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农民：历史转折期中国农民的一些典型性事实

来自公众号“村庄与城市”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守英

此文是作者为史清华等著《山西农家行为变迁》所写的序言

一次到上海交通大学开会，史清华教授托我给他们团队即将出版的书写几句。由于喜欢他一口山西音不拐弯、不修饰地讲农民问题，没有问他要出的是什么书，就满口答应了。拿到书稿后，就大呼“被装进去了”！一本名曰《山西农家行为变迁》，利用山西1986-2012年间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分析农民变迁的扎扎实实的专著！固定观察点我了解，这是我毕业后第一个工作单位，也是至今硕果仅存的宝藏，杜老当年为观察和了解中国农民的实际状况而建，后来幸运地保留了下来，如今已成为研究中国农村问题最系统、最具连续性的微观数据之一。史清华教授及其团队是利用这套数据产出最丰硕的之一。摆在面前的这本书，你不一页页看、一图一表地品，还真无从下笔！

中国的农村研究，经历过改革时代的改天换地与辉煌腾达，也陷入过所谓“三农问题”时期的看上去高度重视，实则地位尴尬。近些年除了每年体现重视的“一号文件”发布后几天的媒体解读，进城人回乡后因良心震撼写下的泛滥的“乡愁”体文字，对于这一回报很低的行当，真正基于一线的观察与研究已经很少，而将一线调查与数据分析结合起来的就更加凤毛麟角了。史清华和他的团队可谓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的“小众”。这个以“天下华人是一家”之意组建的“华村一家”研究团队（说白了，就是他的一届届学生组成的史家班），践行于研究农民的行为及其演变。他们基于农村一线调查和权威数据分析，历经15年的努力，可谓收获满满。这家人已搬回去的基金项目、发表的论文、获得的荣誉在此不表，真正让我这个刚入高校的新人羡慕不已的，一是培养出一个在研究态度与风格上具有传承性的团队，一个个“华村一家”的成员在交大安泰接受洗礼，再赴任各大高校，还继续以家人身份展开合作，产出发表于顶尖学术期刊的作品。二是通过积累庞大的农民行为数据形成团队核心竞争优势。他们依靠国家农村固定跟踪观察点数据起家，又通过不懈的田野调查扩充数据资源， 其建立的田野数据与真实世界的对应，避免了单纯以数据“试”假设的游戏。史清华教授及其“华村一家”团队的这一做法值得研习。

在听一些“三农”专家放词时，最难的是，你分辨不出他所表达的到底有多少是从农民那里来的，有多少是基于二手、三手、甚至四手的陈述，有多少是他自己想象的，有多少是他有意以农民之口为他代言的，又有多少是他在为农民代言。每次听得云里雾里，只好回来找老家的人聊，了解“我最熟悉的那些农民是不是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所为”。史清华团队的这份研究免了我这份劳神，一则他们几个就是山西人，对家乡的感觉不会有因陌生产生的感知偏差；二则他们是基于老家农民的记账数据。有了这两点，《山西农家行为变迁》的价值就在那里了。

农民问题的研究，是一个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基础性命题，“恰亚诺夫小农”与“舒尔茨小农”之争，对农民的分析陷入对立的两个极端。以我对农民的理解，农民的行为是以其面对的约束条件及其改变而呈现出不同的面目，他有时表现为“生存性的”，有时为“道德性的”，有时是“斤斤计较性的”，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本书选取的研究时期非常重要。在长达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民经历了后包产到户阶段人地关系的松动、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历史变化、农民的离土出村和代际差异以及公共政策校正城乡关系的努力。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为研究农民行为及其变迁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基于山西在中国地理、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代表性，以其微观农户数据来呈现中国农民的历史变迁，是有较强代表性的。

