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对话牛凤瑞:“乡村振兴”战略不是否定城乡发展一体化


来源:凤凰网财经

凤凰财经专访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原所长、曾任河北社科院农村所所长的牛凤瑞。

牛凤瑞

文/李仁泽

10月24日,中共十九大在京闭幕,报告提出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其中,在涉及到农民“命根子”的土地问题上,最为引人关注。中央明确表示,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

截止2016年末,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1%,仍有逾8亿庞大规模的人口或生活在农村,或以进城务工的形式,游离在城市生活的边缘。在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过程中,中国农民的悲与喜,始终令人忧乐难忘。

农田里轰鸣的机器,土地上长出的庄稼,城镇街道上车水马龙的车辆,2000多个县城里菜市场上的禽肉、蔬菜、鸡蛋,以及在那里进行的各式各样的交换和买卖。

不知晓这些国情,很难理解这样一个千年农业大国,在短短数十年间经济腾飞的逻辑。以及这个执政党,为实现历史上人口规模最大的现代化,所付出的艰苦卓绝努力。

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为什么再延长30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能否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乡村大面积、持续地凋亡是历史的倒退么?中央现在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相较十八大时的“城乡发展一体化”表述上的变化,又应该怎么样去理解?

基于上述问题,凤凰财经专访了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原所长、曾任河北社科院农村所所长的牛凤瑞。牛老先生已年逾古稀,特殊身份下的双重领域研究经历,为他带来了更宽广的视野。在其20多年对“三农”问题,10多年对城市问题的思考中,浸润了不同寻常的辩证思考。

本次专访分上下两篇刊登,上篇聚焦乡村,下篇论述城市,此文是上篇。

以下为专访实录。

资料图

土地延包30年给了农民长久稳定的预期

凤凰财经

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是本次十九大报告中农民极关注的问题。请您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予以梳理和解读。

牛凤瑞:

1978年12月,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位农民以“托孤”的方式按下红手印,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作为经典案例甚至被写入了教科书。

小岗村农民的勇气点燃了火种,结合此前我国四川、贵州、甘肃、内蒙古等地农民进行的有益探索和实践,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上,农业改革得以迅速而顺利地在神州大地上推行。

后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得以在全国普及,土地承包的期限被列入法规。可以说,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敲开了新时代的大门。

一般上讲,我们所说的第一轮土地承包,是指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时算起,我国大部分地区从1983年前后开始到1997年止,承包期为15年。第二轮土地承包,则是从1997年开始,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保持不变。

本次十九大报告提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

这样,三轮土地承包期加起来,已经75年了,在“命根子”的问题上,中央给了8亿农民以长久稳定的心理预期。

资料图

凤凰财经:

从十七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央对土地承包经营的期限一直有很明确的提法: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为什么这次土地延包的期限定为30年,而不是15年或者60年,原因何在?

牛凤瑞:

“长久不变”和延包30年,都推动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政策的稳定。政策的稳定就是农村的稳定,是农业的稳定,也是8亿农民这个庞大群体的稳定。但是,这里面政策的稳定并不等同于每一个家庭承包土地的地块和面积的稳定,请注意,这是两回事。

在一个30年不变的土地承包期内,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农户家庭人口,由于婚嫁、迁徙、出生和死亡,会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一个人从出生到成家立业、娶妻生子,成为一个新的完整的家庭,30年大概是一个合理的周期。

如果是较短的周期,比如说15年,不利于有效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如果是较长的周期,比如说60年。那家庭人口数变化太巨大了,甚至是几代人了。

“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是继包产到户之后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该制度由贵州省湄潭县于1987年首创,旨在解决因人口变动导致承包制不稳定所带来的诸多问题。

这个政策,维持了在一定承包期内土地关系的稳定。

资料图

等规定承包到期的时候,肯定会根据届时农村家庭的实际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不可能一个家庭在原有的村落已经没人居住了,还保留田地,或者以前几个人的地现在1个人种。

所以,土地延包的期限之所以设定为30年,一定有这方面合理考虑,它和一个家庭人口的变化周期有关。

现在社会上甚至有的观点认为,一家一户的承包经营与农业大生产是相对立的,已经不适合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了,在我看来,这种理论依据是不成立的。

资料图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是权宜之计

凤凰财经:

前面提到的有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不适合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说法,在理论上是否能站得住脚?为什么无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都是党在农村的一项长期基本政策?

