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学军：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明年一季度会反映出来

于学军

凤凰网财经讯 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于学军11月29日在“财经年会2018：预测与战略”发表题为“中国经济增长可能面临新的下行压力以及新二元结构问题”的演讲。他表示，今年以来，中国GDP增速已连续三个季度保持在6.9%的水平，面对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的良好态势，大部分预测机构都表现出了乐观情绪，IMF等国际机构已连续四次调高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值。但中国经济仍将面临比较大的下行压力，也许在明年初或者一季度就能反映出来。

为何作出这个判断？他认为，本轮中国经济恢复增长的动力的三个主要来源。第一，近两年来国内刺激性政策的强力拉动，主要体现在固定资产巨额投资以及背后货币信用的大规模扩张。第二，全球经济的复苏增长、全球贸易也出现稳步回升，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较为有利的外部发展环境，外需拉动了中国经济增长。第三，国内经济结构调整以及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等取得进步与发展。“电子科技、IT制造、互联网应用、电商等领域，我国已经当之无愧的成为全球的重要基地与集散中心。

这三个因素从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到，第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第二，外需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明年仍然值得看好。但是相比今年我国外贸双位数增长、基数已大幅抬高的现实，明年将难以保持更大的增长。第三，由于前期刺激性经济政策力度过大，货币信用出现巨额扩张，随之带来的不良反应也十分明显，易导致资产出现泡沫化，债务率快速上升，地方政府性债务积重难返，银行业等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快速膨胀，并积累大量新的风险。无效或者低质投资严重，经济结构出现新的失调现象，通胀压力上升等等，我认为不良的表现是这样一些方面。

他认为，有必要在乐观的气氛中保持清醒与冷静，未雨绸缪，预调、微调，提前做好相关的对策。

在这种情况下，宏观调控政策必然有所调整，应控制过快、过多增长的货币信用扩张，但宏观调控的特点是，当经济出现下行压力时，推动刺激需假以时日，并非轻而易举，更不可能立竿见影。而一旦货币信用形成膨胀之势，并刺激经济出现扩张，连带产生结构比例出现新的失衡，此时控制起来更加困难，常常会有意想不到的阵痛。

事实上，我国多项经济指标已出现明显滑落，一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去年全年增长8%以上，而截至今年10月份已降到了增长7.3%，这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投资由上年全年增长18.7%降至增长10.9%，民间投资也出现持续减速现象。二是广义货币供应量M2，由上年全年增长11.3%至10月份已降至增长8.8%，增速持续下降，并低于双位数，这是多年来未有的。“其实我认为更重要的是M1，这是最现实、最敏感的流动性指标，2016年的增速最高时曾超过25%，全年增长了21.4%，到今年10月份已降为13%，增速下降更快，比M2要快得多”。

此外，房地产市场与去年相比也已发生重大变化，他认为，房地产市场还会进一步冷却。一些地区的投资项目也开始出现下马，最近议论比较多的是包头市的地铁项目被叫停。客观上看，靠无限举债大兴土木的确难以持续，这是逻辑的必然。

宏观政策应当怎样有效应对呢？于学军提出了“新二元经济结构”的概念。过去，我国将城乡发展的巨大鸿沟概括为“二元经济结构”。而在现有经济管理与运行中，明显存在着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两种不同的管理模式、运行体系，两者在经营目标、运行规则、思维里面、所在领域、激励机制等诸多方面区别明显，甚至是根本不同。

在对待宏观管理上，国有经济由政府直接管理、控制，自然按照政府的指挥棒行事，其调控在很大程度上仍属于行政性行为，而民营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企业生存发展为最高目标，又无政府资源可利用，所以多以市场竞争为其管理运作的核心要义，这样在中国实际上存在两种体制、两种运作模式的现象，一个遵循政府调控，一个遵循市场价值规律，并且在中国经济的建设发展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于学军认为，但彼此的矛盾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一定阶段也可能出现不协调、不平衡等问题，甚至影响经济发展，并且这也是长期以来我国宏观调控常常陷入一控就死、一放就乱怪圈的根本原因。这说明，我国经济的市场化不够深入导致市场机制作用不足，缺乏自动调控弹性，而依靠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常常做不到市场自动出清，会演化为行政性干预，这就容易出现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老问题。

