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财经讯 2017年12月2日-3日，以“决策与市场”为主题的第六届凤凰网财经峰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邀请到政商学等各界嘉宾，围绕十九大后中国经济改革、金融和产业发展方向等议题进行探讨。
任志强在峰会上回顾了中国企业家群体的形成过程，认为：“企业家最重要的是推动社会进步。”
任志强表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要依赖企业家，中国企业家群体正在把财富用于公益。
以下是于盈对话任志强原文：
于盈：在座我想问一下有不认识或者不知道任志强的吗？举手，没有。任总的知名度非常的高，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其实任总，其实是人民大学的时候是法律的硕士，但是感觉法律一般律师说话都是比较严谨的。但是任总您说话有点激进，不是特别的严谨。想问一下您一直都是这样的吗？
任志强：首先纠正你的错误，我不是法律的硕士，我是在职研究生，因为我没有学历，填这个表的时候是有巨大差别的，硕士是一定要拿到文凭，在职研究生是不给你发文凭的，你只是上了课，参加了学习，但是没有给你这个硕士学位。这是第一个错误。
第二个错误，他说我说话不严谨，我觉得我说话非常严谨。我要严谨我怎么能预测十年的房价都预测对了呢？
于盈：您一张嘴别人就说您是放炮。
任志强：这是因为别人不敢放炮。如果所有人都敢说真话的话，我就不算什么东西了。如果大家都不敢说真话，突然发现有一个人说了真话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人是个大炮。要是所有人都说真话，怎么会有这事儿呢？我觉得你们在座的各位，当你们教育孩子的时候，你是告诉他说假话还是说真话呀，你一定对你的孩子说别撒谎，说真话。为什么你们在社会上说话的时候都得说假的，不说真的呢？我看着挺烦的。我觉得说真话是非常重要的。
于盈：当然说真话重要，但是在中国的文化里面的话，一直都是自古以来都有内敛的文化，就是做高调，好像做人做事说话高调的话，很多人都没有得到特别好的下场，有些人不说假话，但是选择不说话，您一直选择说话，您觉得您在说的过程当中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呢？
任志强：我很长时间不让我说话，你们写凤凰新闻，你要老不说话，你还叫新闻吗？我看你们上头写了一个大题目，叫“决策与市场”，我觉得这都说傻话。这个倒过来呀，市场决定了决策呀，而不是你决策决定了市场，你决定不了市场，你别搞错了。
开了一天的会，我发现你们怎么都没看出来这是个错的东西。
于盈：所以才等您最后来画龙点睛了。
任志强：我听了一个尾巴，上一轮的好几位我也不知道他们讲的主题是什么，但是我听到了一个，你至少要掌握信息，如果没有信息的话，你是做不了决策的，企业家是干什么的？企业家就是要分析和掌握信息的人，这是机器人替代不了的。否则机器人都当企业家了。这是绝对不可能被替代的东西，就是因为他要决策，这个决策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市场信息。
如果我们市场的信息都是假的，机器人一定做出一个错误的判断。但是如果市场的讯息是假的，不一定企业家会做出错误的判断。因为企业家在一线服务的时候，他会了解更多和新闻报道不一样的信息，因此他做决策的时候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去研究，真实的世界是怎么回事。所以他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
我们今天不谈房地产，但是我们知道房地产的信息很多是假的信息，如果你根据现在已经统计公布的信息去做决策，你可能就做了一个假的决策，这就是机器人容易犯的错误。但是如果你在第一线你会了解很多真实的信息，你就知道为什么那个公布的信息是假的，你就会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
核心的问题在于机器是不可能替代人的，再怎么智能的机器，它只能替代叫什么端的人口，然后剩下的决策得靠人，没有人做重要的决策的话，这个判断是不可能的。
刚才一位说到银行的征信什么，他只有一部分数据，另外一部分数据他是拿不到的，这谁能拿到，企业家能拿到，因为企业家在第一线最了解情况，所以他可以拿到很多靠官方的统计数据，靠计算机系统得不到的数据，因此他才能做出一个更加正确的判断。所以我们看到大部分决策都是政府政策错误，大部分的决策都没有让企业的决策错了。比如说一个县的县长说，今年我们全县都种大白菜，老农民告诉我绝不能听县长的，种的都是大白菜都赔了，你们想想事实是不是这样？结果没种大白菜的人发了大财就因为他用自己的思维在做决策，而不是按照上面说什么我就做什么决策，他才能在市场中掌握最灵敏的信息，然后让自己从中受益。千万可别听他这个，决策与市场就是颠倒黑白呀。
于盈：这个也是导致一种不平等，因为信息其实是不对称的，好像刚才上一场也有说到，您处于社会不同的位置，你可以收集的信息的量就决定了你的决策的好坏。
任志强：你说的对。
于盈：终于受到了一回的肯定。
任志强：你如果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差异，你就应该掌握全球性的信息，如果你只做局部性的信息，你就了解你局部信息就够了，比如我作为县城开发商，我就要研究我县城人们的居住需求怎么样就够了，我管你中国怎么样，我管你美国怎么样，和我没有关系，因为我做的就是局部。
