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贾康在第六期南开金融(大湾区)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的演讲，感谢投稿。
贾康：很高兴再次参加我们南开金融的校友会，上一次在北京，这次来到大湾区背景的广州。借这个机会和各位交流的题目是“十九大”之后怎么样认识和贯彻“十九大”精神和在“十九大”精神指导之下，分析宏观经济运行的前景和金融改革这方面的基本看法。先从“十九大”基本精神的领会说起。
我想从四个层次简单讲一下，第一，历史方面的新判断，对应的新的思想品牌。第二，对应实现现代化的新时代，关于我们国家社会主要矛盾的所做出的最高级的层次的，新的认识判断，还有我们应该展开的相关分析。第三，这是前面两层面必然引出的，我们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要抓住这个主线，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四，我们特别强调一下，这么多的“新”，这么多变化的后面，我们应该把握好，还有两个不变。
时间关系，只能很简要的勾画一下。新时代，大家都在注意，怎么理解总书记“十九大”报告上所说的新时代？总体来说，最简要的说，我们已经走过了奋斗中间的“站起来”和“富起来”的时代，现在面对的是怎么样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起来”历史飞跃的新时代。“站起来”，我的理解，应该以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间那一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标志。而“富起来”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新时期发展的成果为支撑。至于“强起来”，中央在“十九大”的报告里面非常清晰的给出了新的“两步走”的战略规划，到2035年要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到2050年或者说建国一百周年，接下来那个时点上，我们要建设现代化的强国。
这方面的历史回顾，最简单的说，就是说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拉开近现代史帷幕之后，一定是“几起几落、被动挨打、内忧外患”，到了上个世纪第一件大事终于发生，中国怎么样在振兴中国的取向中现代化，那时候形成的基本认识叫“走向共和”，以后实际的发展道路是非常坎坷的。到了第二件大事发生的时候，我认为这个历史意义最简单的说才解决了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前出来的“三民主义”的第一条，就是民族。这个民族国家框架在主要版图上达到了摆脱内战局面，同时也有把握排斥外来强权的干涉，这叫“站起来”，小时候在上学的时候，老师就说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毛主席终于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印象很深刻。后来在历史材料里见到，其实这个话不是10月1日说的，是在此之前召开全国第一次的政治协商会议，这个会议是在当时连续着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的“伦理和政府”的那个思路，与新中国的开国奠定合法性的最高层级的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毛主席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这个“站起来”后面跟着的，符合逻辑的是要寻求什么？要解决发展问题，在1949年以后传统体制的时期，我们发展取得一系列的成绩，但是毋庸讳言也走了曲折的道路，而且有非常沉痛的教训，“大跃进”和“文革”是最突出的两次灾难性的发展中间的坎坷。而到了终于拨乱反正，开始第三件大事，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后，我们现代化制度看起来有可能越走越宽，首先是在老百姓的收入提高和综合国力提升的基础上，中央认为已经经历了一个富起来的过程，走过了站起来、富起来两个时代，两个新的、跨时代的前面发展阶段，就是要解决强起来的问题。
在这样的时代划分基本判断，“三段论”的框架之下，我们注意到中央强调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就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总书记报告称“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和党和人民群众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我们已经注意到从跨时代的理解上，这个思想指南，在总书记说了以后，其他的领导人，还有我们随后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的发言人，他们众口一词的全称表述，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言人这是符合一般的表达习惯，我也能理解这个表达习惯，我们研究经济学的都知道，有实践经验的“里根经济学”，有思想体制上的“凯恩斯主义”，是符合表达习惯的。但是显然现在这种全称表述的意义，可能你还得有一个排比。中国共产党最高决策层次，在过去以领导人民的时期上，有过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以后的科学发展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没有以当时领导人民的名字在前面，里形成这样一个形式的全称。我作为研究者的认识就是，它显然排比于跨时代的一个通盘意识框架，“站起来”的时代毛泽东思想，“富起来”的时代产生了邓小平理论，现在在“强起来”的时代，我们也有对应的表述。怎么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时代的思想？当然，在实践中还要进一步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来掌握它的要点，在这个指导思想之下，包括已经给出一系列的方略，排列第14条，我们今天时间有限，不允许展开讨论它的内容。
