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你够资格当县长吗

作者：邓新华 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

前不久，微信公号“短史记”发表了谌旭彬的《想做民国的县长，得答完这张试卷》。文中说，1927年北伐成功后，国民政府即着手推动县长考试，试图以考试录用，取代泛滥成灾的私人荐举。考试分笔试、口试两大部分；总分100，笔试80，口试20，60分为及格。

假如你去考民国的县长，能否考上呢？

我看了一下1937年四川考县长的试题，如果我按照自己的真实看法答题，肯定是及不了格的。

试题涉及的面挺多。这里仅说说经济方面的题吧。

其中一题为：“实施统制经济之先决条件如何，统制主义经济与自由主义经济有何差别？试详言之。”

很显然，从提问就可以看出，出题者是倾向统制经济——即政府严格管制的经济的。

如果我来回答，那当然是：实施统制经济没有先决条件，它就是不可行的。它和自由主义经济的区别，在于它不尊重权利，违反市场的算法，造成经济灾难。

估计这道题会得零分吧。

民国时代，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高级官员都倾向计划经济那一套。包括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前期也是支持计划经济的。胡适是后来才转向反对计划经济。

蒋介石曾说：“中国经济建设之政策，应为计划经济，即政府根据国情与需要，将整个国家经济如生产、交易、分配、消耗诸方面制成彼此互相联系之精密计划，以为一切经济建设进行之方针。”

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院长的翁文灏，原本是地质学家，蒋介石数度邀请他出来做官，都被他拒绝。1934年，翁文灏遇车祸昏迷，得蒋介石关照，指令全力抢救，事后翁可能是难却“救命之恩”，正式踏上仕途。

这样的一个人，看起来是一个不贪慕权势的“好人”，可是他却是计划经济的信徒。他说：“欲使工业化成功，必须有计划地进行，及以重工业为核心。中国重工业的振兴，不宜悉赖私营，而须由政府以国营方式奠定基础。”市场派经济学家蒋硕杰曾向翁文灏提建议，但不受重视。

连著名的亲美派宋子文，也说：“国家对经济的干涉日渐增加，自由的不受干涉的经济已经过时。”他要求创立一个“真正有效的计划机关”，来“指导国家的生产，协调各部的活动，正确规划出在特定的年份内每一个不同的部门应该追求的目标。”

再看财政学试题：“政府增发公债及膨胀通货，理论上足阻碍营利经济组织之发展，然现今各国多用以救济财政上之困难，且行之有效，其理由安在？试抒所见。”

很显然，出题者认为增发公债及膨胀通货是有效的财政政策。

这题我又是零分。

再看地方财政的试题。

试题一：“川省二十四年度预算及二十五年度预算收支各项数字之比较观察若何？如将来地方税裁撤，特税以禁烟法定年限届满而取消，田赋只准一征，旧税可经整理而增加收入者有几?可推行之新税源有几?其旧税及新税之整理与推行方法若何?”

出题者在旧税到期之前，就已经筹划新税了。

试题二：“川省田赋积弊至重，试述其积弊之情形，致弊之原因及其对于省县地方财政之影响，并述省府地政委员会清丈田地之办法，条举目前各县对于田赋催征及清理流滥之简易方策。”

古来清丈田地田地，多是为了增加税收。这道题的出题者意图，同样在此。这两题我也是零分。

再看两道实业试题：“1、为增加粮食生产预防旱潦虫灾起见，改良四川农业应用何等方法始能作事半功倍之效，试条举以对。2、本省应以何处为第一工业区，附近省垣各县以何县实业为最有希望，试分别确实指陈并述其理由。”

这两题，林毅夫教授的学生们去回答，估计可得高分。

以上是笔试。再看口试，1928年河北省县长考试，考官提问：“因土匪甚多，交通忽被阻，县城无盐，人民有淡食之虞，将何法以救济之？”

谌旭彬认为，这样的难题不是县长这个级别能解决的，故这个问题就算回答了也没价值。但实际上，这个题是可以回答得有价值的。

我的答案是：放开价格，不对食盐流通作任何管制。

自南宋以来，对于解决灾区的物资荒，其实是有比较明智的答案的。南宋董煟的《救荒活民书》就提出了“不抑价”的主张。他说：“利之所在，自然乐趋，富室亦恐后时，争先发廪，则米不期而自出矣，此劝分之要术。”

明末当过县丞的凌濛初，在其名著《二刻拍案惊奇》第一卷“进香客莽看金刚经出狱僧巧完法会分”就阐述了灾区不要抑制价格的思想。乾隆时还曾印发《救荒活民书》供官员学习。

但是，这样的答案，在管制思想浓厚的民国时代，估计是不会过关。

这样的考试，可想而知，挑选出来的是什么样的官员。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民国之衰，大概从清末就种下了因。

自太平天国平定后，在战争中形成的“疆臣权重”格局，鼓励了地方竞争，推动了经济发展。清末的统治者并非具有明智的经济观念，但是在内外压力下，清廷的实际控制力有限，即便想管制经济，也是有心无力。形成这样的环境，“殆天数、非人力”，清末经济因此而颇有可观之处。

然而，一种新的力量很快登上权力的舞台。这股力量反帝制，但亲管制。反清的首领孙中山，就是统制经济爱好者。实际上，在革命党成功之前，管制的思想已经影响到清廷的官员们了。袁世凯等人推的“新政”，已经有很浓的管制思维。在那个时代的“精英”们看来，管制思想是来自西方的先进理念，一定可以借此实现富国强兵，所以，他们推行起来格外理直气壮。

所幸的是，他们没有能力很快地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所以，还有北洋时代的“黄金十年”。

在历史学者唐德刚的《李宗仁回忆录》中，李宗仁说，当清末行新政时，虽然境况并不好，但整个国家都是朝气蓬勃的。不意在革命成功之后，这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反而消失。

大概民国考县长的试题，可以为李宗仁的问题提供一部分答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