本书的贡献，就是基于详实的数据，给出了处于历史转折期中国农民的一些典型性事实，拜这个团队辛勤的数据整理与分析所赐，提炼出如下一些印象最深的特征。

（一）人地关系的松动。人地关系是观察中国农民的主线。在过去的27年间，山西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户均农地规模减少了14.23%，经营农地的农户比率下降了9.02个百分点。农户之间的农地规模有所分化，但不改小规模格局，2012年时的家庭耕地规模平均7.34亩，人均仅2.10亩，9亩以下农户仅比1986年增加7.69个百分点，12-22.5亩农户还减少了17.92个百分点，22.5亩及以上规模农户略增0.05个百分点。有意义的是，耕地细碎化有所改进，农户经营地块数由1986年的7.58块降到2012年的3.82块。农地流转近几年有加快之势，有转包收入农户由2003年的4.55%上升至2012年的11.50%。

（二）粮食农业重要性的下降。长期以来，粮食既是国家的政治，也是农民的生存保障。这些年在微观主体那里变化了。农户作物播种面积由1986年的11.05亩降到2012年6.17亩，粮食种植向玉米集中，玉米种植份额由1993年的23.41%增加到2003年的50.86%。粮作劳动投入降至30%左右，粮作收入占农户经济总收入的比重由1986年的30.64%降至2012年的12.42%。农户家庭人均粮食年末结存由1995年的235.67公斤增加到2012年的304.53公斤，农户粮食自产份额由1995年的89.84%降至2012年的86.75%。1986年粮作收入占农户家庭总收入50%以上的农户占总观察户的26.71%，到2012年时下降至11.12%。

（三）不可逆的离土出村。好消息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辛苦程度减低了，农民全年平均就业时间由2003年的171.71天降至2012年的152.25天。最具历史性的变化是农民的出村，2003-2012年，劳动力在村务农时间由52.04%降至31.89%，外出就业时间由33.98%上升至49.39%。外出劳动力由27.30%上升至32.14%，外出就业收入由26.05元/日上升至82.80元/日。劳动力出村以县内为主69.98%，县外23.14%，不过流向的变化也值得关注，县内占比由2003年的75.84%降至2012年的61.92%，县外占比由2003年的占比18.83%升至2012年的31.39个百分点。

（四）与收入回报关系密切的人力资本。总体而言，农户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25年，仅初中以下水平。人力资本投资似乎是农户摆脱低收入陷阱的一个途径，1986年时低于收入平均水平的全是文盲、半文盲户，接着扩大到小学及以下农户，上过初、高中的农户到2012年时分别比平均水平高出13.37和20.98个百分点。高中及以上户的人均收入1986年时比文盲、半文盲户高25.61%，到2012年时高出66.82%。农业的低回报使该领域的人力资本状况进一步恶化，1986-2012年，从事农业生产的户主文盲、半文盲率由6.35%升至11.96%，小学文化程度从36.30%升至46.85%，初中和高中占比分别由45.40%、11.96%降至36.85%和4.35%。

（五）波动的收入增长。农户人均收入由1986年的409.57元增至2012年的9997.40元，年均增速达13.08%，但是，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4.31倍。农户收入增长也极不稳定，1986-1990年平均增长2.9%，1990-1995年略升至3.01%，1995-2000年降至2.01%，2000-2005年出现一个两位数的增长（15.85%），2005-2006年又降至11.72%，2010年后达到18.43%的高位。2010年的农户收入中，家庭经营占57.38%，打工收入占38.12%，所谓的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仅4.52%。

（六）农户的高度分化。无论是理论假定还是公共政策，农户往往被假定为均质的，事实上，被冠之以小农的中国农民这些年已高度分化。在1986年时，人均纯收入不足1千元的农户占40.42%，人均纯收入在5千元及以上的仅占1.11%；到1995年时，不足1千元的农户降至26.54%，在5千元及以上的微升至1.80%；2005年时，不足1千元的农户占比为9.38%，在5千元及以上的农户占比达到了18.43%；到2012年，不足1千元的农户占比降至0.85%，在5千元及以上的达到62.19%。按收入五等分下的欧希码指数变化，1986年时的欧指为6.44倍，到1990年上升至7.18倍，到1991年达到8.20倍，到1997年更是达到9.03倍，到2001年达到了9.49倍，到2009年又到9.59倍，2012年时两极农户的收入差距才缩小至6.71倍。收入两极农户的消费水平差距为116.54元，相对差距（高收入户/低收入户）为1.36倍。到2010年，绝对差距扩大到4310.51元，到2012年，绝对差距仍在扩大，为2.74倍。