首先，我们要注意带有整个发展战略通盘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它带有理论原点性质的一个重要认识，就是目标导向有了，新时代我们要“两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和实现现代化强国的目标，目标导向结合问题导向，我们实际生活中间怎么样认识中国社会现在的问题，现在的矛盾制约，如果说在这个方面，问题导向之下就必须深刻的领会中央所说的，我们现在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化问题。我觉得要把握通盘的战略考虑，在我们认识上面的，它必然带有基础理论支撑意义的一个认识原点，就像咱们考虑问题要把它简化，横轴、纵轴的交汇点是考虑整个参照系的原点，参照系展开的各种事情，它的关系要从这个原点开始做出分析和把握。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在过去反复讨论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理论联系实际必须说明的问题，我们这方面必须作一个回顾。
在五十年代，政治报告明确有一个表述，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通过报告说，没有任何人对这个表述提出不同的意见，这个报告经过几十次修改，到了1957年内不讲话的时候，毛主席说了，他对于“八大”的表述认为不满意了，开始说还比较合适，宣传上可以不提，但是我们自己的认识还需要进一步的做调整，它调整到哪里去了？毛主席的认识调整到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到了这个方向，他又通过一系列的运动形成了阶级斗争一直演变到十年后的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认识，我们回过头来要简单评价一下“八大”这个表述，我们得承认，在当时讨论里面就要费很多口舌，这个表述的本身确实有一种尴尬和纠结，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导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支持社会发展规律，它认为社会最基本的矛盾，最共性来说的是什么？是生产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而生产决定了，从根本上决定了生产关系所形成的社会制度的形态。
那么你怎么能说我们的社会制度是先进的？而它面对的生产力却是落后的？怎么解释它？那就必须要接着讲马克思主义之后又有列宁主义对它的突破性的发展，马克思恩他们根据这样的基本原理，他们的判断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由公认阶级领导取得政权的革命，以这样一个革命，去的政权的成功来开始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社会主义的过渡。这样一个决定性的事情需要等待欧洲主要的先进经济体一起出现革命形式，但是在他们有生之年一直没有等来这个形式。到了列宁主义的时代，列宁的说法就是这种公认阶级领导取得政权的革命，可以首先在资本主义，世界最落后、最薄弱的一环，就是德国率先成功，他们的逻辑是我们既然认为生产关系是服务于生产底发展的，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设想先把先进的生产关系聚力起来，然后利用它能动的反作用去解放生产力。列宁这个思想就是在历史唯物主义上又加上变动唯物主义，可以认为是列宁能动反作用的。但是列宁能动反作用的发挥到底怎么样在量度上掌握，不可能真正的精确量化，革命家要综合判断，他来推动某一个事件，但是十月革命真的成功了，这个所谓公认阶级政权在苏俄建立起来了以后，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直引出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最后1949年的伟大历史事件。这是一个实际发生的历史过程，这种列宁所说的能动反作用，在列宁时代特别强调了，真理向前再多走一步就是末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关键的是要依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力，这又回归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了。
实际生活中间，如果把这些东西结合着中国的实际，你必须承认“八大”的表述虽然说起来感觉到要费很多的口舌才能把它说圆，但是它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我们自己宣称建设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框架，面对的是一穷二白的落后社会生产力，这个判断一旦成立所做的事情是什么？不言自明，我们必须尽快的把落后生产力的水平完善，使它不再落后，就这么一个基本逻辑。但是很遗憾，这个认识和它的基本逻辑，1957年以后被搁置一边，我们走到了这样一条积极斗争唯物主义路上是一个惨痛的教训，这样一个惨痛的教训，听起来鼓舞人心，冠冕堂皇的要实现更美好、更理想的社会，就是领导之下，在中国一直推导极端的是到了文革后期，1975年，提出了穷过渡，不要考虑生产力的发展了，我们虽然穷，但是没有关系，我们有革命过渡的共产主义，这个穷过渡居然还出口到了柬埔寨，引出了现在评议为上个世纪人类最重大的几次灾难之一，像纳粹的屠杀犹太人是重大的灾难，还有后来柬埔寨发生的惨剧。这都是历史发生中间实实在在我们必须看到的实证案例。
研究这些实证案例，回到现在，中央对于社会主要矛盾中心判断，我们就要从“八大”认识，再看一下，拨乱反正的时候，邓小平确立了改革开放大阵方针，实现三中全会开始，这个新时期，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过程中，很快在1981年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中央对于社会主要矛盾给出的新表述，我的做法，它实际上回归了“八大”的历史框架，但是它巧妙的避开了社会制度和生产力，实际上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给人直观的矛盾关系认识的印象，他前半句不再提社会制度，直接落在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上，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在斯大林的基本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里面已经有表述，虽然斯大林有一系列的错误，但是应该讲他的那一本薄薄的小册就是基本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落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以不断发展生产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产方面，这个逻辑是应该成立的。我们现在看到六中全会的表述，前半句说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就是在当时，在思想解放的浪潮之下，大家已经在反复讨论怎么样认清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我们早几十年社会主义老百姓还如此之穷，怎么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你必须把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在实际生活中真正落实下来。所以最前面的半句话就是直指社会主义是要满足人民的需要，而且这个需要带有综合的性质，既有物质层面的，也有文化层面的。
