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与吴文藻 爱与学术的信仰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吴文藻与作家、儿童文学家、翻译家冰心夫妇合影图/ 冰心文学馆提供

原标题:冰心与吴文藻爱与学术的信仰| 封面故事

“生活中木讷愚钝、凝神于事业的吴文藻,冰心爱了一生。她骨子里看不惯那些风流情种。”

“冰心代表了一种普世精神,母爱、儿童,是更永恒的。时代感不鲜明。而吴文藻是有时代精神的。他关心中国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中国,民族关系是否和谐,在世界上应该和其他国家是什么样的关系。”

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香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凉。

9月上旬,在福建长乐冰心文学馆门口的墙上,我见到了这段耳熟能详的作家语录。

留在世人眼中的冰心形象,是一位梳着发髻、面容娴静的温婉女子。即便晚年,一头银发,眼窝深陷,也带着淡淡的微笑,似乎正是对她这些人生信条的注释。

被尊为“世纪老人”、文坛前辈的冰心,曾经罕见地作为国家外交形象的“代言人”,一生出访海外几十次。不过,在风行全国的《繁星》《春水》《寄小读者》之后,她很少再有同等影响力的作品问世。直到晚年,凭小说《空巢》获奖,为她赢得了新的声誉,但远不能和早年相提并论。冰心的丈夫、社会学泰斗吴文藻,则是后半生境遇陡转,令人慨叹。

爱与同情,真的可以穿越一切波澜与坎坷,支撑长达一个世纪的人生?

2004年冬,冰心去世5年后,子女们决定将母亲遗物全部捐献给冰心文学馆,这些厚重的书籍文献、资料、书信,包括冰心用过的家具、日用品,装满了五个10吨集装箱。时任冰心文学馆馆长、冰心研究会会长、资深学者王炳根受邀前去接收和整理这些物品。

一堆巴掌大小的深棕色塑料封皮本,和各种资料、书本捆扎在一起,躺在不常打开的储藏室内,差点就从眼皮底下漏过。

王炳根心头一动,顾不上拍掉上头的灰尘,迅速翻起来。那些淡蓝色、草草书写的钢笔蝇头小字,他认识,是冰心的字。“冰心外出时是记日记的,为的是便于回来之后的写作。”和冰心日记绑在一起的,还有二十多本吴文藻的日记,篇数密集、信息量大,他们的孩子都从未见过和翻阅过。王炳根形容那一刻,“如同在莫高窟看到藏经洞一样”。

“冰心像太强的阳光,吴先生的光辉被遮住了。很多人,包括他的学生对他都不太清楚。这些日记,在我心里,就是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史。”王炳根说。

他逐字逐句把日记录入电脑,一个个城市、一座座房子去走访冰心夫妇生命里踏足的每一寸土地。一个较以往更复杂的冰心的形象日益清晰,此前未被发掘和剖析过的吴文藻的面貌也浮出尘土。2017年秋,王炳根耗费6年写成的吴文藻、冰心合传《玫瑰的盛开与凋谢》 (以下简称《玫瑰》)简体版在福建问世。

冰心文学馆创始人、《玫瑰的盛开与凋谢》作者王炳根图/ 方永晖

顺流

9月的某个周一,长乐的太阳有些刺人。从福州市坐了将近1小时的汽车,我们抵达了坐落在这个小城的冰心文学馆。从绿树和湖畔穿过,灰瓦白墙、挑檐立柱的数排建筑次第舒展,本色的花岗岩,多彩的水磨石,引入庭院深处。1995年起建、1997年落成的建筑里外,而今看起来依然光亮如新。

“25年前,你对冰心的研究才刚刚开始,怎么就动了(造文学馆)这样的念头?冰心身上到底是怎样的东西打动了你?”我问王炳根。

“对,很多人都不理解。我对冰心的兴趣和研究,和成立文学馆是同时的。我也没料到自己打开了一座宝库。”

他解释过,五四之后,中国的文学大多描写压迫与斗争,唯有冰心主张改良与调和。“我就是想把那个爱的元素保存下来,让后人走近她,了解她,温暖心灵。”

“养尊、处优”,是许多人对冰心一生境况的解读。甚至,“过得太顺”,也成了她文字清雅、宣扬爱与温暖的备注。

1900年10月5日,本名谢婉莹的冰心出生于福州乌山脚下的隆普营。她是家族里第一个读书的女子,父母对她宠爱有加。

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在燕南园第一次见到成年后的冰心,惊叹对方“性情温柔、厚道和沉静,讲话悦耳,很有教养,英语讲得很好,使人想起顾恺之所画的仕女”——“中国古典诗人所梦想的理想的妇女”。

腹有诗书气自华,与冰心童年的家教有关。11岁以前,她已读完晚清至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学翻译系列“说部丛书”。但她认为,自己在母亲面前有时反倒像个遗少,“从小说、弹词,到杂志、报纸,她都爱看。针线匣里,总是有书的。有许多新名词,如‘普罗文学’之类,我们还是先从她口中听到的,我们成了落伍者,我常默然自惭!”