(七)随用途变化的资产。总体而言，农户的资产是显著增加。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由1987年的不足千元增长到2012年的万元以上。但是，随着生产方式转变，“役畜、种畜、产品畜”占比从1996年的39.34%降到2012年的11.18%，生产用房由1986年的17.48%降至2012年的12.18%，农林牧渔业机械由1986年的1.64%升到2012年的12.24%，运输机械由1996年的26.10%升到2012年的41.77%，成为农家第一资产。最值得深究的是农户住房变化，农民收入增加后就盖房是可预期的，农户人均住房面积由1986年的18.33 m2提高至2012年的42.00 m2 ，砖木结构由2003年的74.46%增加到2012年的84.45%，钢筋混泥土结构由2003年的8.77%增加到2012年的13.95%。

（八）最先接轨城市的消费。城乡差距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结。但是，在乡下人与城里人在权利、收入与机会越拉越大的现实下，他们与城里人的消费却先一步接轨了！农民的人均消费支出1986年为339.54元，到2012年时达到4939.89元。一是消费升级。27年间，山西农户低水平消费户明显减少，高水平消费户显著增加，1986年时，人均生活消费水平在2千元以下的农户高达91.43%，消费超过5千元的仅占1.21%；到2012年，农户消费2千元及以下的降至34.40%，过5千元及以上的占15.55%。二是农民的食品等基本消费依规律地下降，1986-2012年，食品消费占比从56.08%降至37.13%，但人均食品消费支出却由1986年的170.73元升至2012年的1337.67元。且食品消费的货币化程度显著提高，现金性食品消费支出由1986年的40.46%升至2012年的74.41%。三是服务性消费增加。农户用于服务性消费的支出由1986年的96.96元/人升至2012年为934.72元/人。增加最显著的，一是医疗服务消费（医疗费），由1986年的14.80元上涨到2012年的278.23元，人均医疗消费100-300元的农户由1986年的1.81%升至2012年的16.72%，300-500元间的农户由1986年的0.40%升至2012年的3.94%，超过500元的由1986年的0.10%升至2012年的9.16%。二是教育服务消费。农户教育服务支出由1986年人均27.77元升到2012年的323.26元。其他一些有明显增长的消费，如农户人均旅游消费支出由2003年的5.89元/人升至2012年的50.71元/人，农户人均交通通讯支出由2003年的69.27元/人升至2012年的312.96元/人。

本书对中国农民行为特征的分析远远不止以上几点，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进行再归纳和提炼。对中国农民行为特征的研究是一个真问题，它是理解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基础，也是告别基于农民均质且不变的理论与政策的努力。中国的农村研究尽管边际报酬下降，但这一研究的价值丝毫没有减低。一是这一研究对公共政策的重要性，我在近30年的研究中，一直铭记着杜润生老人的寄语：“农民不富，中国不会富；农民受苦，中国就受苦；农民还是古代化，中国就不会现代化。”中国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已经从乡土中国转型为城乡中国，但是，中国如此庞大的农民群体对转型的重要性依然举足轻重，可以说，中国的农民不转型，中国就不可能完成这场伟大的历史转型。二是这一研究的学问价值。T.W.舒尔茨在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给他诺贝尔经济学奖典礼上的演讲中，有这样的陈述：“如果懂得穷人的经济学，我们也就懂得了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原理”，我对此话的理解是，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理解从农民那里更有可能找到真谛，只要经济学还是一门分析人的行为的学科，农民行为的研究仍然是它的原点。

在当下急于下判断、给建议的风气下，史清华教授团队能甘于在枯燥的数据中寻找具有一般性的特征的努力，是难能可贵的。从我进高校以后一年多的文献检索和各种会议的观察，中国的农村研究在方法和技术上有了很大的进展，这是一个好的现象。但是，方法和技术的进步根本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农民，促进公共政策的改进。史清华兄的努力一直是值得尊重的，他在数据的搜集与分析中尽管看上去很“笨”、很苦，但本质上是为了能准确地理解农民行为，我敬重这位研究者中的“农民”所从事的农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