后面那半句话和“八大”一模一样，只是少了一个字，少了一个“力”字。按照这样一个认识，显然六中全会的认定，它的原点就是非常清晰的支持了邓小平当时确立的，我们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我们别无选择，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主线，邓小平的说法“一百年不动摇”，通过“三步走”实现中国的现代化。逻辑是完全贯通的，但实际生活中间，它的政策含义也是非常清晰的。我们现在所说到的经济建设为中心，当然经过了深化认识又升华为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是硬道理，它是发展是硬道理的升级版，是在这个思路上面的进一步强调了可持续的问题。
但是终于走到了进入新时代的这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继续大踏步的跟上时代，我们现在“十九大”的报告方面所说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它对于我们的指导来看，前半句，我认为是把原来所说的人民的需要，它的含义推到了最具有包容性，最达到全覆盖的一个表述上，所说的，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它延续的是原来人民需要的视角，这里面当然包括原来已经提到的物质层面的，生存、温饱、发展、享受的需要。当然，也应该包括精神生活层面的，文化生活，精神文明匹配物质文明的需要。它还包括我们社会科学探讨的，西方学者已经分析了，再往上有什么？有人的自我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我们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了，人民不光有温饱，还要过有尊严的生活。“十九大”的报告里面已经再次强调的，政治视角上，我们过去称为政治文明，现在称为政治建设的，政治建设必须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在匹配上政治文明的民主化、法制化。
我认为“十九大”的表述前半句给出了最大的包容性，人民所有对于生活美好的需要都可以在这个概念里面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而要满足这种需要，后半句碰到的问题是什么？是不充分、不平衡的发展，不充分是延续原来落后视角上的观察，因为经过了富起来的时代，我们不讲落后了，但是它的不充分不可否定，而且不可能绝对的否定，永远有不充分的问题。现在重要的新意在于把不充分放在同属于不平衡的位置上，所以就告诉我们现在这个矛盾最关键的，我们需要聚焦看待的问题是不平衡。我认为这个判读是显然延续着原来的，我们已经在“十九大”之前确立的战略方针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因为讲不平衡是什么？它就是结构问题，结构是发生在供给侧的，在需求侧是总量的问题，到了供给侧一定是结构问题，结构问题的不平衡显然包括我们中国要完成经济社会转轨必须解决的制度结构的不平衡，就是有效制度供给，你必须在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使制度结构失衡优化得到改造。
制度结构必然涉及到利益格局，涉及到总书记多次说到的通过利益固化的藩篱，敢于啃硬骨头的问题，这种结构的后面当然还跟着有产业的结构、区域的结构，所有分配的结构，人文、新派等等不同视角上所观察到的结构问题，这些结构问题不解决，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就可能存在通不过的瓶颈了，需求管理上进行优化，但是需求管理已经明显的不够用。所以再往下就一定要结合着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原来已经明确了战略方针的，中央的这样一个重要精神，但是现在所说到的是我们向前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化解社会主要矛盾抓住一条主线，而且它在我们实际生活中间的感受是面对着矛盾累积、隐患叠加，现在“十九大”说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和五中全会说的是一个意思，我们别误选择，要把不平衡的问题尽可能的化解。
接下来理论上分析就可以稍微展开的说一下。需求管理总量旁边，我们现在更多的是要关注供给侧的供给管理所必须去解决的结构优化问题。在实际生活里面，我们要在问题导向之下形成新的动力体系，总书记和克强总理在“十九大”之恰都已经接过了学者们所谈到的这样一个基本的全要素生产力的概念。这个全要素生产力不是供给侧的所有要素等量，是在我们供给侧原来的一个要素支撑作用明显滑坡的旁边，在劳动力越来越贵，我们土地开发的成本越来越高，在资本雄厚起来，但是投资的回报却成了明显的制约，常规投资的边际收益地点普遍大量发生等等制约之下，我们必须找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和制度创新是最大红利这种新的上升因素去对冲下行因素。所谓全要素就是增长动力的转型升级，这样才可以带动整个供给体系质量的效率提高，化解矛盾去重构我们这个现代化的瓶颈期。
因为在概念上来讲，学理上无非是说充分与否它更多的还是偏于总量描述的概念，但说到平衡与否一定是在动态变化中，我们要直指结构状态来认识的，更偏于怎么提高质量问题的一种概念。我们在抓全要素生产力去解决新动力体系的倾向上，现在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时代，以改革的攻坚克难，以制度创新打开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的空间，真正使我们发展能够继续有后劲，在这个角度的研究上，我愿意提一下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虽然在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但我始终坚持，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字眼有什么调整，量化怎么做测算和做精细化的讨论，都可以，但是它这个概念本身是带有比喻性的，它指的实际情况是一种客观的统计现象，只不过加了一个带有比喻性的陷阱就说到，是市行、亚行的专家群体总结了前面六七十年，世界上一百多个达到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他们的运行发展轨迹得出的统计现象，说明其中90%的经济体到了这个阶段不能如愿的再往上进入高收入经济体。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中等收入阶段的上方，按照世界银行可比口径，我们是上半段了，人均8000美元的国民收入。但是再往上要冲到，我现在估计，因为它动态调整不断往上提高，冲到稳稳的进入高收入经济体，那么我们应该看到15000-16000元的人均国民收入这条线上，也就是经过6.5%的增长速度，再奋斗十多年，我们才能说我们有把握，在这样的平均速度发展过程中间，人均国民收入再翻倍，这个历史性的考验，我们认为应该是从一种居安思危、防患未然的战略思维研究它的重要意义。