在海军任职的父亲谢葆璋和婉莹的舅舅杨子敬,一有机会便教给她诗词歌赋和做人道理。温柔娴静之外,婉莹性格的另一面,海伦·斯诺自然无缘得见。或者说,这一面已随着岁月荏苒,悄然隐藏,难得显露。

1904年1月,烟台水师学堂正式开学。谢葆璋以练营管带的身份兼任学堂监督(校长)。小婉莹随同父亲前往烟台。

她的小名便很另类:父母叫她“阿哥”,弟弟们称呼她“哥哥”。父亲的下属常常带着这位“小哥”游走在炮台、码头、火药库和龙王庙间。修理枪炮的工人,看守火药库的残废兵士,鲁籍的水手、军官、农夫和渔人身上的悲壮与新奇,为她少年的故事宝库储备了丰沛的来源。

冰心的小女儿吴青认为,外公的现代文明思想对母亲来说非常重要,否则有几件事她是绕不过去的:一是裹小脚。当时,冰心的伯叔父们都觉得她该裹脚了,不裹脚哪像女孩子?谢葆璋说:“不能裹,她怕疼。我是把她当儿子来养的。”此外,读书与婚姻,都完全由她自主。

冰心与父亲图/ 冰心文学馆提供

在女性深受禁锢的20世纪初,这确乎是冰心的幸运。

在贝满中学、燕京大学和美国的威尔斯利女子大学,谢婉莹都受到了基督教义的濡染。“虽然不一定能说冰心是基督徒,但她接受过洗礼,对圣经熟悉。后来文学的语言也受到影响,浓缩精炼,能用很短的文字把事理说透。但这是一份很个人化的信仰,不事宣扬,放在心里。她也几乎不去教堂。”王炳根说。

青年冰心图/ 冰心文学馆提供

宗教观念、泰戈尔的思想、民族文化中传统的道德,共同塑造了冰心。面对“破坏与建设时代”,她的主张始终是温和、改良的。

穷尽对社会的理解、对宇宙万物的思考后,冰心得出结论:在一切虚无、相对的变化中,唯有爱是永恒和实在。

她写过一篇名为《超人》的小说。年轻人何彬原本厌世,“凡带一点生气的东西,他都不爱;屋里连一朵花,一根草,都没有。冷阴阴的如同山洞一般。”世界在何彬眼中虚空,人生也毫无意思。然而因了一个叫禄儿的孩子在病中的呻吟,还有护理他的白衣女子,他念及母亲,忽然悟到:

世界上的母亲和母亲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也都是好朋友,都是互相牵连,不是互相遗弃的。

留学时,身体不适的冰心在青山疗养院蛰居半年。那段日子又冷又闲,但她从友人的馈赠慰问里感受到“显然不是敷衍”的关怀。出山之后,她决定用一生来实践“将爱施于人”的承诺,于是逐渐从自己小我生活的和谐,推论到凡世间人都必须、都能够互相爱。这也正是“爱与同情”那段内心独白的由来。

冰心体

冰心文学馆的一楼大厅,洁白雕塑后面是一幅看起来有些模糊的彩图,碧蓝的海水延伸到近处,类似灯塔的建筑立在礁石后。10岁上下的谢婉莹,曾经向父亲表达过“当一名灯塔守(护者)”的志愿:“晚上举着火炬,登上天梯,我觉得有无上的倨傲与光荣。”父亲有些惊诧,但并未一下打消女儿的念头,只是安慰她:“清静伟大,照射光明的生活,原不止灯台(塔)守,人生宽广得很!”

几年后,初入北平协和校园的冰心,曾经立下当医生的志愿,但很快,一份爱好改变了她的志愿。这改变,果然成为另一种对他人的照亮。

1919年,谢婉莹发表了她的处女作——小说《两个家庭》,署名“冰心女士”,由此展开她绵延80年的写作生涯。

我们都是自然的婴儿,

卧在宇宙的摇篮里。

——《繁星十四》

《繁星》甫一发表,就被她的老师周作人搬上课堂作为范本。课堂外,普通读者中也掀起了写小诗的风潮。同时代的读者燕志儁说,“心里会意的时候,就在算术书的空白上自己作一首(小诗),教员叫起来问功课,往往弄得怔怔的半晌无言。”

“那时候她的作品之畅销,就像后来的琼瑶啊,盗版风行。”王炳根说。就连她30岁时出的第一套自选全集,也是为了对付盗版。

多年后,冰心拜访灵岩寺,沿路有小僧跟随,“我读过您的书,《寄小读者》、《繁星》、《超人》。”随行记者不由惊叹作家的影响力。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梳理了多位中国作家自上世纪初到1951年的文学成就与特质,冰心在其中占据了4页的篇幅。夏直言,“冰心的优点并不在于感伤的说教,也不在于对自然的泛神崇拜态度,而在于她对狭小范围内的情感有具体的认识。”

她的文字还造成了一种以她的名字命名的语体的流行。对于“冰心体”的解释基本统一为:以白话文表达为基础,吸纳了文言文、欧化表达而形成的,蕴藉而简洁、典雅而流利的语体。

她写美国女孩化妆,“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她用谢灵运的“寝瘵谢人事,灭迹入云峯。巖壑寓耳目,欢爱隔音容”形容生病期间青山疗养的生活。

爱打比方的张天翼如此评价:“作者对于修辞极其注意,她爱浸些旧文学的汁水进去,但不会使你反感,像裹过足的放了足,穿高跟鞋,也有好看的。”

回顾冰心的文学生涯会发现,她的巅峰在她刚刚冒头的那10年便已确立。成家后,漂泊动荡的迁徙生活和妻子母亲的身份,让她无暇创作。晚年,她的问题小说和散文再度获得认可,然而读者大多只记得她的《繁星》《春水》和《寄小读者》。

2008年,韩寒和陈丹青在一档对话节目里谈及老一代文学“大家”,称巴金“写得很差”,“冰心完全没有办法看”。如此不留情面的评语引起了巨大争议。有人附议,更多人为老作家们叫屈。

其实,对冰心作品风格和文笔的批评绝非始于此刻。

在反传统的“五四”运动中,阿英曾批评冰心是“资产阶级唯心作者”。张爱玲说过“冰心的清婉往往流于做作”。说得较中肯的是茅盾:

在所有“五四”时期的作家中,只有冰心女士最属于她自己。她的作品中,不反映社会,却反映了她自己,她把自己反映得再清楚也没有。

近百年后的今天呢,还有多少人读冰心、爱冰心?