牛凤瑞:

农业实行家庭承包制有其历史必然性,这并不仅仅取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更重要的是,家庭经营有自己独特的优点,而且这是和农业生产的特点相适应的。

第一,农业是大田生产,具有高度的分散性、季节性和对多变自然气候的敏感性,离不开经营者决策与执行的高度统一。家庭作为最基本的社会细胞,正是最适合的经营单元。

第二,农业的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相分离,要求职责和权利高度统一,对劳动的最终成果负责。在家庭经营的层次上,较少利益分配所导致的内耗,能够更好地适应这种分离。

第三,农业生产较少对大规模劳动协作的依赖。一年四季,从种到收,这整个过程一个家庭成员即可胜任。这能够大幅减少农业经营管理和关系协调上的成本。

最后,农业的家庭经营与规模经营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随着农业现代化装备的广泛运用,家庭经营也完全可以实现规模化生产,美国的家庭农场就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即使将来农业生产力高度发达,但只要没有实现需要大规模劳动协作的工厂化生产,以上农业生产的特点仍在,农业的家庭经营就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因此,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绝不是权宜之计,而应是一项长期稳定的基本政策。

资料图

凤凰财经:

在以家庭为单位的承包经营中,相对于规模化的农业大生产来说,也存在一定的缺点。比如在组织上来说,有一定随意和无序性。有的农民因为农业经营收益较低,生产积极性极低,甚至造成了许多土地被抛荒,导致无人问津。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牛凤瑞:

土地抛荒并不可怕。为什么呢?抛荒恰恰反映了农民对市场的自主调节,如果种地赔钱或者收益比较低的话,他为什么要种地呢?

“十三五”规划里中央提出对耕地进行轮作休耕的制度探索,这正是我30年来一直坚持的观点:农业生产只要满足市场需求,满足供给就可以了,不需要大量过剩。农业的过度超前也是资源的错配。

农业跟工业不同的地方在哪儿?农业产品是有机物,不便于长期储存。所以我一直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是农业不能实现物质财富的代际积累功能。最好的状态是,当年生产的农产品当年消费掉。所以,农业的总产值不是越多越好,而是适合就好。

所以,土地被抛荒并不可怕,这体现了藏粮于地,而不是藏粮于民。藏粮于地的目的就是说,抛荒怕什么呢?以现有的耕作水平,需要的时候将土地开荒,只要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农产品也就能迅速上市了。

资料图

乡村凋亡是中国社会的历史进步

凤凰财经:

曾有学者在离北京仅200公里的农村调研,发现当地只有老人与狗。您如何看待农村青壮劳动力大量流失的问题?

牛凤瑞:

大规模的青壮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是社会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3860部队”(妇女和60岁以上的老人)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表面上看,是农业劳动力的平均素质下降了。那为什么我国农业总体生产水平一直在持续提高,农产品的有效供给一直在持续丰富呢?

实际上,这应是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农业劳动强度大幅减轻、较低素质劳动力胜任农业生产的表现,而不是农业危机的表现。这些人从事农业生产,于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反而更有利。

资料图

凤凰财经:

城市是人口的和非农产业的高度聚集,为人们提供了更好的生活空间。乡村文明还有存在的必要么?应该如何看待我国许多地方乡村持续凋亡的问题?

牛凤瑞:

无论社会如何发展,人口聚集的形态都会存在差别,具体会体现在分布的规模和形式上。城乡之间的地域分工差异,从目前来看还不能完全消除。所以,乡村文明还会长期存在下去,与城市文明共生共荣。

现在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背景,是过去在城市化加速的历史阶段中,某些乡村在持续地衰落甚至凋亡。很多乡村都是老人和孩子,形成空巢家庭和留守儿童,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

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适时地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有助于提高人们认知,加大对乡村扶持的力度,更快地进入城市反哺乡村的阶段,这无疑是对的。

但是,从更大的时空维度上去思考,我国农民大规模地减少,乡村大规模地精简撤并,甚至自我消亡。在这期间,它的社会结构,包括生产生活方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走向了城市,过上了更好的生活,你说这是不是历史的进步呢?