如果是认识到这样一个重要意义，我们现在在贯彻中央精神，进一步向前去化解主要矛盾，实现“两步走”，最后达到“中国梦”中间要特别注意，我们所谓前进定力方面，还必须认识变化中间的不变。我们那么多的“新”，也有那么多的“变”，但是“十九大”报告特别强调，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终端，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变，这是第一条。我国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是第二条。这两个“不变”，我是特别的看重，称得上是意味深长，是一剂很好的清醒剂。
我们现在所说的初心和信仰，你要按照共产党人的不是迷信，而是掌握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这个视角来说，你必须站在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基础上，这个认识的基础应该怎么认识？应该怎么样把握？我认为还是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他的代表作，比如共产党宣言，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篇幅不长，但是表明了共产党人所说的未来理想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共产党宣言里面还做了一个精准定义，在那种理想社会里，每个人都自由发展是一切人民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这很有意思，“自由”这个词是写入了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个字之一，虽然很多人背不下来这24个字，但是一定包括“自由”。这个境界实际上跟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其他很多的表述是相通的，比如说我们知道欧美文艺复兴之后有自由、平等、博爱，我们中国的古老文明里面有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天下大同”的追求，佛教的文明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山上的地藏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个情怀上是相通的。
而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他所认识的社会发展规律是他经过一系列的分析，他所解释的两个必然，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击打的释放社会生产力，但是它的根本矛盾决定它必然灭亡，带之而起的新的社会形态必然出现。所以这个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之上，它指出的大方向，同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他们从来没有算命先生所说，这个共产党主义大概经过多少年可以实现。
在这个共产主义怎么作为远景追求的这个认识方面，我们必须同时把握马克思主义，另外一个，两个“绝不会”的基本原理，这是马克思作为一个成熟的思想家，1859年1月写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面，他清楚指出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他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这两个“绝不会”告诉我们什么？我认为就是“十九大”里面报告重申的这两个没有变结合起来，就是我们必须牢记在心，中国现代化的新长征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理性对接，只能在追求社会发展基本规律，这样一个取向下不忘初心、坚定信仰，而做长期不懈的奋斗中间去形成。这个“自由”在实际生活中间，我们是不是会碰到一些尴尬、纠结？我参加了很多的讨论场合，包括媒体上，他们做宣传的场合，我注意到，大家都在有意无意的回避“自由”二字，具体讨论起来，大家总觉得绕开走比较安全，你要说得不好，变成了新自由化，变成了新自由主义，它说明了什么？说明我们社会实际发展过程中间还有种种的矛盾制约，有种种的不成熟，要我的说法就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有的实践已经表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形成了蓬勃的生命力，但同时也表明了偶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难以避免的种种不成熟。
下面咱们回到现实生活里面。看看“十九大”以后，宏观经济走势怎么样。在这方面，我其实有一些观点前面已经在很多场合说过，借这个机会再跟大家勾画一下。我觉得在“十九大”之前就已经看得很清楚，我们已经在复杂剧变中间，从年度的运行来看有了一个稳定向好的，更清晰的一个状态。2017年的“两会”上，克强总理所说的我们年度的增速目标，就是引导性目标是6.5%左右，是前两年的6.5%-6.7%的区间又把重心往下调了，但后面紧跟着一句“中国中可以根据情况争取更好的结果”，实际的情况，现在就是更好的结果摆在眼前，一季度-三季度合在一起，我们的GDP增长速度同比6.9%，第二季度是6.9%，而三季度是6.8%。现在如果把前面一段时间的运行放在一起看，大家特别清晰的看得到，从它的运行曲线来看，在2015年的后面，倒数第三个季度那儿，年度6.9%，这个年度的表现具体细分上，2015年四季度是6.8%，而往后2016年前面三个季度，三个6.7%，第四季度又上升了6.8%，然后又对接到前两个季度的6.9%。它表明的是什么？我们已经是连续八个季度，而且预测来说今年第四季度，加上是9个季度，是在6.7%-6.9%，这样一个很窄的区间里面，在一个平台状态上运行，这是在整个中国经济下行以后，2010年达到10.4%高速增长，但是它给中国高速增长中的最后一轮的回光返照，一路上升以后，前面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平台状态，现在平台状态现在讲已经中期化，已经两年以上了。