于学军表示，“我认为未来改革的正确方向应该是进一步市场化，有效发挥市场机制在经济运行及调控中的激励调节作用”。

以下文于学军演讲实录：

各位来宾大家好! 很高兴能够参加此次论坛，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财经年会。这次年会的主题是＂预测与战略＂，大家围绕着当前社会关心的热点问题，论者众多，十分广泛，我相信一定是场丰富的思想盛宴。

根据会议的主题，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中国经济增长可能面临新的下行压力以及新二元结构问题＂。主要的想法，是把我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以及金融风险的一些最新看法，与大家做一个交流。

大家知道，2010年中国首次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且，近年来中国经济虽说进入＂新常态＂，增长有所放缓，但仍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中国经济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不断上升，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有关部门对此做过一些测算，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每年对全球经济的贡献率均超过30%。并且，自2016年下半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重新企稳回升，全球经济似乎也开始走出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长期低迷的泥潭，明显出现复苏增长的态势。进入2017年之后，中国经济已连续三个季度保持在增长6.9%的水平，表现非常稳健，高于去年全年6.7%的增长速度。

面对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的良好态势，大部分预测机构都表现出普遍的乐观情绪，尤其对中国经济更是赞扬有加。IMF等国际机构已连续四次调高未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值。

但我的看法却有所不同。我认为，中国经济仍将面临比较大的下行压力，也许在明年初或者一季度就可能反映出来。因此我们有必要在乐观的气氛中，适当保持一份清醒与冷静，未雨绸缪，预调微调，提前做好相关对策准备。

我认为，本轮中国经济恢复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三方面或三大原因。

第一，近两年来国内刺激性政策强力拉动，这主要体现在遍地开花的固定资产巨额投资以及背后货币信用的大规模扩张。

第二，外围全球经济的复苏增长，全球贸易也出现稳步回升，这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较为有利的外部发展环境，外需拉动中国经济增长。这从一些数据中可以体现出来：2015、2016年是历史上中国外贸进出口罕见出现下降的年度，分别减少8%和6.8%。其中，2016年出口和进口分别减少7.7%和5.5%，出口降幅比进口更大。这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十分重大，一定是负效应。但跨入2017年，中国的外贸形势出现大逆转，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大亮点，增速始终保持在双位数以上，上半年累计增长13%，1-10月的最新数据是增长11.6%。

第三，国内经济结构调整以及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等取得进步与发展。这包括＂三去一降一补＂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效。我认为，电子科技、IT制造、互联网应用、电商等，中国当之无愧已成为全球的重要基地与集散中心，它们对中国经济的带动作用越来越明显。未来，人工智能、5G的面世值得期待，必将推动全球经济新一轮增长。在这些技术上中国具有一定的领先优势，或者与发达国家相比至少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

那么，为什么说中国经济会面临新的下行压力呢？同样也从三个因素来分析，但顺序却倒过来看。

第一，我们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短期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新材料、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科技创新、应用仍需一个积累的过程，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还不会那么大。   

第二，预计全球经济仍可保持复苏增长的态势，外贸进出口环境继续向好。外需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明年仍可看好，但鉴于今年我国外贸双位数增长，基数已大幅抬高，我认为明年将难以保持更大的增长。

第三，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由于前期刺激性经济政策力度过大，货币信用出现巨额扩张，随之带来的不良反应也十分明显。主要有：资产出现泡沫化；债务率快速上升，地方政府性债务积重难返；银行业等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快速膨胀并积累大量新的风险；无效或低质投资严重，经济结构出现新的失调现象；潜在通胀压力上升，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宏观调控政策必然有所调整，转为控制过快、过多增长的货币信用扩张。

