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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强:乡村如何从衰落走向复兴


来源:凤凰财知道

作者 张强 张怀超 刘占芳张强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2016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相当于8000美元的经济发展水平,即使按照5%的增长速度估算,到2035年也将达到超过2

作者 张强 张怀超 刘占芳

张强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2016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相当于8000美元的经济发展水平,即使按照5%的增长速度估算,到2035年也将达到超过2万美元的发展水平。这是从农村趋于衰落到走向乡村复兴的转折阶段。顺应这一趋势,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提出,到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必须坚定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以及2020—2035年显著缩小城乡差距、迈向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这标志着我国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已经迈向了一个新时代。

一、关于乡村振兴的相关研究

关于乡村振兴的内涵。有研究者认为,乡村复兴是对传统乡村转型概念的提升,其内涵可概括为“外在内涵”与“内在涵义”。外在内涵即依照在城乡连续谱系中乡村所具有的独特性价值,让乡村回归乡村,使其在文化传承等方面发挥作用并与城市平等互补。内在涵义即在城乡平等的互补关系下,乡村内部在经济、人居、治理和村民生计等方面实现自给与繁荣。也有研究者认为,乡村复兴是在过度城市化形势下重新发现和彰显乡村“传统基因”的生命力,在保持传统景观特质与文化风情的基础上扭转继续凋敝的局面。可见,乡村的“振兴”与“恢复活力”有着密切关联。针对城市化背景下存在贫困乡村过疏化与缺乏活力的问题,有研究者认为,乡村复兴是对当前快速城镇化过程中乡村衰败现象与乡村传统发展模式的反思,旨在通过乡村重构焕发乡村发展活力,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为此,有研究者提出要实施促进城乡双向流动政策,并将保持乡村地区稳定和活力作为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政策取向和长期任务。

关于乡村复兴的路径。许多研究者认为中国乡村转型与复兴的路径包括重振乡村产业活力、重塑乡村文化魅力、重组乡村治理结构、重构乡城平等互补格局及重建乡村政策保障机制。有研究者从技术的视角认为应以村民的需求为切入点,构建基于“人—技术—乡村”逻辑的技术路径。有研究者从社会视角指出中国乡村复兴不仅是经济的复兴,更应是生产和生活单位的多方面复苏,乡村复兴依赖于社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增强,应积极发现以社区为基础的资源,将各类社会组织的外部支持转化为内生动力。一些研究者基于国家政权建设理论、国家与社会理论、现代化理论等分析框架,阐述了村庄精英与乡村社会复兴的关系,认为村庄精英是乡村复兴的实践主体,提出建立常态化的精英吸纳机制、提高村庄精英的生活待遇、努力做好精英回流工作、支持民间组织发展、改革现行教育体制等实现乡村复兴的路径。还有研究者着重讨论了作为实现乡村复兴积极之路的城市与乡村间要素健康流动,提出要实施促进城乡双向流动政策,既要鼓励农民进城,也要鼓励、引导企业下乡和有志青年返乡创业;为此,乡村复兴最根本的途径应从破除阻碍乡村发展的体制机制入手,包括建立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机制、完善农民地权和推动乡村自组织化。有研究者尝试构建资本驱动模式,并指出在资本驱动乡村复兴过程中,既需要自上而下的资本投入与监管机制的建立,也需要自下而上的乡村自主发展与治理体系的完善。还有研究者从乡村旅游视角对乡村复兴路径进行了剖析,认为乡村复兴应与美丽乡村建设结合起来,比如将乡村公园模式视为一种有效模式。有研究者进一步从要素、城乡联系、空间三个方面探索了乡村复兴机理,总结了乡村复兴的四种模式:资源置换型、经济依赖型、中间通道型、城乡融合型。