这样的一个平台，如果加上其他的一些分析，我得到的基本认识就是可以认为中国经济运行中间亮点在不断增加，近期在回升，特别值得我们在衔接2018年的努力中间，预期完成经济下行探底的检验期来对接齐稳的状态，所以经济下行探底是说这个经济往下走，走到一定阶段上没有明显的继续下降的势头了，这就是所谓探底，这个探底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检验的。而所谓企稳，我的理解是不光没有下行的势头了，而且市场上面，地方政府、企业前几年经过了阵痛过程中，悲观的情绪，基本上能够得到消除，大家的预期上开始形成一个基本共识，真的稳住了，这个预期一旦相对比较普遍的形成，它会引导分散决策的市场主体的行为，那么它就有这样一个所谓齐稳的基本特征，普遍的摆脱了经济持续下跌的焦虑，就真的是稳下来了。我们现在要力求完成探底检验期，这是我的基本观点。
如果按照前面的主观努力来说，它解决的问题当然是我们可以以一个年度的，有质量的速度，由短而长去对接现在发展中，包括“十九大”提出的新的“两步走”走，2020年全面小康，现在看起来保证速度没有任何问题了，“十三五”开局的时候认为剩下的5年，年均增长速度6.52%以上，再加上7000万贫困人口脱贫等等，我们就能够兑现全面小康的承诺，现在总量增长速度没有任何的问题，有人预测经济增长速度还会再往下调整，但是毕竟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这个平台状态是有可能把它拉长的，只要不犯低级错误，我认为这个平台延续了“十三五”整个的年均增长速度6.52%以上，没有任何悬念，我所说的低级错误是指我们主观上犯那种违反常识的，不该出的错误。
前面这个基本观点还需要得到进一步的论证，下面我就再稍微展开一点谈谈我的综合观察，怎么来论证。
在学术讨论的场合，大家可能都有不同的意见，任泽平提出的新周期，很多人不同意，我有一个点评，我说你如果讲的是运行态势，这个新周期是可以确立的，跟我前面的分析是大同小异。但如果你说是完成了经济发展当时的转换，或者说改革取得了某一个关键性的凝结点上突破，这也是新周期，现在说来还为时过早。我们现在从基本的指标角度来做一些展开的分析，通盘的分析还是要往前，至少追溯到2015年下半年，2015年下半年在前些年我们不断出手稳增长的基础之上，有关部门批出若干个项目包，这个项目包不是少数几个项目，是一批项目，而且是几轮次的项目包批出。当然，这实际意义上是强刺激，但它也绝对不是一般的小打小闹了，而我们的PPP投融资创新得到了积极的推进，“一带一路”也带来了各个地方政府在这方面的考虑，也对接到实际的布局上的安排。
在这一年的年底，三一重工首先推出了过去没有，但现在已经推进第八部带有先进指标意义，它讲的是整个的经济活动最前面，第一个环节上，你要投资、建项目，必须要有施工机械，这个施工机械的订单数、交货数、入场施工数和开工率都有大数据时代，实实在在的数据，这种海量数据形成的是被评价为基础建设行业的活力图，它在经过七年准备以后，可以在每天，当时说2亿多条，5000多个维度的数据，现在比这个更大得多了，形成了这样一个综合的判断，总体上的判断，大家看到它当时找出的版图，在右下方，从黑龙江的黑河到云南腾空大概45度角，斜面右下方，中国将近14亿人里面的46%以上就是聚集在这个区域，这个区域里面沿海的浙江、山东和中部这几个地方是20%以上施工量的红色区域，其他的除了特别困难的东北，出现官场塌方式的振荡的山西之外，也都是平均水平以上，它表明在我们最主要的经济区域，从整个产业链最源头，它的经济活动来看是表明着活跃程度有直观的、可观察的特点。
到了挖掘机指数，2016年的时候的分析就已经得出了一个结论，说多年低迷的工程机械行业销售市场总体回暖了，但是今年2月份的时候，我查到的说法是已经有把握的讲，今年中国整个工程机械的销量可以2倍-2.5倍的幅度来增长。行业的回暖至少延续到明年，这个挖掘机指数，你单讲它当然还不够，今年7月6日，李克强总理有一个经济专家和企业家的座谈会，当时我应邀参加，发言的时候，我就讲到了挖掘机指数和各种各样的分析。当时是不能主动向外披露在这个会上自己所说的发言内容，除了官方安排的报道，你不能自己主动说什么。官方安排报道里面提到我说有挖掘机指数，没有具体的详尽内容。因为网上有人评价说，光看挖掘技术指数很明显是偏差的。我现在说的是什么？不是光看挖掘机指数，挖掘机和其他的东西综合起来一起看，相互印证的来看，这个挖掘机指数只是告诉我们有一个可能性，你前面看的最源头经济活动通过施工机械的等等指标看着是起来的，但后面是不是可能跟上的是其他投入品，钢材、水泥，其他各种各样的投入设备，它的订单和实际投入跟着也形成支撑因素，我们现在要考察这个。
后面2016年一季度的时候，很快我们就看到了中国喊了几年困难的钢铁行业，它某些品种的价位调整，到了二季度的时候就变成了钢铁行业，全行业的回暖。到了三季度，我们的困难喊得震天响的行业终于迎来了成本价格的聚拢回升，逼得有关部门全国开了差不多10次的紧急调度会议去加快煤炭在各个地方之间的供应协调。到了9月间，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经过54个月负增长以后，这个PPI，就是现在橘黄色这条线，它终于转正了，这是具体在这个年度的9月间，出现了0.1%的正增长，以后就合乎逻辑在这个经济惯性推动之下，通报今年年初的，同比发改组，然后现在又得到了一定的回调。今年上半年这两条线，市场价格指数和消费品物价指数合在一起，是一个相当令人满意的状态，恢复性增长的PPI没有继续再冲上。原来总体来说让人很放心的PPI继续是一个很放心的状态继续运行。这方面我们简单评价一下，确实也不容易，前些年在PPI一路走低的时候，像余永定这样有影响的学者都做出一个判断，从这个指标来看应该认为中国经济生活中间的主要矛盾是通过紧缩，但是权威人士不接受，2016年初的时候，所谓权威人士就是最高领导人了，他所说到的我们在认定L形转化的认识，认为中国现在不存在通货紧缩，当然也不存在通货膨胀，反而在地方和企业都还很困难的局面中间，物价倒是一个被认为最满意的状态了，既无通胀又无通缩。我当时的感受是这个话说得，在当时还是让人有点揪心的，因为当时确实不知道这个PPI还会有往后多长时间的负增长。当然，你如果能够一下说出中国必须解决通货紧缩的问题，那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这个通货紧缩的解决就意味着我们所反复强调的货币政策的稳健，最多松口到松紧适度，你必须调整为就是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才能解决问题了。现在终于看到，到了2016年底，这个时间段熬过去了，我们把这个压抑去抗过了以后，现在的状态就相当令人满意的一个物价的演变情况。
至于有人说的去杠杆的任务要完成，这个不否认，当然，这个要复杂得多，我点点题，供讨论。因为中国要在所谓广义货币供应链M2的方面和GDP去比，来说杠杆度，是不是很明显超过了合理限度？这方面有很多很多见仁见智的看法。我们总体的金融形态是间接金融为主，间接金融占80%，跟美国的情况正好相反，美国的情况是直接金融占80%，这两个不同形态里面造成的就是广义货币供应链M2，不做技术上的对比，还有做很多的处理，就是笼统而说的，我们这个间接金融为主唱主角的运营体系里面，一定比美国高出很多贷款发放之间的叠加的计算，反复的计算，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种间接金融里面必须产生的重复计算因素。这些问题在学者讨论起来不可能定义一致，大家可以继续讨论，但是最关键的，我认为还是要看物价，我的看法，物价总体的态势最说明问题，虽然我们现在要注意防范风险，要去杠杆，但是不可以认为中国实际的通胀因素已经多么多么的有威胁性。
