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需要什么样的营商环境？

文/傅蔚冈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一

12月6日，马云刚刚参结束在乌镇召开的世界互联网大会，就来到上海参加一家咖啡烘培工坊的开业仪式，同时参加这场开业仪式的还有星巴克的董事局主席霍华德•舒尔茨先生，他是专程从美国的西雅图飞到上海。

对，这就是星巴克洪培工坊的开业仪式，而且，这是星巴克海外首家。与一般的星巴克门店不同，它是一个“工厂+餐饮+零售”的全新组合。在传统的监管框架中，工厂、餐饮和零售是不能在同一个场所里出现，因为《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中明确规定食品企业的生产区域需要封闭。

那么，星巴克的这家三合一烘培店又是如何开出来？这是上海市监管部门监管创新的结果。12月7日，一篇名为《星巴克把工厂搬进店监管创新为新业态开绿灯》的报道提到，“面对新业态新模式，市食药监局连同区市场监管局、市卫计委等部门组成专家小组，就开放式生产模式合规性等问题进行可行性研究，并与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　做了交流”。最终的解决方案是：在生产区域设置了1.05米高的透明隔栏与经营区域隔离开；生咖啡豆投料口高于地面，减少了带入性污染；熟咖啡豆散热盘上则加上了玻璃防护罩，等等。上海食药部门不只是给这一家星巴克烘培店开了绿灯，而是形成了规范性文件《上海市焙炒咖啡开放式生产许可审查细则》，为整个烘培咖啡的开放式生产提供了监管标准。

从这个意义而言，如果说没有监管创新，就不会有星巴克烘培店在上海的落地，恐怕也不为过。

但是，另一方面，也不应该忘记前些年引起广泛讨论的“上海为何不出马云”之问。

二

如果仔细比较，就会发现，其实“马云之问”和星巴克创新监管并不矛盾，根本原因在于，“马云之问”当时主要针对中小企业而言，而像星巴克这样的大企业，从来就是包括监管机构在内的上海各级政府的座上宾。

上海各区政府在列举当年的工作成绩时，总是会把引进多少家跨国公司总部作为其工作业绩。此前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市政府办公厅组成的专题课题组形成的报告显示，2016年，静安区跨国公司总部达62家，亿元楼宇58幢，涉外经济税收约300亿元；黄浦区亿元楼宇达到63幢，涉外企业完成区级税收同比增长19.3%；虹口区亿元楼宇达到25幢，楼宇经济税收占比达34.1%，涉外经济税收同比增长9%。浦东新区官方数据显示，区内税收“亿元楼”90幢，集聚持牌类金融机构776家，法律、会计、审计、咨询等商务服务企业1000余家。

“亿元楼”就是总部经济的另一种说法。我们当然不能说吸引大企业入驻是错的，因为它们会带来更多的税收，也会带来更多的就业，同时还会有知识外溢。更何况，上海作为国内最大的城市，拥有丰富的人才储备、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发达的交通网络，任何要进入中国市场的跨国公司，上海几乎是非常完美的总部基地，在上海发展总部经济能事半功倍。也正是如此，任何一个理性的主体都会把更多的精力用来吸引大公司落地。所以我们就能看到上海各区一级政府都会出台这样的举措来争取大公司大项目的落地。

三

大公司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当一个地方政府都在努力引进大公司而不是培育中小企业的时候，也会带来一些隐忧。更为重要的是，在面临技术变革的时候，如果眼睛只盯着现在的这些大公司，那么就会面临被时代所抛弃的风险。创新大师、哈佛商学院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教授在《创新者的窘境》一书中解释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为什么那些“管理良好、锐意进取、认真听取客户意见、积极投入科研”的领先企业会失败？他的结论就是，那些行业领先者最后之所以被市场所淘汰，那就是被“破坏性创新”的力量打败，而那些破坏性创新的力量，往往是一些不起眼的小公司。

不妨以支付宝为例。诞生之初，它就是一个小不点。支付技术的变革不只是让中国银联丢掉了线下支付的第一把交椅，甚至还影响到了基金公司的座次。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基金行业排行第一的都是华夏基金，但是在2013年，天弘基金凭借余额宝这一互联网产品，使自身的公募基金管理份额从2012年底的83.33亿份飙升到1，930.23亿份，跃居基金行业第二名。在余额宝这款产品的帮助下，天弘基金从2014年开始就稳居公募基金管理公司规模排名第一的宝座，并且一坐就是三年。