采访读者和学校师生时听到最多的话竟然是,“无感,没啥好说的。”学俄语的大二学生袁迦路用了“鸡汤、甜腻”来形容;高中语文老师陈罡(化名)直言,冰心的作品“太圣洁,没有人间烟火气,让人不想亲近”;00后高中生周语(化名)倒觉得冰心很厉害,在病中还惦记着给小读者写信,“读她写景的文字有一种森林大地的感觉”;80后杨柳青说,若不是采访提到,都想不起冰心的作品,但并不觉得冰心被过誉——要放到具体的历史语境里去评价。“可能那时候人们就想看看这种清新有爱的文字呢,那(名气)就是她应得的。”

读了二十多年冰心的王炳根不是没听过类似的意见,他的回答很执拗:“这是现代人的问题。心不够静。她曾经风行一时。后来人们远离她,认为她完全和时代不合拍。”

“你对她有偏爱?”

“我承认我对她偏爱。你去看看她的语言、节奏、观念,站在20世纪文学的平台上去思考。如果不保留这道亮光,它会消失的。五四时有争论,小说可以白话文,散文不可以。她却恰恰用白话证明了散文也可以。韩寒他们说的……呵,今天的人知识结构和境界远不及他们。那时的学人,古典文学、西方文学,到了可以打通的境界。他们(批评者)没有注意到冰山下的东西。”

课本

不同于“五四”时期,冰心在半个世纪前和1980年代引发的两度阅读热潮,她的作品收入语文教材,当是一大助推。

写于1950年代的《小桔灯》,冰心自己并不以为出色,却成为经典。农家姑娘手里那盏微亮的、给人希望的桔灯,成了新时代文学中最富象征意味的一个道具。冰心自己撰文解释过写作此文的目的和方式:

我可以“不闻不问”这故事的前因后果,而只用简朴的“便于儿童接受”的文字,来描述在这一个和当时重庆政治环境、气候同样黑暗阴沉的下午到黑夜的一件偶然遇到的事。

福建师大刘桃桃在《冰心在玉壶》这篇论文里指出,虽然冰心的立意并不在政治,但是“文革”结束后,这篇短文能够进入教材,很大程度还是要归功于作为背景所呈现的政治立场的正确。

50年代初,冰心作品当中尚没有强调过“革命”或者主张。在早年所写的《寄小读者通讯十八》里,她说过,“我是没有主义的人,更显然的不是国家主义者。我从来不存着什么屈辱与仇视。只是为着‘正义’,我对于以人类欺压人类的事,我似乎不能忍受!”

冰心的文字简洁清丽,充满对人生、自然、他人之爱,又能用来学习基本修辞手法,所以她的篇章一直是教科书、试卷、文艺类刊物的宠儿,文章结构被总结为“描述身边事+抒情体验升华”,仿佛很容易模仿。泰戈尔、纪伯伦在中国文艺青年中的流行,也使译者和仿写者冰心受到了关注和追捧。

根据一项面向安徽、河南、江苏6校学生所做的问卷调查,冰心同鲁迅、朱自清、徐志摩、老舍等同属于较稳定的被爱戴的现代经典作家,而调查“对自己语文帮助最大的现代作家”时,冰心的票数明显增加,在某些学校跃居首位。

调查者说:鲁迅的深刻让学生们只能远观难以走近,郭沫若的热情喷涌也不是人人可为,而专业文学批评中稍欠“文学个性”的冰心在普及写作实践上贡献更多。

这样一种肯定,很容易叫人读出另一番况味。无论如何,冰心向来不以才华自居,但也并非没有自信。第一套《冰心全集》出版时,回顾十余年的创作,她说过,“我知道我的弱点,也知我的长处。我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也没有喷溢的情感,然而我有坚定的信仰和深厚的同情。在平凡的小小事物上,我仍宝贵着自己的一方园地。我要栽下平凡的小小的花,给平凡的小小的人看。”

契合

秋日的上午,我骑着自行车,来到北大校园里那片冰心曾执守和安居近十年的园地。

由东门入,拐过几条小路,上一个小斜坡,进入一片幽深古老的别墅。一色的欧式风格,间或几幢有飞檐红瓦的中式感。只是,有些院落整饬有序,还在对外办公;有些则缀了满墙的爬山虎和杂草,甚至门楣都被遮住,看起来荒废经年。

编号50号到66号的这十来幢宅邸,组成了北大里一处特别的所在——燕南园。上世纪20年代,为了将燕京大学办成一流大学,时任校长司徒雷登相当重视教师的生活,为高级教员自建西式住宅。这与北大、清华的教师多靠租房或校外购房,完全不同,且条件以今日标准看也堪称豪华:除泥石砖瓦取自当地,其他建材多由国外运来。上好的红松窗框,黄铜门把手,地板打蜡,壁炉,独立卫浴,冷热水分路供应,家家门前屋后有一个宽敞的庭院,花草繁茂。