但是如果你们就像刚才那场说的金融，这钱今天跑美国，明天跑欧洲，24小时都在转悠，那你就不能掌握一个局部信息，你得掌握一个更广泛的信息，你睡着觉呢，醒来没有钱了，那个汇率差的很大了。
因此企业家做决策的时候是根据自己所需，比如创新，什么都得创新吗？我觉得大米永远是大米，你不能把大米用个新的东西把它替代了，不吃大米饭了，做不了。所以你作为一个企业家，要创新的是发展模式，比如我这个大米可能做出大米面的东西，我也可能做出其他东西，你有很多生产方式可能是新的，但是大米就是大米。作为一个企业家，特别是成熟企业家，不是所有的东西必须是新的才能赢，旧的产业改不了，吃大米还得吃大米，磨面粉还得磨面粉，做面包还得做面包，但是面包口味可以是新的，不一定老是黑面包，老是一个味道，不一定。
所以创新不要搞错了，不要以为创新就是旧的东西不能卖了，一定要卖新的东西，我们穿衣服不还是棉纺、丝绸的吗，化纺的再好也不如棉纺的舒服，一样的道理，老的东西不一定都得扔了，如果都扔了，人可能不活了。所以对信息的判断，你得看搁到一个什么样的环境、背景和范围之内去讨论什么样的信息如何如何，这对在座的可能有所启发。
于盈：你说的大米不变，衣服不变，但是种植大米的方式变了，可能效率提高了，可能制作衣服的方式变了，效率提高了，那个是不是也是创新？
任志强：所以我刚才说了，你可以把大米做成大米面的东西，也可以做成蛋糕，这都可以创新，但是大米没有变。所以我们做企业的时候，特别是企业家，作为一个企业家，你要做什么东西，你自己要很清楚，所以根据市场进行判断的时候，你得知道你的东西是不是会永久存下去，如果它不能永久存下去，它可能明天就没了，最简单的就是BP机，没过几年就被替代了，因为很可能有很多东西可以把它替代。
拿大米举个例子，因为大米很难被取代，鸡蛋到现在被人替代了呢？牛肉也没有被替代，但是牛肉可以有澳大利亚的牛肉，美国的牛肉，和其他地区的牛肉，牛肉本身并没有被替代，所以新和旧要比较的来看，根据市场做调整，而不是盲目的认为新的好，把牛杀光了，你用乌鸦肉替代牛肉？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用新和旧来衡量。
于盈：所以作为一个企业家来说，您是站在第一线，确实掌握的信息是比普通老百姓多很多，那您是不是把分享这方面的信息和决策作为您的责任呢？
任志强：中国的企业家和国际上的企业家不一样，从国际上来说企业家可能好几代，比如我们说洛克菲洛，到现在第五代第六代，为什么？因为他的制度没有发生中断。中国应该说刚刚开始有企业家，因为中国刚刚开始有私有产权，在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情况下不可能有企业家，因为没有一样东西是属于你的，所以中国一直到1979年改革之前的经济发展是非常非常落后的，1949年的时候，中国的GDP是日本GDP的2.5倍，但到了1979年计划经济给我们造成的结果是日本的GDP是中国GDP的4倍，从原来低于我们的2.5倍，变成比我们多4倍，可想而知中国的计划经济和公有制造成的结果是巨大的损失，中国人民太惨了，浪费了30年的时间。我们哪一年才回到了1949年的水平呢？2015年，终于有了改革开放，我们有了这么多年的发展，于是到了2015年中国的GDP又变成了日本GDP的2.5倍。同时，1979年的时候中国的人均GDP从1949年4个人顶日本一个人变成38.9人顶日本1个人，终于在2015年我们回到了4个人顶日本1个人的GDP了。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前30年消灭了企业家的一个结果，中国怎么会浪费60年的时间才和日本又保持了1949年的GDP水平呢？
那么我们的第一代企业家从哪儿来的呢？严格的说起来，应该说从承包制来的，承包制起到了什么作用呢？在中国共产党不改变公有制的基础情况下，允许你拿生育的利润，叫承包制，所以农民用承包制的办法把公粮交上来一部分，剩余的归自己，工厂有了工厂承包制，你完成了任务，比如300万的任务完成了，多完成的10万你拿了，这叫承包制。
这个时候有真正的企业家吗？也不会，因为你没有自由产权保护，明天看你挣了就改规则，你完成300万不行，你得完成310万，就是没有产权保护，为什么？因为那财产不归你所有，你是承包的，你是利用的。
那我们第二代的企业家说起来是1984年城市改革，从农村改革向城市改革转移的过程中，出现了一批民营企业，那个时候的民营企业是按照马克思的办法，一个人雇佣不能超过7个人，否则就抓起来，那你怎么会有企业家呢？企业家来自于大规模的集中化生产，市场化生产，要雇很多很多人，然后效益大大提高，流水线什么这个那样，这才会有企业家，否则都是小作坊，7个人不就是小作坊呢，怎么有企业家呢。那个时候我们有了一批，但是也不是真正的企业家，为什么？因为产权仍然不归自己。
1984年之后，邓小平终于说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且提出可以由万元户，由先富带动后富，这个时候有了私有产权保护，有了企业家，中间又出现了一些变故，1992年又有一个南巡讲话，因为我们看到大部分现在的企业家是1984年到1992之间，特别是1992年之后，因为有了私有产权，因为有了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经济，我们才开始有了企业家群体的出现。
到今天为止，如果政治上的问题不解决了，企业家群体是支撑不下去的，如果在“十九大”之前我们用专门出了文件要改善企业家生存环境呢？出这个文件就说明以前太差了，要不差中央出这个文件干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