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出柜不是性骚扰的挡箭牌
史派西事件再次提醒我们，性侵不分性别、性取向，可能发生在任何力量、权力不对等的场域。另外，强力和强势一方不仅是侵害者，还往往是话语权的操控者，这种情况下，要警惕权力的游说，尽力厘清事实。
【事件回放】
2017年10月，演员安东尼·拉普（Anthony Rapp）在BuzzFeed News对自己的采访中控诉了奥斯卡影帝凯文·史派西（Kevin Spacey）对自己童年的性骚扰行为：
据拉普描述，那是在1986年，14的他是个小童星，在和史派西共同出演百老汇某剧目时成了朋友。之后，史派西邀请他到家里来参加聚会。在当晚聚会结束人们散去之后，史派西把他抱起来，放到床上，然后趴在他身上，对他进行了性挑逗。
拉普说道：“我扭动身体摆脱了他。然后我走进洗手间关上门，我看到洗手台上有一张他抱着一个男人的照片。然后我打开门和他说我想我该回家了。他和我一起走到公寓前门，我打开门准备离开时，他斜靠在门框上问我，你确定要走吗？我说是的，晚安。然后我就离开了。”
图左：Anthony Rapp 图右：Kevin Spacey
三个小时后，凯文史派西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回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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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原文，来自Kevin Spacey推特账号
面对史派西官方的回复，你是不是也觉得滴水不露？不仅道了歉，还诚挚地出了柜，对拉普的回复，可谓既体面又有风度。
但细读之后，不禁对里面的一些细节有了疑问。
疑问1：“我真的不记得和他的那次相遇。”
这件在凯文看来已经记不清的事，在现在看来一直很伤害拉普，以至于在30年后的今天，还要站出来说这件事，这件事的重点，并不是凯文出柜与否，而是性骚扰或者性侵对未成年人的伤害，不容忽视。
大多数情况下性侵的受害人都是“失语者”，因为在他们没有保障或者没有名气的时候，也就不具备发言权，或者即使他们发声，也会被恶意理解。正像凯文这句话的潜台词：“我都不记得的事，你还在一直纠结，有意思吗？”
疑问2：“但如果当时情况真的如他所描述一样，我愿意为我酒后严重不得体的行为向他致以最诚挚的歉意。”
不管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不管是“酒前”还是“后”，“得体”还是“不得体”都不应该对未成年人进行性挑逗，这不是道不道歉的问题，而是认不认罪的问题。“但如果当时情况真的如他所描述一样”同样，这句话看似无辜，背后的潜台词依然是“如果当时的情况只是他一时误解，会错了意呢？”
疑问3： “正如我身边的好友所知，我一生中和男人女人都有过关系。而和男人之间的爱恋和浪漫相遇贯穿了我的整个生命。现在我选择作为同性恋生活下去。”
为什么要在这个关口出柜？拉普的控诉与凯文的性倾向有任何的必然联系吗？而在这样一个严肃的语境下，为何又说出“和男人之间的爱恋和浪漫相遇贯穿了我的整个生命”？最后“我选择作为同性恋生活下去。”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如果跟男人之间的爱恋不浪漫，您就不愿选择同性恋的生活了？性倾向是先天还是后天决定尚无定论，不过心理学家认为，性倾向并不是可以自愿改变的选择。
疑问4：“我想坦诚公开地面对这件事，并且开始对我的行为进行自我检讨。”
也就是说，面对之前的“酒后不得体行为”，凯文更愿意转而面对“我选择作为同性恋生活下去”这件事。那此时的自我检讨，是针对什么的呢？难道是检讨自己为什么没有早点“选择同性恋生活”吗？
虽然这篇文字看似坦诚，但凯文实则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采取的是极为巧妙的回避态度，最终是将大众的视线从对未成年性骚扰的行径引入到“明星出柜”这个话题点上。
性少数群体也许就是被这些人污名化的。当性少数群体在最艰难的时候，不站出来运动与发声，而当现在大众已经普遍接受性少数群体，并且对“出柜”抱有理解和支持的态度时，借助自身的出柜，避重就轻，将“猥亵童星的知名男演员”一下转为“勇敢出柜的奥斯卡影帝”，不得不说：高，实在是高啊！
在这里需要提醒的是，首先，性骚扰未成年人有着严重后果。未成年人作为弱势的一方，面对强势的成年人的性骚扰，身心将会遭受严重的创伤。
这个问题在中国国内也同样严峻，并且据瑞银慈善基金会( UBS Optimus Foundation ) 发布的《中国儿童与青少年的性侵害》( Sexual victimization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China ) 报告，15岁至17岁的青少年中，男性遭遇性侵的盛行率甚至高于女性（男性7.8%，女性4.7%）。然而社会对于未成年男性被性侵的关注度，却远远低于女性。
其次，同性恋取向不等于猥亵男童，凯文的避重就轻可能导致对同性恋／双性恋的污名化。
再次，性骚扰并不限于异性间，对象亦不单指妇女而言。并且形式上也有多种方式：
口头方式：如以下流语言挑逗对方，向其讲述个人性经历、黄色笑话或色情文艺内容；
行动方式：故意触摸、碰撞、亲吻对方脸部、乳房、腿部、臀部、阴部等性敏感部位；
设置环境方式：即在工作场所周围布置淫秽图片、广告等，使对方感到难堪。
拉普在背负了这项痛苦的回忆30年后依然选择公布这件事情，就足以说明那些被视为“无伤大雅”的“玩笑”，对方“不解风情”的“示好”，还有那些“略为唐突”的“关心”，会对一个人造成多大的伤害。而他又是下了多大的决心，即使在这件事对他而言也没有什么好处的情况下站出来讲述自己的遭遇。而大众的目光却在此时被引向“明星出柜”这件事上，不得不说这是对无数遭受性侵或者性骚扰的“失语者”们的二次伤害。
面对这样的事件，怎样建立受害者救济机制和权力约束机制就显得极为重要。同时，我们每个人的意识也要提高，否则我们依然容易习惯性地扼杀受害者的声音。他们本身已经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如果再没有身边人的支持，只能像《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一样，酝酿出一个又一个难以突围的悲剧。演技再好，也请不要在不该用的地方乱用，人，不能一错再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