西北边把角的一栋(现66号,原60号),便是冰心和吴文藻在燕京大学时的住宅。经过近一个多世纪,槐树和柏树已撑起蓊郁的伞盖,阳光洒在小院的草地上,暖意融融。

一切安宁静好,仿佛什么动荡都不曾发生。

燕南园66号,这幢拥有近百年历史的老楼如今闲置,未做他用,平时也很少有人驻足。与燕南园其他的老宅一样,除了门牌号,66号楼外没有关于昔日主人和历史的任何介绍图/ 艾绍强

“五四”伊始,年轻的谢冰心写下《破坏与建设时代的女学生》,郑重其事地提出,在风气初开时期,女学生衣裙的颜色要“稳重雅素”,样式要“平常简单”。要以“正当、趣味、高尚(的去处),清洁疏散脑筋,活泼思想”。

在《我的择偶条件》这篇文章里,她模仿男人口吻,提出对另一半的期许:

懂得几句外国语言

也相当的整齐清洁——至少不会翻乱我的书籍,弄脏我的衣冠

也不以旅行为苦

也爱泅水,不怕海风,不怕山居的寂寞

对于容貌性情以及经济生产能力等等,我都可以随遇而安,不加苛求的。

显而易见,她重精神,轻物质,还略带点清教色彩。因为感到文艺圈里的男士颇多风流,甚至许下志愿:不嫁给文艺界的人,可做朋友,不可当配偶。

在她的小说《惆怅》里,感情需要自由的选择来建立,但爱情与婚姻必须得到双方父亲的俯允才能确立。

她和吴文藻的“天作之合”,冥冥之中符合了这两样条件。吴“恰巧”不属于她心目中风流倜傥的文艺人士,耿直良善,克己有礼。两人的第一面,便让冰心刻骨铭心。

1923年,出生在江苏江阴小商人家庭的吴文藻从清华毕业,乘“约克逊总统号”邮轮赴美留学。冰心也同在这艘船上。她托许地山去找中学同学的弟弟吴卓,许阴差阳错把吴文藻给找了来。闲谈中,听说冰心想选修一些英国19世纪诗人的课,吴文藻便列举了几本著名英美评论家评论拜伦和雪莱的书,这些书冰心都没看过。吴文藻不客气地说:“你如果不趁在国外的时间,多看一些课外的书,那么这次到美国就算是白来了!”

当时冰心已相当出名,在诸多男士忙着奉承她时,眼前竟冒出这么特殊的一位,可想而知她内心的不爽与好奇。吴青不知道什么情由使得父亲说这番话,“我们始终也没问出来,不过他倒是因此给母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后来母亲入学后,得到过许多同船男女朋友的信,都只用学校的风景明信片回复,惟独给父亲写了一封信。”

貌似不怎么会说情话的吴文藻,给过冰心一句至高的评价——“一位新思想旧道德兼备的完人”。

在美国留学。左7吴文藻,左8冰心(穿旗袍者) 图/ 冰心文学馆提供

冰心从威尔斯利硕士毕业后回国,吴文藻则要在美国读博。告知父母、“确定关系”势在必行。吴文藻为此诚恳地写了一封万言信,开头一段是这样的:

求婚乃求爱的终极。爱的本质是不可思议的,超于理性之外的。先贤说得好:“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我们也可以说,爱是一种“常道”或是一种“常名”。换言之,爱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常道”,故不可道;爱又是超于理性之外的“常名”,故不可名。我现在要道不可道的常道,名不可名的常名,这其间的困难,不言自明……

除了表示对冰心的爱慕外,后面还有大段有关婚姻和家庭的论述,如“家庭是社会的雏形,也是一切高尚思想的发育地和纯洁情感的婚姻养成所”等等。吴青感叹,父亲无论写什么,最后都像是一篇论文!

1926年冰心留美归来,被母校燕京大学聘为国文系助教。三年后,吴文藻也从美国回来并被清华、燕京大学聘为教师。司徒雷登在自己的宅邸临湖轩主持了这对新人的婚礼。新婚之夜,两人是乘坐司徒雷登的黑色福特去西郊大觉寺度过的。

1929年,冰心与吴文藻在燕京大学临湖轩举行了西式婚礼,时任燕大校长司徒雷登为他们主持图/ 冰心文学馆提供

新居的装修和庭院的栽花种树,吴文藻全都交给妻子操办。上课后,吴文藻就“心满意足地在他的书房里坐了下来,似乎从此可以过一辈子的备课、教学、研究的书呆子生活了”。

一个广为流传的段子是:院子里种了很多丁香,冰心把吴文藻叫出来。吴的魂儿估计还在书房,茫然又像应酬似地问:“这是什么花?”冰心忍笑回答:“这是香丁。”吴点了点头说:“啊,香丁。”众人大笑。

全家福图/ 冰心文学馆提供

学生王庆仁、张海洋都说,吴文藻行事“直来直去”,和客人话题聊完了就回自己屋里看书,留下冰心招呼客人。

然而这样木讷到近乎愚钝的男子,不仅博得了冰心的芳心,也收获了岳丈大人的好感。

“他不讲究吃,更不讲究穿,但注意营养和卫生,爱好整洁。一件衣服或一双鞋,至少能穿十几年。”吴青回忆。“每次外出回家,他都把皮鞋先刷一刷,好衣服晾一晾,然后仔细地收起来。换季收衣时,衣服之间要夹放一张大纸。母亲笑话他:你的一个衣箱里,有半箱是纸!母亲说归说,父亲照样每年如此收藏他的衣服。他认定的理,从不轻易改变。”

生活能力一般、却专注执着的吴文藻,冰心爱了一生。她骨子里看不惯那些风流情种,比如徐志摩。在接受彭子冈的访问时,冰心主张不寻与不写因了自身的原因而制造出的爱情烦恼。

那么《太太的客厅》呢?这篇小说有艺术价值,但也成为林谢二人冲突的肇因?