总体来说，前面做的这个分析，是说我们的物价的情况，最现实的就是看这两条线，我们可以继续观察它，物价令人满意的后面，我们还要说到其他一系列指标，我就不再展开作更多的说明了。大家都在观察的采购经营指数，2016年以后，特别下半年以后稳稳的在逐步上升，而且位置更高了，我们的用电量终于熬过了2015年那时候出现了负增长的阶段，现在已经是跟GDP大致同步了。国民经济里面实际上必然带有支柱产业作用的房地产近期的回升是无可置疑的。蓝线表示的一线城市，调头向下是强有力的，几乎无所不用其极的行政手段硬压下来的，这个景气水平到了第二线城市，这个黄线表示也是在三轮竞争之后有至少几十个二线城市不得不跟着一线城市，用行政手段把这个景气往下压，表现了成交价格硬压下来，一直走到南京、成都，房价定死以后靠摇号，老百姓说赌博式的壮大运来解决销售问题，硬压下来的红色曲线，它对应的是跟三线城市的上扬曲线，内在的这个驱动力是一致的。在没有受到打压的情况下，我们看到这种灰色线就是一路向上，整个房地产景气的回升无可置疑。
对于整个全局的影响当然也要正面的肯定，还有我们的外贸，在美、日、欧三大主要贸易伙伴，这一段时间都相当不错，有更多的贸易是强劲的、恢复性的增长，最新的指标也相当不错。除此之外还要特别强调一个，就是我们年年在城镇新经济的岗位上取得了始终在1300万以上年度新增岗位的结果，我们增长的速度已经一降再降，在2010年的水平上现在跌了将近三分之一以上，如果追溯到更高的2007年的14%多，我们跌掉了一大半。过去每年都提城镇新经济的岗位是100万，那么你按照两位数来增长，大体上就是每个新增百分点对1万个就业岗位。现在我们实际上每个GDP新增百分点可以对应翻倍的，差不多200万的就业岗位。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反映的是调结构、惠民生、发展成果，发展质量确实得到提高。它显然和我们这些年结构调整这方面，发展新兴产生的服务业得符合中国经济优化的发展方向。所以我们的三次制度改革，就是简化草根创业创新进入的手续，很便捷的注册公司、企业，每天有几万个以上，现在全中国正式注册的市场主体应该是接近9000万个了，它当然也带来了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个层面上，很多的小微企业提供了就业机会，还有一系列的减税措施，我们优化政府放、管、服等等手段，都可以说综合起来反映了这个就业情况。
这个就业情况在复杂局面之下， 始终能够保持1300万以上，它是证明我们经济增长的质量确实有提高的可认定的特征，是改革这方面值得肯定的一个亮点，也是可以理解为什么领导人可以反复说，只要经济运行在可接受区间里面，我们绝对不会贸然启动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它的所谓定力，它这方面的底气所在。
除了这些，我们提到的生产经营方面的指标之外，咱们再说说居民消费，这个居民消费是讲另外一侧的，它的表现情况就是能够相对稳定的按照两位数来增长，换句话说，在2015年以后这一段时间，持续都是两位数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表明中国老百姓边境消费倾向有所提高。他动用了一部分过去的储蓄，增长速度GDP是7%以下，但这个消费零售总额始终是两位数，先对于经济景气的支撑意义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注意到在大型零售企业这方面，行业分析说2016年以后终于扛过了电商冲击最困难的时期，大型零售企业的销售情况，在2016年下半年以后明显好转，实际生活中也看到了像北京世纪金元商城、华联商厦，他们现在已经形成了所谓城市综合体里面的群落，实体销售店他们配的商城里面，还有其他老百姓现在很看重的，家长带着孩子去做手工，去做一些初级培训，电子琴也好，绘画也好，初级英语也好，或者在那儿捏捏泥巴也好。再有就是大人接上去的职业培训，特别还有餐饮、影城，整个综合体里面，老百姓的需求潜力得到了释放。
在大城市仍然有这样景气的旁边，我也注意到中小城镇，比如说贵州的毕节，大家知道那是欠发达地区非常典型的代表，前几年不断出一些揪心的实行。但是到了那一边才知道，那边基础设施已经非常象样了，连续多年中央、省两级支持他们，现在他们凡是称为城镇区域的，还有新开辟的民生生态项目，看着非常的像模像样，他们那儿有红军四渡赤水的原来地点，赤水线新的旅游点，我去看了，那个旅游点的情况使我注意到，大城市过去出现过，现在消失了那种排浪期的滚滚旅游在那儿重演，就是一个一百多个人，二百多个人，一个一个的国内旅游团，大城市这些旅游不是没有了，它是过了时期以后，消费者他追求个性化的、分散化的、定制化的，特别很多是目标放到了国外，国外也不满足了传统旅游路线了，动不动要去非洲和南极、北极的，中国的消费，大家也要承认，在这些年总体来说老百姓收入增长的同时，消费对于经济景气的支撑也是非常明显的。
把这些合在一起，就是讲了第二个层面的这种亮点，同时也得说说这个层面上，我们不能忽视的困难，地方和企业的困难仍然存在着，要注意到总体氛围已经悄然改变了，像北上广深到2016年以后，哪里是什么困难的问题？没事在偷着乐，在高歌猛进。在2015年，我到广州来就注意到了，虽然广州官方态度上是非常的低调，但是他们讲的指标都是鼓舞人心的，广汽不算出名吧？但是到了广汽发现真的是雄心勃勃，所有的产品一排一排的排好了，一排一排往那儿推，一直推到未来新能源汽车的无人驾驶，现在推出的，在市场已经很长一段时间非常受欢迎的广汽传褀，现在主打的产品，正在高歌猛进，这些向好的，旁边的东北、陕西、鄂尔多斯、温州都做了具体的分析，总体来说东北的局面是吉林带头向好，山西在前一段时间官场的整治之后，换了书记，新的书记去了之后干什么？看准煤炭市场好转，要赶快把山西的经济振作起来。鄂尔多斯有人说是鬼城，不对，他们说得夸张了，他们康马斯新区（音译）是集中的办公区，白天大家都在那儿办公，到了晚上，奔跑式的跑回原来的居住地了。但再过个十年八年，新生代的公务人员会在周边居住，晚上也会有灯火了。当然，它的重化工业的基础也必须做出优化的调整，但是我深信鄂尔多斯经过一段时期的阵痛以后会重拾声势，温州的情况更复杂，我们后面专门说到，跟它的竞争生态里面过去被掩盖的问题是直接相关的。