值得注意的是,最早关于乡村振兴的研究多基于大城市郊区的观察,这似乎也体现出乡村振兴在大城市地区的先行性。比如,早在21世纪之初对北京郊区的研究就指出,按照城乡一体化所确定的方向和道路,传统意义上以农业生产和农民居住的“农村”正在向产业活动、就业人口及居住人口多样化的“乡村”转变;乡村与城市的融合促成了乡村的新功能和新变化,也必将促成乡村走向复兴。依据对大城市地区与其他农村地区采用同一些重要用语(比如农业多功能、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等)的时间先后,有学者指出大城市地区“先行”并非“独行”,其间研究与实践大致有10到20年的滞后间隔。

2017年10月十九大召开以来,出现了对乡村振兴的多方面的诠释,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见仁见智。大致侧重于这个战略的提出背景、意义内涵、覆盖领域、实现路径、工作重点、存在问题等主题。中农办,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十九大提出的七,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战略任务,是党中央对“三农”工作做出的新的战略部署,是农业农村发展到新阶段的必然要求,其总要求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努力做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农业部长韩长赋指出,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的战略写入党章修正案是史无前例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有丰富内涵和系统要求;当前我国最大的发展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农村是短板,农业是短腿;如果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要消除绝对贫困,那么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第二个百年目标就要缩小城乡差别。全国人大财经委陈锡文指出,乡村的衰弱不是必然规律。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农业、农村、农民到底会发生什么变化,实现现代化以后城乡格局是什么样的局面,需要我们自己的探索。中国人民大学刘守英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是对重农业、轻乡村的矫正,从“城乡统筹”到“城乡融合”体现了政府主导下“以城统乡”思路的转变,其核心是城市和乡村文化共存共荣,相互依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晓山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升级版,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行动纲领。将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容与新农村建设相比较,内涵与外延都有很大的提升。产业兴旺突出了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和一二三产的融合发展,生活富裕标志着农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要有更大的提高。治理有效强调治理体制与结构的改革、完善及治理效率,生态宜居是乡村建设理念的升华,是一种质的提升。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宋洪远认为,乡村振兴的总要求把产业兴旺摆在第一位,乡村产业兴旺必须发展现代农业,通过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农业现代化,突出抓好加快建设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三个重点;实现乡村产业兴旺必须大力推进农村各项制度改革。国务院发展中心农村部叶兴庆认为,从村容整洁到生态宜居的主要变化是更加强调加强生态建设,在农业农村发展中尊重、顺应、保护自然,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农村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以及基本公共服务从无到有的变化等,都为实现生态宜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关键是要建立健全激励机制,使农民从绿色发展中得到真金白银,使绿色生产成为农民的自觉行动。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朱启臻指出,实现乡村振兴必须解决撤点并校、限制农民建房、撤村并村、不尊重小农、以脱农为荣、城乡缺乏双向流动等问题。农业部经管司张红宇特别强调了小农户仍然是中国农业经营的基本面,也是发展农业、繁荣农村、巩固执政基础的依靠力量;要引导新型经营主体通过股份合作、产业化经营、社会化服务等方式,带动小农发展现代农业,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从上述研究看,农村经济学界比较注重从农业农村本体发掘乡村振兴的内在动力和机制。城市、地理、规划等学界更侧重于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关系上探索乡村振兴的外部激励或条件。本文基于最近十余年围绕这一主题所进行过的研究,试从城乡联系的视角,对乡村为什么要振兴、为什么能够振兴、振兴什么以及怎样振兴做一个初步讨论。

二、乡村为何必须振兴

在整个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阶段,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其中一部分人口向城镇流动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无可非议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个过程的基本趋向是农村各种可流动资源或要素单向地流向城市,特别是流向具有极大集聚力的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这个过程所导致的结果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就业和居住,不仅增加了家庭收入,也逐步充分地享受到城镇福利;同时,城市经济得益于此,以空前的速度、规模和效率不断扩张,成为国家和区域发展的主导。另一方面,农村资源或要素“过度”流出,也使大量农村地区的村庄和中小市镇弱化了可持续发展所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和聚集力;加之以为追求“效率”而撤并行政乡村及其中的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生活服务等各种为基层服务的机构设施,就更加速了较低龄原住人口的流失。所以总体而言,工业化和城镇化历史过程显著的积极作用是,增加了社会财富,提高了福利水平,加强了增长效率;在一定条件下也会产生一些负面效应,主要是同时发生了城市的“膨胀症”和农村的“凋敝症”,甚至导致所谓“马太效应”。