但是宏观调控的特点是：经济出现下行压力时，推动刺激需假以时日，并非轻而易举，更不可能立竿见影。而一旦货币信用形成膨胀之势并刺激经济扩张产生新的结构、比例失衡，此时控制起来更加困难，常常会有意想不到的阵痛。事实上，今年以来都处于这样的控制之中，到现在已有多项经济指标出现明显滑落。具体来说，一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由去年全年增长8%以上，到今年10月份已降至增长7.3%。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由上年全年增长18.7%降至增长10.9%；民间投资也开始出现持续减速现象。二是广义货币供应量M2，这是大家十分关心的指标，由上年全年增长11.3%到10月份已降至增长8.8%，增速持续下降并低于双位数是多年来未有的，媒体上对此也议论较多。我认为，其实更重要的是狭义货币供应量M1，它是最现实、最敏感的流动性指标，2016年增速最高曾超过25%，全年增长21.4%，今年到10月份已降为增长13%，增速下降比M2快得多。三是房地产市场，与去年相比已发生重大变化。大家知道，房地产调控是从去年9月开始的。以前是刺激性政策，9月之后改弦更张，改为控制性政策。随着紧缩政策的持续，我相信房地产市场还会进一步冷却。另外，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地区不少投资项目开始出现下马，最近议论较多的是包头地铁项目被叫停。客观上看，靠无限举债大兴土木，的确难以持续，这是逻辑的必然。

以上看法是今年以来我对宏观经济做出的初步判断。不一定准确，但尽可能将真实的情况用最真实的态度讲出来。

针对这样的分析预测，宏观政策应该进行怎样有效的应对呢？我想：这主要是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职责所在，多年来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这里我想特别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中国＂新二元经济结构＂的概念，这是中国今后在宏观管理和经济增长中需要特别注意并处理好的课题。

大家知道，过去我们将城乡发展的巨大鸿沟概括为＂二元经济结构＂，而我这里所指的却是：在中国现有经济管理与运行机制中，明显存在着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两种不同的管理模式、运行体系；两者在经营目标、运行规则、思维理念、所在领域、激励机制等诸多方面存在明显的区别，有的甚至是根本不同。在宏观管理上，国有企业由政府直接管理、控制，自然按照政府的指挥棒行事，其调控在很大程度上仍属于行政性行为；而民营企业以利润最大化、自身的生存发展为最高目标，又无政府资源可利用，所以多以市场竞争为其管理、运作的核心原则。因此，中国实际上存在两种体制、两种运作模式的现象，一个遵循政府调控，一个遵循市场价值规律，在中国经济的建设发展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彼此的矛盾也显而易见，在一定阶段有可能出现不协调、不平衡等问题，甚至影响整体经济发展。并且，我认为这也是长期以来我国宏观调控常常陷入＂一控就死，一放就乱＂怪圈的根本原因。这是因为：从总体上看我国经济的市场化仍然不够，这导致市场机制的作用不足，自动调节缺乏弹性。依靠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常常做不到市场自动出清的状态，搞不好就会演化为行政性干预，这就容易出现＂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老问题。

我认为，未来中国经济改革的正确方向，应该是进一步市场化，有效发挥市场机制在经济运行及调控中的激励、调节作用。这一点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写得很明白，原文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据说这中间的逗号，正是十九大报告改过来的，原来是一个＂和＂连起来的，有人开玩笑说，这是十九大报告中最重要的一个逗号。我觉得应该深刻理解这个决定性作用的含义。但实际上，我们可能理解的不够深刻，做得也不到位。

最后，对今天所讲的内容做一个小结，主要是两个观点：

第一，在全球经济普遍复苏、中国经济企稳回升并被外界一致看好的情况下，我认为中国经济有可能面临新的下行压力。

第二，中国经济出现＂新二元结构＂，行政性调控常常会陷入＂一放就乱，一控就死＂的怪圈儿。进行新的宏观调控时应尽可能关注和解决这个问题，使中国经济更加市场化。

限于时间我就讲到这里，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