分析中国现在的社会经济问题,要坚持辩证统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们是要看一个断面,还是看一个过程。

可能在某日某时某刻,在某个乡村,我们看到了留守儿童、空巢家庭、“老人与狗”的现象。但当我们看到某一段过程,比如这20年、30年或者50年间,中国在加速实现城市化。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乡村在改变,中国的社会在进步。

资料图

“乡村振兴”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具体抓手

凤凰财经

那从现在这个断面来看,乡村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无法回避,该如何处理?

牛凤瑞:

进城是农民理性的自主选择,与此伴生的留守儿童、空巢家庭等问题,亟待从城市化政策和社会政策层面加以解决,但不能成为反对农民进城的理由,更不是倡导农民返乡的依据。

中央现在提出来了,并且在这个问题上做了很多努力。比如说留守儿童建卡建档,进行全程的成长监测。比如空巢老人享受社会保障等等。

这些年,我国大规模地破除了始于50年代中期的户籍制度,加速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解决城乡二元分割的问题上也做了重要的努力。

但是启动户籍改革只是最容易做的一步,人们关心的不是公安局的那个本子上怎么印,而是户籍背后带来的公共服务的含金量,就是社保、医疗、升学、养老,其核心是公正平等的市民待遇问题,不只是市民身份,更是市民权利。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资料图

凤凰财经:

从十八大报告到十九大报告,从“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您如何看待这种转变?

牛凤瑞:

现在来看,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是对的,但是振兴乡村并没有否定,或者是贬低城乡一体化。从他们之间的关系来看,“乡村振兴”应成为统筹城乡发展的一个具体的抓手。

中央提出“以城带乡”,城市支援乡村。它的这个前提是什么?它的前提就是城市的繁荣与强大。

我一直在讲,城市化是乡村发展的第一条件,城市都不强大,怎么支援乡村?那不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么?

资料图

凤凰财经:

“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曾言:农民不富,中国不会富;农民受苦,中国就受苦;农民还是古代化,中国就不会现代化。您对此有何理解?

牛凤瑞:

在那个年代,杜老先生这话是振聋发聩的,它打破了传统观念,道出了一个基本的真理。即便在今天,也可称是警世之言。

但是农民怎么富?时代不同了,我们思考问题的角度也不同。现在的农民要富起来,就要转变生产生活方式,走进更好的生活空间。就要进城,就要把要素配置到城市里去,就要推进城市化,反过来带动农村、支援农村,从而实现共同富裕。

我的父母都是种地的,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在我做研究工作的前20年,一直与“三农”问题是分不开的。但我所理解的让农民富起来,核心恰恰就是要减少农民数量。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必然,各种要素向城市流动。短期来看,这种流动对农村的直接影响是负面的。但长期来看,这种流动实质上是正面的。

2020年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我国目前存在的农村与城镇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固然与农村为城市提供服务的时间过长有关,但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在于城乡分割的制度障碍和不对等发展。

现在我们应该清楚,就土地论土地是没有前途的,就农村论农村也没有前途,就“三农”论“三农”也没有前途,所以归根到底,还是要在推进中看待这个问题。当城镇得到充分发展,农民也能平等分享其权利和机会的时候,乡村的明媚春天也就到来了。

[责任编辑:徐婧 PSY055]

责任编辑:徐婧 PSY055

推荐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凤凰网无关。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

预期年化利率

最高13%

凤凰金融-安全理财

凤凰点评:
凤凰集团旗下公司,轻松理财。

近一年

13.92%

混合型-华安逆向策略

凤凰点评:
业绩长期领先,投资尖端行业。

凤凰财经官方微信

凤凰新闻 天天有料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