对于其中的“农村病”,一些国家自进入工业化、城镇化阶段的中期就开始调整城乡关系的政策导向,主要是实行以工哺农、以城补乡,避免农业、农村进一步走向过度衰落。从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实践看,有些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有些效果却不甚理想,最后仍未能遏止住“大的越大、衰的越衰”那样一种两极分化的历史道路。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告诉后来者,在工业化、城镇化阶段到达一定水平的时候,就需要及时调整城乡关系的战略,从规制层面避免导致城乡“过度”分化的走势:一方面是避免农村资源因过度流失而导致最后衰落,另一方面是避免大城市(尤其是其中心城)地区产生过度的“拥挤效应”。解决农村问题与解决城市问题相辅相成。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一定水平”,并非指达到统计上所谓“高度城镇化”之时。

城市发展为什么不可同时令乡村衰落下去?乡村为什么需要与城市一道繁荣起来?根本原因在于城市需要多功能农业的产品供给,需要广大乡村绿色空间的生态支撑,需要有从事农业、守护生态的职业工作者,也需要城市为留住“乡愁”、留住“绿水青山”而向绿色空间的守护人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正像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广大农村地区为其双核心城市提供了体量超过10倍的生态空间支撑一样,我国各个城市周边的农村地区乃至全国所有农村地区,实际上也为我国的城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着绿色空间与生态支撑。这是城市发展的内在之需,是振兴乡村的原本之理,是现代化强国建设的现实与长远之道。乡村振兴是国家振兴的重要内容。城市振兴与乡村振兴缺一不可。

乡村振兴是相对于农村衰落而言。农村衰落主要表现为农村居住人口过度减少而导致所谓“空心化”现象,同时伴以居住人口和农业从业人口“老龄化”现象。由于目前尚缺少对农业就业转移以多少为“适度”、何种状态为“过度”的研究,还很难精确地描述出我国不同地区农村人口外流的“过度程度”,只能根据对案例和现实观察的经验做出判断。但是,即使仅以村庄的空心化和务农人口的老龄化作为“过度转移”的主要标志,也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假设,即实现乡村振兴的基本内容和主要标志之一,是乡村地区保持一定数量的人口规模,其中保持年轻人口占有一定的比例。如果这个观点成立,那么是否可以认为乡村振兴至少应包含以下内容:一是振兴乡村社会,即改变留守农村地区多数村庄的人口只剩老弱妇幼的结构,使农村重新焕发出年轻人的活力。二是振兴乡村产业,特别是那些承载乡村功能、能够容纳更多年轻人就业的产业,主要是农林等绿色产业以及为便利宜居、休闲等服务的产业。三是振兴乡村文化。乡村文化是传承历史传统并植入现代基因而形成的地方特色突出、乡土气息浓厚的文化。悠久的乡村文化是从古代到近代直至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时期的文化,包含农业耕作文化、村巷建筑文化、庭院居住文化、饮食文化,丰富多彩,引人入胜。所谓“留住乡愁”实质上是留住奔乡愁而来的人。有人才、有文化的阅读欣赏与坚守传承。四是振奋乡村精神。乡村原本的主体是世代居住在那里的农民。农民所从事的农业其实是专业技术知识含量极为丰厚的职业,从事农业的农民是十分勤劳、充满智慧的群体。尤其在当代社会,职业农民已经成为田园、山水、森林、荒野等大自然的最忠实的守护人。所以,农业理应是受人尊重的职业,农民理应是受人尊重的劳动者。农民的职业自信是留住乡村、坚守乡村、振兴乡村的原动力。

