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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中国很多智库已经失去存在的意义


来源:凤凰财知道

本文为张维迎在北京公意智库咨询中心成立十周年研讨会的演讲首先祝贺公意智库成立十周年,我很抱歉没有参与什么事情。我沿着石小敏老大哥刚才的话讲,我觉得他讲的非常好。我认为我们社会变迁中有些东西变得快,有些

本文为张维迎在北京公意智库咨询中心成立十周年研讨会的演讲

首先祝贺公意智库成立十周年,我很抱歉没有参与什么事情。我沿着石小敏老大哥刚才的话讲,我觉得他讲的非常好。

我认为我们社会变迁中有些东西变得快,有些东西变得慢,我们从历史来看,变得慢的还是人的思想,还是人的观念。为什么变得慢呢?可能与我们人类的认知能力有很大关系,与你小时候什么时候上的学都有很大关系。过去有红卫兵,但是红卫兵这批人并没有过去,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红卫兵思想还在一些人脑子里面。

我们接受的教育就是灌输给我们的,后来一部分人的思想可能会受到一些清理,一部分人的思想就没有受到清理。有这样一些思想的人,大致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人,1950年之前上大学的人和1950年之后上大学的人是不一样的,文革期间上初中的人和文革期间上高中的人是不一样的,文革期间搞打砸抢的不是高中,而是初中。

我就是讲这样一个意思——就是思想的重要性及他的影响力非常持续,不知道大家是否认同我的观点,也就是说思想的重要性。

首先,我认为智库属于思想生产的中间阶段

我这几年一直强调的观点就是人类的进步来自于人类思想的转变,我在《理念的力量》这本书里也强调的是这个观点。那么这些理念是从哪里来的呢?不全是物质决定生产,或者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不完全是这样的,这样讲不通。当然理念也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有一个社会基础,也需要一些生产思想的人,需要这些人去思考这些问题。

但是思考这些问题能不能变成社会的一种理念,它要有一定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的智库位于生产过程的哪一个阶段?当然我认为它不是一个最高阶段,它属于思想生产的中间这个阶段。所以我是这样定位的,我们跟大学做的不一样,也跟政府部门做的政策研究不一样。我们认知的一些理念能够通过一些有价值的研究变成现实,不断地去推广,有时候可能变成一个行动。这是我总的理解智库在整个人类社会进步中的作用,放在这样一个角度来看。

第二个,我想讲讲独立智库

独立智库是什么意思?就是独立于权威部门,独立于政府部门。我个人理解,智库很重要一点就是它得有一个使命感和理念,我做这个是为了什么?我成立这样一个公司是为了什么?难道说我就为了挣钱?要是为了挣钱,炒期货也可以,炒期货不行炒股票、炒房地产挣钱也行啊,什么挣钱就去做什么,没关系,这就是商业,但是智库不行,它要有使命感,不能说我随便做什么。

我举个例子,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智库,叫美国企业研究所,它是二战之后成立的,很大的智库。当时为什么要成立这个研究所,因为二战期间好多资源要政府进行计划调配,比如石油的供应,给谁不给谁,战斗装备的生产等等,那战争之后应该怎样呢?这些东西也可以研究一下,有几位美国企业家就觉得这是很好的方向,所以他们就成立了美国企业研究所。

这个研究所有一个理想就是宣传自由企业制度的理念,他们认为自由企业制度对人类是最好的制度,美国企业研究所发展到现在成了美国非常大的一个智库。我的意思就是说智库首先要有这种很强的使命感。

智库的独立性很重要。现在我们国家有很多个智库,包括我所在的单位,大家都叫智库,大家也都在竞争这个智库,比如国家级智库,每月要提交4份报告,提交的报告领导批示了没有等等。我觉得这样的智库就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也就是说智库不是为了诠释某一项政治政策,而是提出自己的理念和独立的见解。