对冰心深有研究的王炳根提出了个人意见:“在林徽因风波这件事上,和才气漂亮无关。是人性深处的东西不同。冰心还写过一首诗《我劝你》,有强烈的劝导与说教的意味。虽然留学美国,懂得尊重他人个性与私生活,但对林徽因与徐志摩,她没有把握住自己。这是两性观念的差异造成。她觉得自己坚守的道德,别人越过,她无法接受,就指出来了。她把自己当成‘拯救者’,这点是越位了。”

一家人在燕南园66号的合影。1938年夫妇俩离开燕京大学去南方,离开前将吴文藻编写的笔记教材和15箱日记、书信、字画、照片,存在这里和燕大课堂顶楼上。结果这些珍贵资料在战争期间全不见了踪影。这成了二人心中难以平复的伤痛图/ 冰心文学馆提供

“阻击”

在弟子张海洋看来,吴文藻在别处不机智、木讷,因为他想的事更大。“所以他对生活琐事不会那么计较。”

张海洋是吴文藻晚年最后的学生之一。来中央民族学院之前,他就听人说“老头儿经常西装革履”。“他和这个楼里的其他教授比较不一样。比如他坚持这个西派着装。那他一定是觉得,这是文明的标志。”张海洋暗忖。

“谢冰心是官二代,吴先生算不上,顶多是小市民,农商小家子弟。但那个时代给他一个翻起来的机会,和时局有关。即使没有动荡,江浙出师爷,他们科考的能力,也让他们很容易成为智库。”

吴文藻在达特默思学院加入了罗隆基、闻一多等人创办的留美华人社团“大江社”,是《大江社宣言》起草人之一。社团成员的共识有:

鉴于当时国家的危急处境,不愿意侈谈世界大同或国际主义的崇高理想,而宜积极提倡国家主义;鉴于国内军阀之专横恣肆,应厉行自由民主之体制,拥护人权;鉴于国内经济落后,人民贫困,主张由国家倡导从农业社会进而为工业社会。

“那是一种栉风沐雨、科学报国的精神——他们是要做大事的。包括吴文藻博士论文写的鸦片战争,他的志向在国家怎么善政。”张海洋感慨,在推介“功能学派”、培养高徒的成就之外,先师的这一抱负,最为人忽视。

1930年代初,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吴文藻到燕大任教,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观点。他穿着一套笔挺的西装,操着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授课却是一口江浙口音的国语官话,让包括费孝通在内的学生们大为惊奇。

不久,日军侵华,北平待不下去。吴文藻和冰心带着孩子,悲伤地离开了他们眷恋的燕南园,先后辗转云南、重庆多地。颠沛流离的环境里,吴文藻主导、费孝通领衔实操的“燕京学派”在社区研究和田野调查上收获良多。

魁阁工作站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为躲避日机轰炸,燕大与云南大学的合作研究工作站搬至呈贡乡下的古城村魁星阁(简称“魁阁”)。这是一座嘉庆年间的砖木建筑,最上一层设有魁星的神像,费孝通在英文著作里把他描写成monkey-like god(长得像猴子的神)。80年前,在魁星的旁边,一张书桌横窗摆着,费孝通在此研究写作。第二层,四面窗户两两相对,每面窗户前各摆着两张桌子,费的同事们在此工作。最下一层,一张大圆桌是他们的餐桌,厨房在室内的左侧。周围环绕着古松与稻田。

与田园风光相“匹配”的,是经费的严重不足,连买相机与胶卷的钱都成问题。一次,全体人员得了痢疾,工作中断几个星期。但他们克服各种困难,没钱铅印,费孝通一个字一个字地刻蜡板,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便是这样印刷出来。每当吴文藻看到学生和同仁在困窘艰难中做出的研究成果,心里就分外感动。

后来的研究者认为,“魁阁”时期已经形成了一个有才华有前途的人类社会学学者集团,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水准和科学精神。一位西方学人对20世纪40年代中国社会学给了高度评价:“可以说,在二战以前,中国是除北美和西欧以外,世界上社会学发展得最繁荣兴旺的地区,至少在学术质量方面如此。”

在昆明,吴文藻作为中英庚款董事会指派人主持“人类学讲座”。时值龙云执政,彝族人管事,开放和杂糅,对吴文藻的思想也是一种冲击。他原本认为“值得把钱和精力花在那里”,结果还是被人“阻击”了。

在《民族与国家》这篇论述里,吴文藻提出并确定了种族、民族、政邦及国家的概念。他主张将文化的民族与政治的国家相区别,以多元的民族来创建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北大教授王铭铭认为,文章的实质关怀是,在那时的世界潮流中,中国面临的历史道路选择问题。

这令以“社稷”为重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深感忧虑。傅始终坚持“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原则。认为政治固不应支配学术,但如果某种学术对国家民族有危害的可能,政府应加以取缔。教育部高官朱家骅、杭立武收到傅斯年的信函,中止了吴文藻在云大的“人类学讲座”。偏居一隅也要大展宏图的吴文藻,胸中所怀“社会学中国化”之梦想,一夜间,戛然而止。