总体来说我不太担心中国从面上来讲的，我们经济本身会丧失支撑的潜力，我们中国的市场的潜力在全世界投资者面前非常容易被观察到，一方面国际上这几年有中国崩溃论之说，但另外始终还有中国威胁论，现在基本上听不到中国崩溃论了，更多的是中国的市场潜力，这个市场潜力继续的发挥是由我们整个城镇化、工业化推进的巨大正声来做证明的，中国的工业化在沿海到了中后期，但是很多中西部还是初中期，我们的城镇化问题，真实城镇化的也就是40%多，中央特别强调的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现在是41%，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是欠帐的，大约是到57%，但是综合一下，城镇化率绝对不到50%，后边的攻坚至少还有20多个点，我们一年上一个点，再走二十几年就接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了，整个纵深摆在面前，我特别担心的是经济问题的社会化和政治化，前些年还能想到的不惜工本，多高的成本我们都能够控制，中国是最怕出现群体事件的，这跟美国、日本等等都可以同日而语，美国人在金融危机冲击出现了占领华尔街，占领白宫，没听说政府怎么特别着急，各级发泄完了，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了，他也不断出现了枪击惨案，还在争议到底应不应该禁枪，肯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禁不了枪。但是他那边又看到拉斯维加斯枪击惨案，后面跟着的是市民自动上街，在献血那个地方排很长的队，排几个小时，很耐心的排队要献血，这是他的调节机制。
这些说完了以后，我核心观点和建议还是前面所说到的，我们主观努力方面力求完成经济运行探底，到一个平台的运行过程中继续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这个平台的速度到底是6.5%左右还是7%左右，不是关键的问题，不能太低，但中高速客观来讲能保持，关键是增长的质量要能够得到提高，这个平台能够运行个8年、10年，最好十几年，振兴过努力很有可能的。在这个取向之下，我们可以提出什么样的建设性的意见？
我在总理座谈会上整理了6条，简单给各位报告一下：
第一，坚持在优化结构中以经济手段为主、市场优胜劣汰机制为主“去落后产能”，避免“一刀切式压产量”的扭曲、不当做法（如煤矿一律全年只许开工276天，实际保护了落后产能）。我觉得没有说到位，这个过剩还是不过剩，它在转变的时候可以瞬间就发生，就像北京要缓解它的交通体系严重半摊还的压力，你必须加快建设四通八达密度足够的轨道交通网，北京中心区域的轨道网络建得跟纽约、东京差不多，那时候才能解决问题。纽约和东京的机动车拥有量比北京还要明显的更高得多，但是人家为什么不像北京这样的？最严厉的限购、限行、限入，北京的限购现在已经发生得难以想象了，它的限行，平常就是每天工作日里面有两个尾号不能用，在特殊情况下一半的尾号不能用，剩下的就是外地车辆进北京城都要有专门的检查站，挑你的毛病，挑出毛病就不让你开进去等等，以缓解北京交通的紧张局面，真正解决它，那就别无选择，不能再继续地面上摊大饼，要赶快天文数字的资源砸到北京轨道交通网建设上，达到那个高水准，逼出了四号线用PPP来做，这是世界上最高水平的港资跟政府合作，现在已经在加紧建设的16号线又是PPP，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PPP的机制创新，没有社会资本方的签字，这两条线路拖多长时间都是未定之数。
现在一旦确定之后马上加快建设，那么可观规模的钢材、建材，各种施工的投入品，从设备到各种材料，它的订单就一下子投入市场，瞬间就把所谓一大块的过剩产能瞬间转成有效产能，真正要去产能，我认为就要盯住落后的产能，对比一个行业，一个领域的高高低低的产能，怎么把靠下的那种效率低、污染严重那部分落后产能挤掉，这个正道一定是市场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但是很遗憾，咱们现在看到的煤矿行业，它的情况好转吧，突如其来的上涨是什么？是前一段时间有关管理部门，行政手段要求全国所有的矿井一年的开工天数176天封顶，这实际上不是去产能了，这是行政一刀切的压产能，形式主义的交代完成了去产能任务，实际上把落后产能一起保护下来了，这完全背离了供给侧改革的初衷。
现在看整个市场是回暖了，而且来势迅猛，机制不断在这个过程之中调整，什么时候会不会大起之后还有大落，你这个机制如果不能真正得到优胜劣汰的一个优化，后面的问题仍然会不断的困扰着你，这就是问题的实际了，我过去在七十年代初，我在江西当地的北京矿务局当过五年工人，恢复高考以后，1977年高考以后上了大学，这才改变个人的命运，在北京矿务局工作期间，那时候虽然是基建产能、装备潜能，但是必须支持高产业，那时候的规矩，实话实说，高产业，我们星期六刚撤回来这一批，星期一再去另外一批，一聊一小时，在那儿砸死了，那儿的工作情况我知道，它在没有特殊的，比如说要做大修的情况下，这个矿井一年到头就是不断连班倒的、连轴转的运行，但是我们现在学术仅仅是什么？它这样的一种运行是可以把它所有的固定成本最大限度的分摊到方方面面去保质它基本的生产效率，现在176天封顶就直接违背了生产方面的规律，压制了形式上的去产能，实际上是带来未来的一追隐患。
第二，我说到的建议就是要进一步利用有效投资的空间。我前面说到的轨道交通网，北京如此，在中国，我观察下来，100个以上的百万人口规模的中心区域大同小异，早点规划，早点动手建更积极、更主动，只要你配上好的机制，比如说PPP，资金链不锻炼，这正是对冲我们下行周期，而且支持以后经济增长的后劲的一个必须要做的有效投资。
这种大事情旁边，咱们还可以举一个小的例子，中国千头万绪要做的事情里面，有一个小事，有关部门说我们全国的行政区域粗粗算一下，只有5000万个停车位，现在老百姓越来越多人都有私家车，社会应用车辆，他都要停车的，5000万个停车位，具体咱们算个帐，一个车位投个10万块钱不过分吧，你看北京，很多停车位是在已经有的立体建筑之下一体化，北京有一个平安大道，跟长安街是平行的，当时建出来的时候，领导人非常高兴，终于开通了和长安街并行的干道，按照要求，整个平安大道两边都是古色古香的，还有配上当时不惜工本的宫灯，宫灯是一个绿灯。但是要命的是它的规划里面，两边都没有停车位。所以这么多年了，平安大道人气就是上不来，你车停不下来，旁边的店铺就没有多少人来光顾，以后有机会要赶快把停车位给配上，那就得配前面运行已经有的立体的，落实了三辆车，很便捷的，那样的停车位。这些咱们按照保守来讲，一个车位10万块钱不过分的话，整个的5000万个是多大的投资量？5万亿。千头万绪一件小事，5万亿的规模，10年前可以做出来吧？而且再过几年普遍还得配充电装。这些事情如果我们能掌握得好，当然就是中国和其他地区相比，我们比较优势，我们所谓城镇化、工业化，还有借助现代信息的高科技化合在一起，我们这个空间应该做到有效投资的对应，这是我们应该必须抓好的一个重点事项，又有PPP这样的好机制去给它助力。
第三，创新方面。怎么样进一步鼓励创新、尊重科研规律。总理有一个很生动的例子，咱们说了这么多年的创新，总理说要审慎包容，你在政府面前，前几年就讨论了一个微信，微信显然会给政府带来一些压力和麻烦，那时候总理就说还得观察，不能掐死。但是几年下来了，微信继续给政府带来麻烦吗？大家都离不开微信，微信朋友圈里面有一些话说得很实在，也很刺耳的，现在听说有多少万人删贴的岗位，盯着，在微信上盯着这些他们认为应该屏蔽的信息。但是同时微信带来了一个中国老百姓特别便捷的进入金融领域里面，手机扫码有支付了，在街上，买瓶苹果汁都可以用微信这种边际的方式。老外说中国人不得了，一下子就跳出了信用卡普及的阶段，老百姓手上便捷的掌握了这样一种以金融支持交易的特定工具，带来了当然是生活实质质量的提高和经济繁荣的支持，这就是审慎包容带出来的积极正面的结果，我们在很多科研规律这方面应该是远远不到位的。