支付宝是如何实现从一个单纯的支付工具延伸到余额宝这样一个基金产品？众所周知，支付宝诞生之初，属于淘宝的一个部门，为淘宝网提供支付业务和担保交易，后来逐渐独立出来变成一个公司。由于担保资金的时间差，支付宝上沉淀了大量资金，但是支付宝用户的账号余额无法获得相关的利息收入——因为只有银行才能给用户发放利息。随着沉淀资金的规模扩大，支付宝的备付金规模日渐庞大，也带来监管机构的关注。于是，一个既能控制住备付金的规模，同时让个人账户余额分流还有收益的余额宝就应运而生。以上是蚂蚁金服理财事业部总监祖国明在2015年第1期的《阿里商业评论》上解释了支付宝向余额宝的演进逻辑。

观察支付宝、余额宝的产品逻辑，我们就会发现，从技术上看这些产品并不复杂，只是针对用户需求而自然而然产生的服务，就像克里斯坦森教授在《创新者的窘境》一书中说的：“一般而言，破坏性创新并不涉及特别复杂的技术变革，其主要形式就是将成品元件组装在一起，但相比之前的产品，产品结构通常会变得更加简单。”

为什么服务中小企业的支付宝或者说阿里巴巴能在杭州冒出来？我想，这既是偶然，也是必然。说它偶然是阿里巴巴冒了出来而不是其他，说必然是因为浙江的营商环境必然会冒出类似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平台。经济学家钟朋荣称浙江是属于“小狗经济”模式，据说这个称呼来自于现实的动物世界里三条两尺多长的小狼狗能把一匹大斑马吃掉的事！为什么小狗能吃掉大斑马，原因就在于分工明确、合作紧密。而浙江的中小企业恰恰的优势就是如此：通过产业集中和竞争，专业化和协作，在于体制和机制创新。当初马云创立阿里巴巴，就是为了让众多中小企业的出口更加顺畅，后来才有了淘宝、支付宝等现在我们普通消费者所能获得的服务。

从这一点来看，这些大公司的出现其实并不是政府“扶持”或者说“培育”的结果，相反，是它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给用户提供了更好的服务的必然产物。当我们今天羡慕杭州拥有阿里巴巴时，却不知道它背后的创业生态和中小企业的土壤：就像森林，既要有参天大树，也要有树下的多层灌木生态，让彼此滋养。

更为重要的是，支付宝的变化不只是改变了支付形态，同时还改变了商业形态。当你在某个商家用支付宝支付后，支付宝的客户端就会跳出相应商家的信息，如果消费者关注该商家的生活号，那么就会成为商家的一名会员，可以不时接收到相关的促销信息。换句话说，商家使用支付宝并不只是在使用一种支付手段，而是通过这种支付手段构建起了商家和用户之间的联系，而这种功能是传统的信用卡支付、现金支付所无法具备的。

四

12月14日，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在上海交通大学主持召开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科学家座谈时，他谈到了何为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根据他的分析，全球科创中心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标准：要有强大的配置全球创新资源的能力，要有一批重大原创性的科技成果，要在创新成果产业化上处于领先地位。个人觉得，将这三个标准总结到一点，可以理解为要涌现出一批在全球有影响力的商业公司，他们能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既有原创性的科研成果，同时还在创新成果转化上处在业内领先地位。

那么，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的重任能否由跨国公司来担任？通常而言，跨国公司是世界先进技术的主要供应来源，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内部化实现其技术转移，而这种技术转让行为对东道国会带来外部经济，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技术溢出。毫不夸张地说，以上海为代表的东部地区是过去近四十年时间里FDI的最大受益者。

但是我们同时要看到，这种知识溢出的作用也不应该高估，甚至不应该一厢情愿地认为引入跨国公司在本地设立实验室或者技术中心就能够让当地成为全球科创中心。当跨国公司将上海作为其中国总部、甚至亚太总部的时候，是把上海作为其实现全球战略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而言，上海是其进入中国市场或者说是亚太市场的一个窗口。当上海不能实现这个战略的时候，它会很果断地关闭这个窗口。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通用汽车：2004年6月，时任通用汽车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瓦格纳宣布将通用汽车亚太区总部将从新加坡迁至上海，但是在2014年第二季度，通用汽车又将国际运营总部从上海转到新加坡。

我当然不是指责通用，因为在全球化时代，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适合其生产经营的地点是应有之义。但如果这家公司的诞生地就是在上海，那么它就不会轻易将公司总部搬离，至少从经验看，鲜有公司将总部搬离其创立地的例子。还是以通用为例，尽管底特律在过去50年中成为美国人口流失最多的城市，但是通用公司却始终未离开底特律，从1908年成立以来一直把底特律作为其总部所在地。