就像刚才讲兰德公司的案例,美国进入朝鲜的话我们中国会不会出兵,兰德公司作为一个智库就说中国会出兵,这就是他的一个判断。但是如果发生在中国就会变成什么?可能就是研究上边的政策怎么要求,比如说我前一段时间碰到一位驻非洲的大使,大使告诉我说他最近非常忙啊,忙于调动一切力量阻止日本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我问他进入以后有什么好处,有什么不好,阻止的代价有多大?他说这个不是我们考虑的,上边有要求,我们就不惜一切代价去阻止。

我们作为一个独立智库,做出一项独立研究,可以研究日本、德国、巴西等入常之后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好处是什么,坏处是什么,我们阻止要付出什么代价,这种代价值得不值得,这才是我们智库应该要做的,而不是说上边定了要阻止,我们智库就研究怎么阻止。

美国这么多智库,都是独立做自己的研究,发表自己的观点。新的美国总统当选了,喜欢某一家智库的观点,就聘请几个智库专家做顾问,不喜欢这家智库的观点,这家智库可以继续做自己的研究。因此要把握智库的独立性,有时候我们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比如领导表扬多了,也许独立性就没那么强了,所以要提高警惕。

第三,与这个相关的就是要系统地研究,要有专家

智库研究不能拍脑门子,要有民意测验,要有系统的研究,要有专家,没有专家就没有权威性,虽然专家不一定都是对的,但是目前来看大家还是承认专家的。

第四,经费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

美国很多智库就是不允许有大的捐款,因为大的捐款会干扰他的独立性,财大气粗嘛。虽然公意智库现在还没有那么大,地方给点钱我们也能坚持下去,当然我也希望我们能做的更有影响力,只要坚持,就一定会更好,而且坚持了这么多年,挺了不起。

最后,我再谈一点关于功利主义和知识界的傲慢问题

我自己也在反思,这三十多年,尤其是关于改革的,我觉得跟社会学、历史学、法律都是相通的,我自己作为经济学家越来越觉得要对功利主义哲学持批判态度。

我们中国改革本身就是一个功利主义哲学家的改革,我们很多政策都是功利主义的,简单地说容易为了目标不择手段,这是非常危险的。

我觉得人类最基本的权利一直保持着优先权,比如说,我们不能为了北京的“奥运蓝”就无视其他人的生存权利,就业权利,追求自由、幸福的权利,不管怎样北京的天变蓝了就好。这就太危险了,希特勒的、纳粹的一些手段全是功利主义的。

我们改革开放的好多政策,都有这些痕迹——不管怎样我们先富起来了,但是也忽视了好多人的基本权利。我们看看我们身边有太多的事情,驱赶人群,再早一些的像计划生育政策,全部都是如此。

所以我说改革一定要从功利主义走向权利平等,否则的话,任何时候改革都有可能逆转回来,就是理论上可以逆转回来的。经济困难了,需要私有企业,我就鼓励你,经济好了,我们不需要你了,那我就打击你……

所以企业要发展,不是为了追求经济发展,而是每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利,任何人不能限制,我不偷不抢,靠自己努力,这样发展企业,不能被限制,也不是为了多大的目标,不是为了国家强大我才去努力。

还有一点我想批评的就是知识界的傲慢。人类的知识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很无知。搞一些研究设计是假定条件、供给等等都清楚的情况下进行,但是我们的方案是不断演化的,不是一个伟大的人一下子就能从上到下搞出来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要非常注意的问题。我自己就不愿意表达很多态度、评价好坏等等,真实情况是很难去假定清楚的,城市规划的很多东西我们是不知道的,什么是一个好的城市,什么是一个坏的城市。

所以我就是想说,回到人的权利和人本主义的话,一个好的城市是生活在城市空间的人觉得舒服的城市,而不是让摄影师拍摄的时候漂亮的城市,不是让当官的人看起来气派的城市。

我听到有人说北京和上海不一样,北京这座城市最初就不是给人盖的,是给统治者盖的,上海这座城市一开始就是给人盖的,所以现在你看,两个城市差别很大。谢谢,我就讲这么多。

[责任编辑:谭红朝 PF009]

责任编辑:谭红朝 PF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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