三、乡村为何能够振兴

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本来意义就是一个解决城乡关系问题的过程。但就工业化和城镇化作为自然过程而言,其结果可能并非缩小,反而扩大了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要使这个自然过程能够达到缩小城乡差距的效果,就需要植入政策干预的“变量”,才能缓解差距扩大,从而解决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不充分、相对落后于城市而导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一直把建设新农村作为工作重点。党的十六大提出过“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方针,十七大提出过“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的重大历史任务,十八大将城乡一体化提升到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的空前高度。应该说,在我国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并在10年前被确认为重大历史任务的“城乡一体化”用语及其所内含的体制机制体系,实质上就是解决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被拉大的城乡差距问题的根本途径和有效对策。十九大报告在即将达到的2020年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的阶段性目标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进入城乡关系变化新时期旨在走向最终消除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公平的新目标。实现这个目标最重要的战略导向,就是建立完善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支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要素配方式。这是确保我国乡村从走向衰弱到走向复兴的最重要的因素。

从城乡一体化到城乡融合的提出,体现了也适应了在城镇化达到一定水平条件下的城乡空间关系变化的趋势。城镇化的历史过程不仅仅是一个在一定阶段内从事农业和居住农村的人口向城市地区流动的向心聚集过程,在一定阶段、一定条件下也会出现城市地区的人口从中心向外围、从城市化地区向非城市化地区离心疏散的流动过程。前种疏散有时被称为“郊区化”现象,后者疏散有时被称“逆城市化”现象。这两种疏散现象都是进入较高城镇化水平时的阶段性现象或趋势。对于这类现象,学术界做过多种多样的解释。从根本上说,这是对“城市病”也是对“农村病”疗愈的市场经济方式。尽管各国在这种趋势下所采取的对策、所走过的道路各有不同,其结果是:在农村地区从事农业的人口不断减少的同时,居住人口却不发生成比例的减少。换言之就是,在农村地区居住的人口中,从事农业的人口比例出现不断下降。这样,传统上以农业生产和农业工作者居住为主的“农村”,就逐步演变成为产业多样化和居住人口职业多样化的“乡村”,传统上较为单一性的农村功能也逐步演进成为具有农业和其他产业的生产功能,也具有宜居、休闲、生态等多功能的乡村。产业、职业以及功能的多样化,导致了在之前阶段似乎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的农村社会,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

总结先行国家的这段历史可以发现,在许多国家出现过的这个过程并非都以在农村地区的聚居点兴办产业为起点,而首先出现的往往是“居住的疏散化”。以居住为先行的疏散化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带动了各类公共服务的疏散化,即由居住人口增加带动零售业、批发业等生活服务业兴起,并在逐渐导致制造业乃至总部疏散化的过程中,保持了这些地区与中心城市居住区同等的公共服务水平。可见,改善乡村居住与生活服务条件的意义和作用,绝不亚于发展产业。从这个意义上看,我国最近十余年在新农村、美丽乡村、小城镇等建设中不断改善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也同时正在创造着城市资源或要素外向流动的物质基础。随着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均等化和优质公共服务区域配置均衡化,随着城乡多方面生活条件差距逐步缩小,乡村振兴也将具备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有利的条件。

四、对乡村如何实现振兴的讨论

实现乡村振兴,首先需要正确把握现阶段城乡人口流动态势的判断,转变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阶段偏重于促动人口从农村流向大城市地区的指导思想。历经新中国成立近70年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加速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但是近年来凸显出一个观念与实践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是统计的人口城镇化率还只有百分之五十几(有研究者以进城农民享受服务程度不高为由,甚至提出应以更低水平来估算我国的人口城镇化率),在这个城镇化水平上,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就业转移理应方兴未艾;另一方面人们看到的却是农村衰落的真切现实。这种现实与继续“大规模转移”的城镇化率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究竟是人们的眼睛出了毛病,还是数字和观点出了偏差?本文认为:不应以统计的“人口城镇化率”为依据去判断我国城镇化发展阶段淤,不应以欧美国家种养业的从业比重作为我国农业从业人口减少程度是否“到位”的标示。应从我国农业结构与功能的国情出发来考虑农业人口的存量目标;应从农村已经普遍出现老龄化、空心化的现实情况出发,将快速工业化、城镇化阶段以“促进农业劳动力就业转移问题”为主的指导思想转变为工业化阶段后期乃至工业化后以解决“转移后问题”为主的指导思想。在继续帮助农业人口适度转移就业、并解决转移就业农民市民化问题的同时,更加注重解决农村的人口怎样“留住”、怎样“进入”、怎样留得“舒心”、怎样“入”得“流畅”的问题。通过“留”与“入”,促进乡村的稳定、繁荣与复兴。如果将指导城乡关系的观念停留在继续鼓励从乡到城的大规模人口转移,延续对“空心村庄”的拆并,很可能就会使已经出现的“过度转移”雪上加霜,势必导致农村更严重的衰落、萧条甚至凋敝。