就在几天前，有媒体比较了上海和深圳两地上市公司的市值，截止到今年11月底，在A股、H股和美股上市的深圳公司总市值达到了10.04万亿人民币，而上海为7.5万亿。一般来说，上市公司代表了当地最有竞争力的公司，那么，与深圳相比，上海的差距在哪里？对比两地千亿以上市值的公司就会发现，第4名到第10名的上市公司对应市值相差不大，差距主要在前三名：深圳的腾讯、平安和招行的总市值超过5万亿元，而上海最强的交行、浦发和上汽合计市值只有1.16万亿元。换句话说，两地市值的差距，主要是上海缺乏像腾讯这样的巨无霸公司——上海最高市值的交通银行，其市值只有腾讯的八分之一。而这恰恰道出了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的尴尬：一个没有在全球影响力公司的城市，怎么可能会成为全球科创中心？

最新数据统计，在全球十大科技公司中，中国已经有腾讯和阿里名列其中。所以，上海全球科创中心这个命题最后就变成，上海如何能产生像腾讯和阿里这样根植于本地、但是却又有全球影响力的公司？显然，这样的公司是很难通过招商引资获得，而是和这个城市一起成长：就像阿里之于杭州、腾讯之于深圳。

五

为此，我们有必要对上海的楼宇经济或者说总部经济进行反思。毫无疑问，以上海的区位优势，总部经济最能立竿见影——既能带来税收、还能增加就业。但是，这些机构就能撑起上海全球科创中心？答案可能是否定的。

大公司不能带来创新，难道小公司就行？或许很多人会有这般疑问。首先需要确认的是，任何公司都有一个从小到大的过程，绝大多数伟大的公司都是从小大到发展而来，而不是一出生就是口含金钥匙，美国硅谷的车库文化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缩影。事实上，今天在中国互联网领域执牛耳者的BAT，哪家又不是从小大到而来呢？相反，那些一开始就是手握重金的公司，倒是没有与市场一起成长，当年MSN兵败中国市场就是一个例子。

负责MSN在中国运营的是由微软与联和投资有限公司在上海成立的合资企业——上海微创软件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美斯恩网络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但就是这样一个出身名门、家底雄厚、技术精湛的公司，还是败给了QQ。为什么MSN不能在中国市场获胜？除了外资和中国市场消费者之间的隔阂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作为微软的一个分支，MSN需要为微软的全球战略服务：为了支持微软的Live 战略，2006年开始MSN被整合到Windows Live 平台；为了skype，放弃了MSN。

其次，这还涉及到对创新的理解。何为创新？在很多人的眼中，创新是科学家或者工程技术人员的事，他们在实验室里发明了新产品或者新技术，然后再由企业家将其推向市场。是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也是关于创新的经典定义。比如说阿瑟•斯庇索夫和约瑟夫•熊彼特在总结了历史上的各项活动后得出有关创新的经典理论就是：科学家和航海家的发现带来了创新机会，然后被企业家竞相实现。

不过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菲尔普斯看来，创新并不只是有关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事，而是所有人的参与。他在《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一书中说：“现代经济把那些接近实际经济运行、容易接触新的商业创意的人，变成了主导从开发到应用的创新过程的研究者和实验者，而科学家和工程师往往被他们召集过来提供技术支持。”在他看来，各行业行的人都是“创意者”，金融家成为思考者，生产商成为市场推广者，终端客户也成为弄潮儿。换句话说，现代经济的创新实际上是各个环节相互推动。

而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崛起也验证了菲尔普斯的理论，互联网产业所涉及到的领域，也就是吃穿住行等日常生活，并没有特别高深的原理，它们之所以能够最后成为受用户欢迎的服务，实际上就是用户、开发者、投资人等各个环节相互推动，而不是像很多人想象的在实验里出产品的过程。

六

一周前的12月22日，上海市举行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大会，市委书记李强在会上强调要“全力推进本市有关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的落实，全力打造上海更加优良的营商环境，全力推动上海新一轮改革开放”，他在会上强调要重点抓好三个方面工作：一是已有强项要更强更优，二是短板弱项要提升补齐，三是特色亮点要打响品牌。

那么，什么是上海营商环境的短板？个人以为，上海已经不缺乏对大公司大机构和高精尖人才的各种优惠，缺乏的是对中小企业成长空间的包容。但恰恰是后者，在技术变革时代可能会拥有更多的机会。

何为理想的营商环境？我想，这里的营商环境不应该仅仅是针对跨国公司总部，同时还应该有创业环境，只有创业环境上去了，上海才有可能涌现出对全中国、甚至对全世界都有影响力的公司。如果上海依旧像以往那样把工作重心对准跨国公司，上海恐怕很难成为全球科创中心，至多是那些跨国公司的一个网络——一个占有中国市场份额的网络而已。

其实，这一标准不仅适用于全球科创中心，同时还对当下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