第四，坚决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两会精神，继续给企业界吃好“定心丸”，落实对于“侵犯企业产权错案冤案”的纠正，继续推进“共赢”式的实质性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第五，房地产这方面的发展应该是要有中央所说的基础性制度建设来形成长效机制，土地制度，双规土控住房制度，相关的投融资制度，还有房地产汇率制度，这些攻坚克难的改革必须积极的考虑，实时性的推进。
第六，放管服、减税让利改革深化要掌握全景图，正税之外的各种收费和制度性成本要以设计“拆香火”的攻坚克难来达到较为实质性的效果。我认为在特朗普减税冲击之下要变压力为动力，中国的继续减税旁边一定要注意到，就这十七八种的正队，中国特别突出的问题就是税外的各种负担，明显包括一般经济体，我们的五险一金是世界上最高的水平之一了，明显是很高的一个水平。
我注意到咱们的主题里还有金融，但是我提供的PPT里面，金融部分没有附上，我简单的说一下。
金融这方面，可能待会儿讨论的时候还有一线最有发言权的专业人士会谈到，我作为研究者，我注意到“十九大”之前，金融工作会议精神概括起来是三条：
第一，强调金融一定要把出发点和归宿明确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我愿意更强调一点，支持中国的实体经济要升级换代的发展。中国的世界工厂有中国制造，那个“制”字要上升为“质”字。
第二，要特别注意防止风险的时候，特别不能出现系统性的风险。所以现在看看各个方面都控制风险是重中之重了。
第三，继续深化金融改革，继续开放，特朗普访华以后，咱们宣布了金融领域进一步开放，提高效率，追求绩效。
这三条基本精神下面，如果说说到精神改革，我简单的向各位汇报一下我过去提炼的，我认为金融深化改革，做好创新要坚持的六个势在必行：第一，金融以支持实体经济升级换代为出发点和归宿，这一条在实际生活中间的落实势在必行，否则我们无法避免像温州痛失好鱼那样的不良案例。
第二，我们整个金融多样化的改革势在必行。金融机构要多样化，金融产品要多样化，形成一个金融供给体系的各种产品全光谱式的供给体系，城市生活中间的“三农”、“小微”，分散的创业，创新活动等等都理应在全谱系的供给里面找到有效供给的产品，要达到这样一个状态显然要克服金融领域里面的过度垄断，来使这样一个领域里面，它的供给得到一个全谱式的改进。
第三，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之下，在上级金融旁边，按照战略思维发展出一个健康的可持续的政策性金融体系是势在必行的。这种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反复探索，大家可以注意到，要特别注意“十八大”以后中央给出正面的指导意见，我们现在所说的“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小微金融、草根金融”，以及精准扶贫、金融支持等等这些概念，无一不有非常明显的政策色彩。但是怎么掌握好这个政策金融的可持续，显然必须强调有好的经济风险共担。这当然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咱们中国首个出奇的去建设好这样的一个上行金融和下行金融双轨长期运行的金融体系。
第四，必须把金融的创新结合着“互联网+”，结合着科技金融，这种互相渗透其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而且也有很多案例，比如华为它前些年利用自己的设备制造能力和服务供给能力到世界上各地布局，包括非洲，不声不响的，华为在撒哈拉以南这种全球最欠发达区域，它可以跳过门店银行的发展阶段，直接发展出手机银行系统。我认为这就是互联网金融的一个成功案例，互联网金融绝对不是简单的、狭义一个P2P，和“互联网+”合在一起的所有金融发展都可以认为是互联网金融，是互联网和金融的结合。当然也有负面的，这里面P2P曾经寄予厚望，后来出了比较多的不良案例，但也不能反过头来说P2P就要禁止它的积极的腾所，还是要在这里面给出一定的思索和弹性的创新空间。总体来说我们互联网金融、“互联网+金融”要经受考验，争取在这一波全球新产业革命浪潮中间，我们尽可能占据制高点，前面说的微信，它显然也是在移动互联方面的移动支付，当然也可以认为带有科技金融的明显特征，也跟“互联网+”这个概念不可区分。
第五，我认为在中国，在PPP这个通知创新方面，它怎么样形成一套在全球，现在走到前一状态的时候，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态势是势在必行的，我们无法想象没有PPP的创新，中国可以继续出奇超常规发展，一般的常规发展不仅是中国现代化的问题，我们工业革命落伍以后，落伍的是被人甩下远远一个很长的距离。而我们现在要通过追赶到赶超，一定要在基础阶段这方面利用PPP这种新的机制。这方面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前一段时间克强总理有关部门推进PPP的创新局面，最近一段的风声似乎是要加强风险的控制，有点地方同志感觉是不是要叫停了，我说绝对不可能叫停，你说点刹车可以理解，但肯定是经过一段时间调整以后，让它继续发展，一方面有这种带来地方困惑的假PPP、虚PPP口风的这种文件。另一方面，咱们注意到发改委发出了继续鼓励民营企业参与PPP，就在几天之前，交通管理部门专门发出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鼓励PPP机制等等，它都在印证这些方面，我们的创新发展是势在必行的，关键就是在这里面要掌握好创新和风险防范的合理结合。
第六，宏观管理部门最后要下决心，什么时候能够具备条件，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可兑换改革，它的推出是势在必行的。小川行长这几年已经一反常态的在这方面给出坚定的态度，像过去央行行长就要学格林斯潘，说话吞吞吐吐，你不知道他说什么，格林斯潘名言就是说“你认为理解了我说的话，你一定是理解错了”。这个小川行长这几年非常明确的强调过几次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改革，认为它已经具备了基本的条件。当然，另外一些学者说条件不具备，实际生活中间也证明这个学者担心有道理的，大家都知道这几年股灾、汇率大波动等等。当然，小川行长强调这个方向是非常值得坚持的，我们要积极的创造条件，什么时候可以自拆放火墙，资本项目在可兑换就是所谓热钱投资，想进就进，想出就出，那时候达到什么？中国人民币真的在全球进行变成一个货真价实的硬通货，有了这样一个硬通货地位之后，你还要有一个世界上的认同期，大家越来越多的愿意持有人民币，不仅作为一种结算的工具，而且作为一种储备的货币和避险的工具，这时候人民币才能真正的配合我们现代化进程，建成我们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特别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事情什么时候条件具备了，我们要经受考验，自拆防火墙，迈出最关键的一步。
这是关于金融创新方面，“十九大”之后，我认为这“六个势在必行”非常值得进一步讨论。时间关系，我就此打住，感谢大家耐心听我讲这些不成熟的想法，感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