“多民族国家观点没错。很多民族可以组成一个国家,这和共产党的主张——民族区域自治接近。”张海洋指出,《益世报》之争(费孝通与顾颉刚在该报就民族、边疆问题有进一步交锋),傅斯年代表中央研究院,是国家体系的。说吴文藻“不适合教书”,表面是争论,实际上是人事操作。

吴文藻、冰心一家在云南

到云南教学时,吴文藻对国民党执政的弊端体会得更深。费孝通和顾颉刚之争,实际上,费的理不输。但人事上,吴没法再干了。

吴文藻毕生没有到过田野一线,这是不是他的一个遗憾,不得而知。但他的学生个个成就斐然,费孝通是最好的例子。1931年,吴文藻让他去读了清华的社会学系研究生,又将其引荐给英国“功能学派”创始人马林诺夫斯基。也是在那一年,他邀请美国社会学界领衔人罗伯特·帕克来华讲学。

“我不是来教你们怎么读书的,是来教你们怎么写书的。”费孝通一生钟情于田野调查,用通俗语言写学术著作,都来自于帕克的熏陶。

和这些锋芒毕露的学生、同仁不同,吴文藻就像帷幕后那个胸有成竹的调度者与推手。费孝通晚年回忆说:“吴老师不急于个人的成名成家,而开帐讲学,挑选学生,分送出国深造,继之建立学术基地,出版学术刊物,这一切都是深谋远虑的切实功夫,其用心是深奥的。”

去留

云南无法施展抱负,吴文藻接到了新的任命——到设在重庆的国民党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担任参事。做官或非本心(也有人说吴文藻希望能在外交上有所作为),但因在参事室负责边疆的民族、宗教和教育这块,他继续推动学生在国内外考察,发起和领导边政学研究,还利用参加太平洋学会年会的机会了解美国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发展的状况。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经电波传到东京。同一个短波频道上,原先的电台广播呼号“北平广播电台”变成了“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场上的欢呼和歌唱络绎不绝。

彼时,吴文藻和妻子冰心、三个孩子正居于东瀛。1946年起,吴文藻被任命为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政治组组长,冰心随同丈夫赴日。

30年前,还在燕京大学念书的冰心写下小说《去国》。主人公英士从美国留学归来,却因官场人浮于事郁郁不得志,不得不再次远渡重洋。

50年代初的冰心夫妇,报国心如同小说开头的英士那样热忱。在长子宗生(吴平)先行归国后,1951年8月23日,吴文藻、冰心带着两个女儿,从横滨港码头登上了一艘印度轮船,离开日本。

冰心与吴文藻在东京图/ 冰心文学馆提供

后来发掘的信函和其他资料透露:其实,离日前3个月,吴文藻收到洛克菲勒基金会2000美元旅行支票,已做好一切赴美准备。他安排冰心先前往香港大学教书,让孩子们也在香港的中文学校就读。吴文藻甚至预定了8月12日从横滨出发的威尔逊总统号远洋客轮的船票。

“事情起了出乎意料的变化。吴文藻收到费正清的来信,称他赴美的签证被拒,理由是根据当时美国政府法规,吴文藻属于那些‘有损于美国利益’的人。之后,吴文藻携家人回到北京。”

“伤道”与“拐弯”

归来后,马路平坦了,下水道通畅了,电灯不再半明半灭,失业、税收问题都得到缓解。社会学者们对此感到极为欣慰。

因为独特的经历、影响、人道主义立场和流利的英文,冰心多次被选入文化和妇女界赴海外访问团,显示新中国外交柔性的一面。她也由衷地感到,“从未像今天这样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骄傲过,无论去哪个国家都能高高地抬起头。现在是我一生中最愉悦的时期。”

她在印度讲中国女性作家及其地位,在欧洲世界母亲大会、妇女大会用英语朗诵李清照的词《声声慢》,和外国代表相谈甚欢。夏衍对冰心的外交能力与魅力十分折服:“她那种不亢不卑,既有幽默又有节制的风度,我们文艺队伍中,可以说很少有人能和她比拟的。”

没想到,随后坏消息来了,社会学被下令取消。

为何要取消一整个学科?我问过王炳根、王庆仁、张海洋,都没有得到十分确切的答案,直到翻到阎明的《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方知一二。

1952年清华院系调整,当时新成立的教育部的一位苏联专家称:社会学是一门资产阶级伪科学,必须彻底取消。潘光旦、陈达、吴景超、李景汉、吴泽霖、吴文藻、费孝通等社会学家与他们针锋相对,力图保住为之奋斗半生的学术土壤。

1953年10月,吴文藻接受上级安排,到成立不久的中央民族学院工作,只是研究部的一名教授,次年任“民族情况教研室”主任。他的学生费孝通、林耀华等,都是副院长、系主任。从此直到80年代,吴文藻再没有从事过人类学、民族学的教学工作。

