠的技术和工程能力,只要理顺体制,放活机制,降低体制性成本和破除体制性障碍,资源产权清晰,技术和资金结合,市场机制调节,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和有可能利用中国潜在的经济纵深优势,推动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

总之,中国在民族特质、发展条件和大国规模经济等方面存在将经济增长下行扭转为上行的优势,我们需要增强信心,据此厘清加快增长增大的战略思路,切实深化有关方面的改革,以加快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跨越中国发展的“人口坑”陷阱,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

[1]《2017年第二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中国人民银行网站,2017年6月20日;

[2] 邵科:《美国储蓄率倒U型走势及对全球经济金融的影响》,《新金融》2011年第1期。

[3]数据来源于国家工商总局网站。

[4]中国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15》,2015年12月12日。其中分析到,城市和农村的人力资本总量占比分别为79%和21%。而1985年以来城市和农村的人均人力资本的年均增速分别为5.1%和4.2%。

[5]李宏策:《2015中国科研支出占全球20%,仅次于美国》,《科技日报》2015年11月12日。

[6]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2016年科学与工程指标》,《亚洲科学家》网站,2016年1月21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16ba4c90102w3ux.html。

[7] 见百度百科介绍,baike.baidu.com/link?url=bcMVG9pQqwureS2gHU5Y8wbxK_aT86sprQf9T67CiRUEbtoWPPBOv7bRaSvsPMydhSFhlQLGmt3ewQp6ocZjHq。

[8]张素:《中国各类众创空间超过2300家》,中国新闻网2016年1月11日。

[9] “2015年中国国家级开发区发展回顾与展望” 2016赛迪经济评论第1期。

[10]李京文、郑友敬主编:《技术进步与经济效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

[责任编辑:谭红朝 PF009]

责任编辑:谭红朝 PF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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