实现乡村振兴,需要坚持“以农为本”发展乡村产业的方向。自15年前开启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大转变以来,农村过去主要靠乡村集体自我供给公共服务的做法已发生了根本改变,过去曾出现过的那种“村村点火冒烟”现象借以存在的基础已得到了根本扭转。这种转变为农民聚力务农创造了必要的制度条件。但是由于多种因素制约(特别是相关领域的政策和改革尚未到位),多数农业的经济效益低、务农的经济收入低,包含相对复杂劳动因素的农业劳动难以获得相应的必要报酬,因而年轻人(特别是小农户)务农积极性不高。根本改变这种状况需要从科学技术、政策措施、体制机制等多方面着力,推进农业产业链条现代化。同时,应在农村地区大力发展各类生产性、生活性服务业,尤其是有助于发挥乡村宜居、休闲、康养等功能的产业,发掘乡村集体和家庭积累财产的“金山银山”,让乡村居民更多地获得不动产经营收入。

实现乡村振兴,需要在发展产业的同时更加注重并加强农村建设,按照农村优先发展的要求对国民经济分配格局做出重大调整,更快地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存在的各项短板,改变农村生活条件长期落后于城市的状况。应解决的一个认识问题是:在城市地区(特别是大城市地区、特大城市地区及其中心城市)已经长期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地区的条件下,在城市建设应趋于成熟的条件下,是否应保持城市地区发展建设相对稳定,是否应以保持城市相对稳定来适当抑制投入不断加密、设施反复改造、景观过度美化等投资冲动,以节约空间留出未来发展的余地,以节约财力增大投向乡村的份额,以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来促进加快乡村建设,以集体土地上建设城镇的自主城镇化道路来减少城镇化的经济成本与社会矛盾,从而缓解农村人口继续向大城市地区过度流动的盲目性。应解决的另一个认识问题是:对现已“空心”的大量村庄应如何规划建设?目前的一种做法是实行因空而拆、见空即拆,究其理由实际上是以农村将继续衰落的预期作为规划建设的依据。在新的条件下,是否应有一部分村庄须以慎重的判断对待空心村、空心房的处置,是消极被动地拆房腾地,还是着眼长远、积极主动地考虑新的对策,是亟待研究的现实问题。

实现乡村振兴,需要进一步形成并不断完善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改变过去主要由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的局面,创造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相互融通的新格局。实现乡村振兴固然需要激发农村内部的动力和积极性,同时也需要更加开放地吸引吸纳农村外部的资源。值得反思的是:多年来对解决三农问题所做的大量研究虽然有力支撑了三农问题的解决,但是在不断提高农业发展水平、农村建设水平、农民收入水平的同时,却未能预见、未能防止、也未能扭转多年以来许多农村地区实际上处于持续老龄化、空心化甚至衰落凋敝的局面。实践与理论如此大的反差,是否促使富有农村经验的研究工作者在“乡村振兴战略”研学中进行一些新的反思,从“跳出农村看农村”当中更多地找到实现乡村振兴的新资源、新动力、新理念。

[责任编辑:谭红朝 PF009]

责任编辑:谭红朝 PF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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