在民院的家属楼和平楼小屋里,他和妻子一住便是三十余年。这套七十来平的两居室没有洗澡间,更无热水管道。洗澡只能去隔壁教授楼的学生费孝通家。

“这样有才华、德高望重的学者,斯文扫地……不是说他个人多么在乎这个事,这伤了他的道,他内心应该是很不能接受的。”张海洋说。

吴文藻晚年学生、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海洋图/ 邓郁

批判与自我批判,还有检查与揭发,一一袭来。“右派”的帽子,到底是戴上了。

在福州采访时,王炳根给我两个纸袋。每个纸袋里装着二十来个黄皮信封。

里头装着的本子,边角都已磨破,正是吴文藻和冰心1950年代到1970年代的日记。

冰心字体很草,较难辨认。她没有每天都记。但有感就会滔滔不绝。吴文藻的日记言简意赅,没有情感发挥,完全是每天活动和个人状态的记录:参加学习、思想汇报、检查……

我拿起编号为“吴1”的这本。“1956年-1957年,两年日记,一日不缺。”王炳根说。

失眠。

高烧后胸部头部都感不适,精神急剧下降,连躺三天仍觉甚弱……

神经失常。

皮肤出疹。

午后理报阅报,阅过即忘,记忆不了,心甚焦灼。晚饭时家驹、永龄来访谈,我心里很难过。

向反右14人小组试作检查,检讨中情感失常,哭不成声。

在1957年的日记本里,这些字眼直愣愣地扑将过来。

“身体状态反映了精神。你看吴文藻,那时差一点就崩溃。”王炳根感叹。

王炳根认为,对于形势,冰心是心知肚明的。“不像吴文藻,一根筋。冰心是有‘拐弯’的。但吴过不了这个坎。”

冰心在干校图/ 冰心文学馆提供

冰心的“转弯”也非一蹴而就。刚回国时,听到“思想改造”这个词,她极为陌生。但她想,既然大家都要改造,也就跟着改造吧。

1965年底,冰心和一群知识分子从江西的余江、南昌、井冈山,一路接受红色教育、接受农民文化的熏陶。真诚的检讨和反思,密密麻麻写满一个日记本。

1965年底,冰心从江西的余江、南昌、井冈山,一路接受红色教育。参观完八一纪念馆,她在日记中写下:“革命领导人(与烈士)与我们是世纪同龄人,他们革命时,我们在做什么?”

参观完“八一”纪念馆,她写下:“革命领导人(与烈士)与我们是世纪同龄人,他们革命时,我们在做什么?”她站在革命领导人和烈士的雕像前,陷入沉思。

有好些年,现代文学馆副馆长周明曾在《人民文学》杂志和作协“黑名单”上的冰心共事。他说看得出老人眉目间不舒展,但不是怨恨。“也不大和我们说。她很有修养。后来谁再在她面前提起‘反右’、‘文革’,她便不太说话。”

1965年,吴文藻被派往广西斗江区社教。对待他这样“无法重用”的学者,上层和同行并非完全不了解他的价值。吴文藻的外文功力好、博学,尽人皆知。遇上重大的理论问题,总有人来请他开书目。民族和边疆问题(如中印边境问题搜集资料),包括“三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历史、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辞海》条目撰写等任务,他必是骨干。

1957年早春,吴文藻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听到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如何处理”的讲话,“听得非常兴奋”,回家心情大好,也记录在日记当中。但在“反右”期间,吴文藻的心境,大多时候都处在郁闷、困惑、惊恐中,谨小慎微、沉默寡言。

而冰心呢,据王炳根统计,那些年她写过不下两百篇时文,她自嘲那些文字“鸡毛蒜皮、不登大雅之堂”。60年代初,巴金夫人萧珊向她约稿,她答,“我总想聚精会神,写一些我力所能及的好一点的。”

那样背景下出炉的《再寄小读者》,虽然也像当年一样出国远游,分享旅途见闻,却没了《寄小读者》时的放松、细腻与感伤。她没有将这个系列单独成册出版,何尝不是心如明镜?王炳根相信,唯有翻译泰戈尔、纪伯伦的诗集时,那个相信“爱是一切”的谢冰心才可保持心灵中的一点纯净,向他人输送些许的爱与童真。

走出

第二次见张海洋,他领着我来到中央民族大学2号楼,那是一栋雕梁画栋的灰色建筑。上得三层,根据记忆,他摸索到了今天的民大教务处。七八十年代,在知识青年当中风靡一时的《世界史纲》译本便来自这间房间。“历史竟还可以这么去写,历史竟还具有如此的魅力!”到今天,韦尔斯的这本书还被许多读者认为是最值得一读的历史著作,吴文藻、冰心、费孝通带领的翻译组功不可没。

1971年8月8日,吴谢夫妇从湖北潜江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受命”赶译尼克松的《六次危机》,接着便是《世界史》和《世界史纲》。那是冰心记忆里,“十年动乱”中最宁静惬意的一段日子。35天交完《六次危机》的译稿,古稀之年的夫妇二人回家举杯庆贺。

冰心在亚非会议上发言图/ 冰心文学馆提供

“吴先生坐一张桌子,冰心和他对着。我记得这儿还有个高低床,木头的。吴先生年事高,有时累了就躺一躺。”老师们结束工作离开后,张海洋在这间房间工作了七八年,也会躺在先生当年躺过的床上看书。

1975年,冰心(右二)与日本作家井上靖(右一)等人在一起图/ 冰心文学馆提供

“文革”结束后,民院开始招收民族学研究生。1980年4月,耄耋之年的吴文藻重新开始给硕士生上课。张海洋的毕业论文有关中国经济文化类型,吴非常欣赏。尽管当时身体已不大好,但从医院回来,他仍戴上老花眼镜,坐在椅子上看论文,越看越精神,缺个字母都要改过来。

吴青去美国进修时,吴文藻为她选择了社会学。后来吴青所从事的中国贫困地区的妇女教育、加入国际组织、参加妇女与教育的国际活动,包括创办昌平的“农家女”培训学校,秉承的便是父亲社会学的理念与遗志。

1985年7月26日清晨,吴文藻打开卧室的灯,站起来想取手杖。手杖没够着,人倒下了。两个月后,他去世了。

吴谢80岁之后,曾经背对背写下遗书。寥寥数行的吴文藻遗言里,最令人揪心的是这两句:

关于遗稿、积累资料、摘记卡片等未及整理供参考用者,可留则留,其余作废纸抛弃。过去费过心血的两项成书稿件:西洋社会思想史和中国家族制度,均在文革期间散失……

在会议室,张海洋断断续续抽完了两三根烟。好几次,他走到窗边,低下头,又抬头看向远方,长久无语。

“他比我们想的更重要。冰心代表了一种普世精神,母爱、儿童,是更永恒的。时代感不鲜明。而吴文藻是有时代精神的。他关心中国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中国,民族关系是否和谐,在世界上应该和其他国家是什么样的关系。”

吴文藻家客厅的对联,是梁任公早年亲笔书写送给冰心的:“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

生命奇妙难测。冰心在青年时代,一直孱弱多病,经常躺在病榻上。到老,却比任何一个同龄人都精神。八九十岁,用毛笔写字,手一点也不抖;讲话不慌不忙,“像小溪汩汩而流”。

1987年,冰心请一位老先生刻了一颗“是为贼”的闲章,自嘲“老而不死”,聊供自警。

1981年11月27日,北京,冰心与吴文藻

她和周明的对话常常是这种模式:

谢:你最近忙什么?怎么不来看我了?

周:我赶快来。

谢:你再不来,就遗体告别了。

周:你最近又干什么?

谢:我坐以待毙。

周:啊?

谢:我写文章,等人民币(稿费)。

张海洋认可“相由心生”,他眼中的晚年冰心很阳光,“恶事不做,恶语不发,冰心相貌修炼好。吴先生过世后,冰心让我们去看她养的猫,送给我书,上面称呼我的妻子‘小友’。她很有心。”

她所提倡的“真善美”,依张海洋看,真即诚信,善即公平,美就是多样性。“这是我对她的解读,也是我对这个社会的主张。当社会变得苍老的时候,她还是‘装’(宣扬)嫩,坚持很浅的真善美。这就够了。”

幽默而真诚的冰心晚年常有抱怨,更有抨击。她曾根据耳闻目睹的事实,写了千字文小说《万般皆上品……》,感叹教师境况窘迫、教育不受重视的现状。还写过《我请求》,呼吁公民们重视中小学教育危机。

看到一些针砭时事的报告文学,她就要动笔写评论。周明和她开玩笑说,你怎么越活越“反动”了。

她笑答,姜不是老的辣嘛?!

老伴儿也走了,反正再没什么好记挂的,她说自己“无名可设,无官可罢,无款可罚,无权可夺” 。

成立冰心研究会和建立文学馆。她写了张纸,大意是,做冰心的研究,要当冰心是个病人,把她抬到手术台上,进行解剖。

20世纪的最后一年,春节刚过,冰心平静地离去。

“对她秉持的这份爱的哲学,冰心自己有过怀疑吗?”在福州和长乐,我几度问起王炳根。

“应该是有的。因为当年那些批斗她的孩子,都是小读者,她是很难过的。”

他忽然想到了什么。“你知道她后来见过韩素音吗?”

是的。1977年秋天,韩素音请了冰心夫妇在王府井全聚德吃烤鸭。席间,韩素音终于提出那个多年来悬在心头的问题:你们是如何从心里渡过“文革”那道关坎的?

冰心喝了口酒,重新提到了1932年时,她在双清别墅回复外界对她“爱的哲学”批评时的回复。

那时和后来,许多人都没有注意到我说的“信仰”二字,这个信仰实际上支撑了我的一生,平衡了我的一生,让我的心灵在任何的情况下都能保持宁静。世间任何事情没有绝对的好坏,每件事不管好坏,都能找出积极的意义。许多人认为我在“文革”中是逆来顺受,甚至认为我从(日本)归来之后便丧失了自我,其实,我是从另一个意义上去理解生活。

信仰不仅是平衡了“文革”心态,实际上也平衡了我们走出燕南园的心态。司徒雷登为我们建造的小楼,燕园那个环境,文藻那样执着喜爱他的教职,但我们主动选择出走,离弃一切的舒适。抗战胜利之后,这个走出之后的意义才显示出来了。《圣经》中说,当你在舒适中走出,可能就是一次新生。没有这种走出,我们的人生将会如何的萎缩,那是不可想象的吧。

(引自王炳根《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吴文藻合传》福建教育出版社)

戴头巾的冰心图/ 冰心文学馆提供

是的,她从来都握着精神的平衡器,这便是答案——只是实现起来并不容易。

王炳根接着补充:到晚年,冰心又坚持“爱是一切”,但她呼唤的其实不只是爱。

我想到冰心写的《最后的使者》:

到如今只有这枝金斧,劈开了黑暗,摧倒了忧伤,领着少年人希望着前途,老年人希望着再世;模糊了过去,拒绝了现在,闪烁着将来;欢乐沉酣的向前走——向着渺茫无际的尽头走。

那挟着金斧的婴儿,是希望的使者,或许正是冰心内心期许的自己?

(参考资料:《冰心全集》,王炳根《玫瑰的盛开与凋谢》, 刘桃桃《冰心在玉壶》,吴青《最好的妈妈》,《教育原来在清华——追忆我的父亲吴文藻》等。感谢王炳根、王庆仁、张海洋、周明、李辉、陈建功、袁艺方和冰心文学馆对本文的帮助)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第531期

文/ 本刊记者邓郁发自北京福建

实习记者谢祎旻王双兴赵逸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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